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各国人民希望政府体系透明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为如此，不仅能让公众监督政务，可以更好地促进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促进防范腐败，而且群众会对这样的政府才能放心，并产生亲切感与信任感。
政府体系若透明化，民众便能很好地监督政府，民众才能真正对政府工作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话语权，才会真正知道政府在为民做什么事，知道政府实施的民生工程项目的进度和形象，政府才能真正监督群众工作。政府体系若透明化，实现政府行为的信息公开，才能取信于民，体现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体现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而且，政府若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对政府工作本身也大有裨益，因为群众会指出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政府才能及时整改，以此同时，对政府工作人员也能够增强责任感、事业心，对工作产生压力和动力，只有务真求实，政府的工作才会完成得更好。那么，各国的政府体系是否能透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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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一场史无前例的病毒大流行正向全球各个角落冲撞，死亡笼罩着这个星球。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其中多少人祸是可以避免的呢？ 封口vs封城：围绕着这场人道危机的争论焦点从一开始就从这里展开。如果没有发生“封口”事件，新冠肺炎的蔓延是否会有另一个结局？我们无法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至少不会如此惨烈。 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如此发达的国度，为何依旧无法实现一个开放社会所需要的基本条件；一个自信的社会为何难以拉响危机来临的警报声。 而这并非个别和单一现象，这有如隐藏在我们社会中的毒瘤和顽疾，总是如此粗暴地压制善意的提醒和批评。 在危机抵达临界点之后义无反顾的“封城”行动，尽管惨烈，却也是迫不得已的孤注一掷，但我们并非事事都一定要以牺牲个体的代价来实现宏大的目标，文明是体现在对每一个生命的关怀上的。 “封口”可以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全球失去信用和信任，即便在“封城”的巨大牺牲之后，受感染和死亡的官方的数据还是被质疑。 扪心自问，为何中国常常成为这类被怀疑的目标与对象？一个真正开放的社会，和一个透明度高的社会，一定可以勇敢地面对真相并向大众提供真相。所幸，在疫情重击下，中国也出现了难得一见的媒体松绑现象。 另一方面，西方也常常从固有的认知出发，用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 在这场抗疫中，与东亚各地在武汉“封城”之后迅速进入作战状态完全不同，欧美各国不仅负面看待中国的“封城”行动，而且没有从中国的“封城”行动中嗅出危机的严重程度。
(0)信任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信任是指对他人的言说、承诺和行为持相信的态度，是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结果，是一方给予另一方的信赖。政府是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管理的公共部门，公信力是其宝贵的执政资源。政府科学制定、有效执行公共政策，离不开公众的信任。
(0)透明政府是指政府管理过程中的信息的公开性。特别是在危机管理中，通过公开透明，不但可以减少政府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公职人员渎职的可能性。
(0)从2008年5月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到2013年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题部署,再到中办国办联合发文,信息公开工作不断提速,新闻发布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然而,仍有一些地方和部门,事件发生后不是主动地回应舆论关切,而是想方设法拒绝公开信息,要么念“拖字诀”,试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么搪塞公众和媒体,甚至动用公权力“捂盖子”。
(0)改革、法治，创新、发展需要创设两个环境：一是政府和政府官员依法办事、干事的环境，二是人民群众积极创业、创新的环境。这两个环境都有赖于政务公开营造和成就。只有有了政务公开，政府和政府官员处在人民群众的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之下，他们才不敢懈怠，才不敢乱作为、不作为。只有有了政务公开，人民才能不仅知政，而且能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从而他们才能信任政府和政府的政策，才会对创业、创新产生信心、热情，才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局面。
(0)信息只有公开才可能实现真正的简政放权，实现真正的监督，否则简政放权的监督就无从谈起。比如各类产业专项资金，2015年深圳各类产业专项资金规模155.35亿元，规模过大。先且不说资金的使用效果，就现行的专项资金项目设立、审批和监督由同一部门负责，权责定位不合理，就有可能导致腐败问题。曾惹怒过李克强总理的“处长权力”，现实中的案例也不少，根本原因在于小处长的行政审批权力大。实际上，对改革的真实情况，及改革遇到的真实阻力等，公众很难掌握，也有无从对改革进行参与和监督。一方面，公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从没得到鼓励和培育，公共意识在削减，力量积弱。另一方面，改革在政府内部闭环进行，失去公众监督的改革，力度能进行到何种程度，令人存疑。所以，民间智库改革方案又提供了另一重价值，那就是可以对比出政府主导的简政放权方案程度如何、力度如何。有这个参照，公众心里才有数。而另外一方面，民间智库起草的改革方案，“削权”力度比较大，这也会给政府主导的改革造成一定的压力，从而加大改革力度的砝码。
(0)我认为要继续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规范行政审批行为、改进行政审批工作；改善和加强政府管理，加紧梳理政府职权和修改法律法规，建立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创新监管机制和监管方式。进一步优化政府服务，全面实行政务公开，推广电子政务和网上办事，为人民群众提供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履行好政府保基本的兜底责任。
(0)利用数据开放来打造政务公开的“升级版”，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不同方面的问题：除了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向公众开放之外，另一个亟待破解的难题是各个部门之间由于条块分割造成的“信息孤岛”效应。 这种政府内部各部门信息之间壁垒森严的现象称之为“数据烟囱”，意为一个部门一个“烟囱”，“烟囱”与“烟囱”之间互不连通，而且在缺乏顶层设计和统一规划的情况下，信息化越发展就越容易固化这种部门分割的“纵墙横路”。如今许多普通民众在不同部门之间来回开证明的遭遇，以至于“我妈是我妈”式的奇葩证明，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部门数据割裂造成。
(0)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10条“干货”【大目标】——到2020年,政务公开内容覆盖权力运行全流程、政务服务全过程。【实行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实行重大决策预公开制度,在决策前应向社会公布决策草案、决策依据,广泛听取公众意见。 【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各级政府要根据各自的事权和职能,推动执法部门公开职责权限、执法依据、裁量基准、执法流程、执法结果、救济途径等,规范行政裁量,促进执法公平公正。 【公开民生资金等分配使用情况】——重点围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对象、扶贫资金分配、扶贫资金使用等信息公开力
(0)日前，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编撰的《2015年财政透明度报告》对外发布，这已经是该机构对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状况进行评估并发布的第7份财政透明度报告。报告显示，中国省级政府透明度平均得分虽然“小幅稳步攀升”但“仍处于低水平状态”。值得注意的是，报告肯定了广州财政信息公开的积极探索，认为2009年以来，广州从部门预算公开破冰，到细化公开“三公”经费与会议费，再到公开非税收入，在财政信息公开进程上领跑全国。一份由学术机构编撰的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历经七年的资料积累，相较2015年的年度数据而言，可能这七年间的各种变化、细微演进以及地区差异，会更立体地展示出省级政府这个央地权力衔接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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