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又频频爆出儿童遭性侵的事件，每每看到这样的噩耗之后不仅仅是痛心疾首，更多是对法制社会的思考，对妇女儿童保护法不健全如何推进它健全的思考，对社会家长教育监护、留守儿童等问题的思考，对犯罪分子的信息公开和量刑过轻实施化学阉割的呼吁，失望的是至今没有看到关于此类事件的处理结果。儿童性侵害会对儿童产生哪些影响？如何防止儿童性侵害的发生？家长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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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除了学校和监护人最大限度负起责任保护孩子之外，还要加强普法宣传，把法制宣传教育深入到基层，形成全社会关心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司法部门应加大打击力度，形成打击合力，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此类犯罪的发生。
(0)我们无法真实计算出受侵害儿童的负效用。性侵犯罪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往往是终身不可逆的。儿童身心受创后留下的阴影可能会伴其一生。有些受害者出现精神分裂，甚至在绝望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例如，2017年7月，林肯公园主唱查斯特·班宁，从7岁其开始长期受到性侵，深陷抑郁，最终自杀身亡。 儿童保护专家龙迪经过大量的案例调查发现：“在悲剧发生后，人们更多的是对施暴者的谴责，却忘了真正需要帮助的，是孩子和他们的家人。”“如果没有周围人的理解和关怀，那种挥之不去的羞耻感和无助感，将伴随他们的一生。” 可悲的是，她们常常得不到社会的帮助，反而社会的歧视给他们带来更大的伤害。 在印度等一些国家，被性侵的受害者反而成了“罪人”。在中国，受害者也常被冠以“见不得人”的卑微之名。现实的案例中，一些受害者及父母勇敢地站出来指控罪犯，即使正义得以伸张，同村人、周边人都将受害者家庭孤立，使后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社会歧视、排挤及偏见，给被性侵儿童及家庭造成严重的“二次伤害”。 所以，性侵儿童带来的负效用具有极强的杠杆效应（乘数效应），它带来的家庭伤害、社会成本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或许一个孩子被性侵造成的社会成本，远远大于100个经济犯罪。儿童遭遇性侵的负效用是无法准确衡量与比较的（序数效用论和基数效用论的弊端）。 意大利犯罪学家凯撒·贝卡利亚说：“犯罪的真实尺度就是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其中，包括二次、三次伤害以及乘数效应带来的社会成本。 所以，保护儿童不被性侵，国家、社会、学校及家庭都应该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正如避免杀人犯罪一样。
(0)1959年，联合国发布的《儿童权利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儿童应受到特别的保护。 1989年，联合国发布的《儿童权力公约》明确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不论是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 该公约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 落实到立法层面，欧美不少国家都加大了对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惩罚力度。 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社会控制》（1901年）一书中提出了“社会控制”——减少越轨、犯罪行为，维持犯罪社会秩序的重要机制。 心理学研究发现，性侵儿童犯罪矫治难度大，再犯率较高。现实中，很多性侵罪犯刑满出狱后依然二次或多次实施性侵犯罪。所以，欧美国家对性侵儿童的罪犯，施加更加严格的社会控制惩罚。推动这一改变的正是一位受害女童的父亲马克——《杰西卡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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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开始以后，我被调到北京部队的写作小组。那是中国人“倒过来”走路，以头脑支撑身子的时代，意识形态的位置至高无上，写文章是空前吃香的行道。各部队也都纷纷成立写作小组，拉起一支人马，吃了饭专门写文章。或者歌颂中央的新决定，或者批判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我分在文学艺术这一摊，那就或者评《水浒》批宋江，或者赞颂革命样板戏，文章是写了不少。那是典型的遵命写作，那个时候也没有明白自家的脑袋还要自家思考，顺着上头精神拼凑文字就是，这一年倒还顺利。 “文革”中间，每年元旦，《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所谓“两报一刊”都要发一个元旦社论，等于总结一年，传达中央新精神，展望来年，号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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