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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设公共资金效率评价平台?

发布日期:2015-04-24    浏览次数:1944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要推行决策、执行、管理、结果向社会公开,让公共资金和权力在“探照灯”和“摄像头”下运行,向老百姓交出一本能看得懂的“明白账”,这一思想觉悟在政府工作中达成广泛共识。

我国的公共资金支出十分庞大,政府部门作为公共资金的受托管理者,对公共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向社会公众负责。要实现了财政投资决策在阳光下运行,必须在决策前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了各基层财政单位及省直有关单位的意见,集中各方智慧。决策中,严格按“三依三公”要求进行,确保评审活动的科学规范,从根本上杜绝了“条子工程”、“人情项目”。决策后,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符合政务公开要求,接受社会监督。要当好公共资金的“守护者”,必须加紧建设公共资金评价系统,确保公共资金节约、合理、有效使用,推进宏观调控政策落实和制度完善,为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提供有力保障。对此您有什么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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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彭杰2023-08-17

钱理群赞同这样一个对大学各类职称的评定标准:“正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所创新,并开出一条像样的道路,有人选择并跟进这一条路。副教授的资格是,在你的学术领域有公认的贡献,并保持着水准以上的质和量。而助理教授的资格则是,在你初出茅庐之际,一定表现得有活力、有潜力,让人觉得假以时日,你会有贡献也有创新。”我觉得这个标准很好,但有些过高过严,因为它过于强调创新。相比之下,我更认同这样的说法:一流学者搞研究,二流学者搞评论,三流学者编教材。这个说法的好处是更富有包容性,更加客观地反映学术共同体中的分工情况:有生产者(原创性和开拓性的工作)、有质量监查者(评价),有传播者(讲授或应用)。 目前我国学术存在一个严重缺陷就是过于重视创新而忽视评论的价值。由于缺乏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评价体系,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难以明晰,原创性的成果打不上个人标记,抄袭剽窃等学术不端现象多有发生也就在所难免。(作者李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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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虎ft2020-10-12

与科学研究的根本价值背道而驰。我们国家现在的研究大致分几类:偏基础理论的研究,偏应用基础的研究,面对工程的技术开发。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的。 就说基础研究吧。基础研究属于科学部分,它是以探索真理为终极目标的。我觉得基础研究可以和艺术类比,就是说它真正的价值就在于:以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自然界,以不同于别人的思路来理解这个世界。换句话说,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倡导创新的精神。就像艺术,它也有不同的形式和载体,但它真正的价值应该体现在去创造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这个过程本身。与此类似,基础研究的价值就在于,我只是去做这个创造,并不在乎我最后能创造出什么,但是我是在试图与你不同——我不是给谁拍马,也不是去给别人抱大腿。 与众不同,这本身就是对一个民族精神内涵的丰富。假如说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崇尚——我就是要做不同的认识世界的这样一个人的话,这个民族的希望就来了。在我看来,追求“与众不同”才是科学真正的价值。 如果从实用的角度看,基础科学的研究短期内没有任何真的用处,它就是通过创新得出来的结果,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自然本身,从而提升民族的整体素质。所以说,基础研究应该是个品位问题,绝对不能说拼数量、靠模仿。假如说靠模仿、以数量取胜,就脱离了它的本真。 但是,我国现在所有的考核评价体系,是不鼓励你去往这个方向上走的。我们也口口声声说创新,但创新的标准,是看谁发表的文章多。 我多次作过自然科学基金的评委,也当过学科组的负责人,在评审的时候,说来说去,大家最后还是看你发了多少文章、文章引用数这些东西。我们的国家科技奖,每年都兴师动众、请数千名专家评来评去。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不用找我们这些科学家评,你就从中关村找几个三年级以下的学生来评,评的结果肯定会和我们评的高度一致——不就是数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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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FD2020-09-27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在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对于创新的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损伤。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不能老想着做出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因为有好处的事情都是根据既往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而创造性是要打破既往的约束,开拓出新的东西,所以功利心太重了不可能做出非常好的创造性工作。 而这一点也是中国的文化比较欠缺的一部分,我们功利文化的倾向实在太重了。我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荣誉头衔,其实就是人为制造的一种科学界功利系统。一些发达国家科学的发展中也有荣誉系统的存在,但它是科学共同体自发组织起来的。打个比方,西方评奖走的不是申报制度,没听说需要哪个诺奖得主先填写一张申请表。而中国的奖项基本都要事先申报,是求出来的,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人格侮辱,因为申报本身就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了功名利禄之徒。 而且申报往往还会造成浮夸的风气,就是自己吹自己,科技界和学术界也有很多例子,一些造假的事件不就是这么来的吗?明知是假的也要吹,吹着吹着自己就当真了,最后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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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CSD2020-07-09

