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阿克罗夫1970年发表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的文章，说“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可以令市场萎缩甚至消亡。此后，“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了经济学的热门概念，更是现在市场经济的普遍存在。
俗话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在商场林立、网购盛行的新时代，由于信息不对称，卖方可以控制产品的质量，要么提供高质产品以求高价，要么低质产品以求低价，买方用什么样的价格购买才合适，无从知晓，也无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交哪种产品，所以货比三家还不一定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在经济市场化、人口流动化的陌生人社会，由于信心不对称导致的“信任荒”，成为一种坚硬的现实。要让市场健康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打破信息壁垒和人为的“藩篱”。世界上有没有药方治理信息不对称，请发表您的高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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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今后将无生意可做。传统社会的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这就造成“供给”和“需求”始终是错位的，因此出现了一批商人去对接他们，并从中谋利。而互联网搭建起的商业基础会越来越完善，今后两者可以随时精准连接。所有的中间环节都没有了，赚差价的逻辑也就不存在了。“经商”一词需要再定义，传统商业思维彻底落伍了。
(0)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全球在应对这个新型病毒的侵袭时，因为知识不足，做出了不少错误的判断。 在疫情初期，对病毒的严重性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获得人传人的证据之后才被迫做出武汉封城的决定。 但同时也因为认知不足，人的见识有限，影响了我们应对病毒的策略。东亚地区有“非典”的惨重教训就极为重视，西方民众对新冠病毒的认知则不同，完全放任。 我们的见识常常受限于我们的生活经历和环境，但我们不可能亲临其境去认知每一件事物，因此获取全面的信息就变得至关重要。 不幸的是我们因防火墙无法获得客观的信息，因处在同温层里拒绝不同的信息，更不要说我们因缺乏透明度难以接收真实的信息。
(0)从本质上来说，谣言是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一种群体极化（group polarization）现象。 所以，我们很难彻底根除谣言。 可以说从人类形成社会，谣言就开始传播了。只不过因为信息化技术的进步，谣言的传播速度得到指数级提升，由谣言带来的后果也愈发严重。 例如在武平三年（公元572年）就有百姓在都城传唱儿歌，导致北齐后主高纬深信大将军斛律光企图谋反篡位，下诏将其满门抄斩。 近年也有日本福岛核泄漏时，传言加碘盐能够抗核辐射，大家集体抢盐的事件，导致偌大中国，竟无“盐”以对的状况。根据奥尔波特与波兹曼（1947）的经典解释： 谣言=（问题重要性×证据模糊性）÷公众批判能力 简单解释一下，从近期的谣言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基本都是关于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的，这就体现了谣言公式中的“问题重要性”。 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作为一种高传染性、有致死率、未知的疾病，是一个可能危害到自己及家人生命的重大问题，自然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而现今既无有效治疗手段，家庭也缺乏必要防护物质，于是就催生出口罩如何反复使用，酒精、板蓝根可以预防肺炎等谣言。另外，这些谣言也夹带着一半事实，想要证伪没有专业知识又极其困难，这也就是“证据的模糊性”。 例如，“大多数病毒是耐冷不耐热——在55℃—65℃的温度条件下半个小时可以杀灭绝大多数病毒”这是一个科学常识。 由此也被网友开发出电吹风消毒，受到广泛传播。双黄连也是一个案例，上海药物所证明它对病毒有效很容易，可是要证明它无效可就难了。可见谣言的出现不仅仅是偶然，而是一系列因素系统作用的结果。 因此，想要在谣言漫天飞的环境中保持自我，就需要依靠大家的判别能力了，常言道“谣言止于智者”。
(0)从互联网诞生的那一刻起，这个世界的规则就注定要被改写。 从2003年开始，中国就在逐渐进入电子商务时代。此时社会的“生产”方式依然没有变，但是“消费”方式发生重大变化。 这时各种第三方电商平台产品（包括价格、质量）在你面前呈现的一览无余，它彻底撕裂了“人为”和“区域”制造的差价信息，再加上交易的信息化和物流快递的发展，商品流通的却更快了。 而此时中国实体店30年的发展，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于是一大批单纯靠“信息不对称”来赚取差价的店家被淘汰了。 然而，一批人倒下，就必然会有一批人站起来，这是铁律。而且当时开“网店”是免费的，成本几乎为零。于是第一批从“实体店”转型到“网店”（最初的淘宝店主等）的人，都是最懂这个时代的人，理所当然的收获了财富。 由于电子商务不受现实空间限制，所以很容易产生边际效应（即：产品销量越大成本越低），所以很适合“单品海量”的产品，商家们最喜欢的就是“爆款”产品。 此时还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由于第三方平台主导着流量和排名，“卖方市场”迅速变了“第三方市场”。“谁主导市场，谁就在分钱”，这也是个铁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商家并没赚多少钱，却把阿里巴巴、京东等第三方平台养肥了。 但是电商时代的商品都是大同小异的，消费者比价太容易，导致价格战越来越激烈，“网店”只有不断的促销、刷单才能产生交易量，所以“网店”的成本不断攀升。 最终，电商又把大家带入了价格战、同质化的怪圈。 此时还有一个变化在发生：由于产品一直还在加速生产，已经由“短缺”步入了“饱和”阶段。当消费者的选择余地越来越大，必然开始挑三拣四。这也就意味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又将发生了！
(0)互联网让世界狭小，便捷的信息交流和反馈减少了信息不对称和中间渠道。人和人、人和企业直接对话，商品按人的需求设计，走向个人化、定制化和特色化。对话、交易和生活不再被地理分割，在网络平台上随时进行，自由、开放、共享让经济完成了去中心化。
(0)未来，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那是一个三无的世界：无生意可做、无工可打、无缝可钻。所谓无生意可做，旧世界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导致社会的“供给”和“需求”始终是错位的，这就需要“生意人”去对接，并从中谋利。而在新世界里，互联网把信息变的对称，使“供给”和“需求”精准连接。“中间环节”和“赚差价”都不存在了。所谓无工可打，旧世界遵循的是大工业逻辑，有的人只需要执行命令并不需要承担结果。这就是打工的本质。而在新世界里，个体开始崛起、公司开始平台化，你必须主动思考和去解决问题，并发挥特长为社会创造价值，否则你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所谓无缝可钻，在旧世界里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导致每个行业都有潜规则，这让很多人可以通过不正当途径获得灰色收入。而在新世界里，法律、法规变越来越完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每个人都应该适应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展开活动。归根结底，在旧世界里，每个人只需要是一个“价值传输点”；而在新世界里，每个人必须是一个“价值放大点”。
(0)现实世界中，同样存在买卖双方对商品信息了解不一致，即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消费者了解商品质量，卖主不了解消费者偏好，现实世界中，绝大部份商品属于此类。此类信息不对称可以通过销量多少显示买家偏好，比如女性公厕、CD等，卖家主要依靠销量赚钱。另一种是卖家知道商品信息，而消费者不知道。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方便的质量显示与保证方式，那么，卖家就有提供假冒伪劣产品的动力，消费者出价会较低，市场规模会较小，甚至会消失。现实生活中，商标、品牌、商誉、专家、质量保证书等便是显示与保证商品质量，降低消费者质量考核困难，，降低消费者质量考核困难，促使买卖顺利进行的手段。这种条件下，卖家主要依靠提供便利的质量保证方式赚钱。
(1)“扫货”成为中国游客的特征之一。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2015年春节期间，日本一些店铺为吸引中国游客，贴上了倒着的“福”字。据日本政府统计，来日本的外国人中，中国人购物行为最突出，最新的数字是人均消费近14万日元（约7346元人民币），这个数字远超人均消费2万日元的韩国人。 中国人境外购物如此火热，与中国境内进口商品价格偏高密不可分。 一、肥水逼入外人田 美国某知名品牌的眼部精华霜，中国官网售价为560元人民币，美国官网售价为58美元（约合363元人民币）。 更为典型的是法国某知名品牌经典款的中号手袋，中国官网售价为965
(0)党政部门出产的文章相互雷同，常有发现，这两天又发现广西梧州市、西安市新城区、新疆沙湾县三地纪委网站上介绍工作的文章雷同。一切文字，雷同都是大忌。学术上、文学上，剽窃抄袭是大耻，即使不惹出官司，声誉上都会一败涂地。机关部门之文别具一格。古今中外，“公文”都迥异于个人作品，有制式、讲规格，重规矩一致、治事有效，而非求风格鲜明、文字独到。官式文书尤其讲究清晰切实、准确权威。因为每一文书面对的事情并不一样，每一部门和机构工作状况也不一样，官式文书一旦切实准确，也不会雷同。世风丕变，一段时期以来，“文章一大抄”似成某些弄文者的信仰，复制粘贴几成写作效率的法门。抄袭从是非问题变成了“只看会抄不会抄”的技术
(0)众筹有两层定义，第一层定义是“大家一起来谋划一件事情”，众是众人的意思，筹是筹划的意思，这是一个广义的定义，很多时候讲众筹都是广义的定义。还有一个狭义的定义，比如说产品众筹、股权众筹等，是利用互联网公开募集资金并给予回报的一种模式。 众筹符合中国的熟人社会、圈子社会的特征。古代的众筹很多，比如说要建一座庙，和尚去各家各户化缘，寺庙建成后大家一起使用寺庙。这就是寺庙的众筹。类似的众筹还包括古代办婚宴，左邻右舍会送份子钱，这样结婚的人得到了第一桶金，很多人拿这个份子钱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创业，这就是早期的婚宴众筹。总而言之，我们说广义众筹的核心是协同合作，“大家一起做”是众筹的精髓。
(0)社会治理是一个国际性实践课题。那么，世界上一些国家的社会治理（社会公共服务）主要采取什么样的供给模式？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在社会公共服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国外在社会治理实践中贯彻了什么样的理念和要求？社会创新有哪些新的趋势？这里，对此略作介绍。 一、社会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模式 社会公共服务供给是国外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实践形态。国外在社会公共服务中采取的供给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政府主导模式。即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主要角色。这主要体现在：一是政府直接生产公共服务。二是税收减免或税收支出，即地方政府为实现一定公共目标而采取的激励措施。例如，美国政府通过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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