清华教授吴国盛:科学家共同体要呼吁科学文化,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也慢慢养成了准官僚化的配置。 比如院士成了学术资源的主要提供和接受方,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焦点。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院士手上的钱用不完,天天想着怎么花钱,而年轻的科学家找不到钱,没有钱可用,共同体内部需要一些机制来变革。 当然,国家这几年也在做出改变,像中国自然科学基金这个机构做得就不错,它有一整套匿名评审机制和同行评价制度。 国家应鼓励这样的自我调整,而不应该不闻不问,甚至是打压,总之,科学家共同体内部要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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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dhnb2018-12-28

从2005年到2015年,日本这十年的科研经费平均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居发达国家首位,而2016年美国为2.8%,约4650亿美元。日本比美国投入比重还要高!步入科技大国的行列。 即使是在20世纪最后20年,面对着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严峻的经济形势,日本政府也依然不吝啬于科研投入。 但是,绝不只是足够的科研经费那么简单。 在日本,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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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静2015-12-18

相当于100多个西湖大小的土地被闲置、两个地级市就有2万多套棚改新开工任务虚报“凑数”、数百亿元财政资金趴账上成“瞌睡虫”、24个省、区、市的249人因懒政怠政被问责……  为祛除这些政治生态中的“常见病”,从政府主导到第三方参与、从全面到专项、从检查到督查,2014年以来,督查已成为中央督促重大项目落实、重要部署落地的“杀手锏”,而其中暴露出的懒政怠政问题更是触目惊心,直指部分干部“只想当官不出力、只想揽功不担责、只想谋权不舍利”的“偷闲”状态。 年底是既定任务的交卷期,更是来年目标的谋划期。“十三五”开局之际,各级干部该拿出怎样的精气神儿,直面爬坡过坎难题,让改革发展举措少打“白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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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若琳2015-11-11

近日走访西部一个县,发现一些项目资金早已到账,工程却迟迟不动,大量财政资金趴在账上“睡大觉”。这是为什么呢?当地领导道出实情:当前财政资金审计严格,纪检监察甚至检察院都全程盯着,一些干部感觉四周都是摄像头,没以前自在,嫌“麻烦”,怕“引火烧身”,所以宁愿拖着不上项目。 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大多涉及改善民生、公共服务等,社会急需、百姓急盼。过去,项目就是政绩,大部分干部总喜欢哭穷要钱;现在紧箍咒多了,有的干部觉得做得多错得多,于是放下担子原地打转,看着挺忙就是不动。 从严管理资金,本是回归正常。要求严、盯得紧是一种爱护。有了资金支持,就要加足油门,切不可嫌麻烦而自踩刹车。遇事先打小算盘,造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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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吉洲2015-09-02

与一些地方财政资金紧张不同,深圳财政资金十分充裕。深圳今年上半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二成多,达1409亿余元,总量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仅在上海、北京之后。增速居全国省级财政第二位,其中税收收入实际所占比重达9成。但有钱的深圳也有烦恼,居然是花钱压力大,花钱比较慢。 地方一般预算收入是由国家支配的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包括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包括专项收入、罚没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等。但上半年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整体偏慢,支出实现934亿余元,仅完成全年预算的26.9%。经过测算,也就是全年预算支出约为3472亿余元,还有2538亿余元的预算支出需要在下半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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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海英2015-08-21

来自财政部的数据显示,去年全国一般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以8.6%的速度创下23年来新低,首次进入到个位数区间。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副主任张德勇分析,除了营改增等税制改革的因素影响税收收入,财政收入增速放缓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增速的放缓。 保持了长达23年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处于下滑的趋势几乎无以避免。因为其增长与经济的增速有着因果关联,当经济处于高位增长时,财政收入也会同步而行,反之则会处于下降空间。假若经济的增速下滑而财政收入逆势上涨,那只能形成对社会财富的挤压,既不符合其内在统一性也始终难以为继。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的状况下,对财政收入长期过快增长,并因之形成大手大脚习惯的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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