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人来说，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它能教你融会贯通、惩前毖后，是学习的源泉，是进步的信心。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历史更是经验、教训、借鉴，是过去的沉淀，是未来的导向。历史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在高速发达的21世纪，为了推动社会发展，现代人需要了解历史，走进历史。走进历史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历史读本，历史读本的规范性决定了后世能否正确了解历史。然而，总有个别国家喜欢背道而驰。众所周知，在过去，日本对我国发动了非正义的侵略战争，然而，其政府在日本青年的历史课本上却恶意歪曲纂改真实历史，将自己所犯下的罪行抹得一干二净，这不仅让中国人民愤怒，也是对世界和平的挑衅，日本应当立即停止这种卑劣的行为。人类能客观公正共同书写历史读本吗？您的看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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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一）全面颠转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认识的定式，构成中国人重新认识世界的第一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国人对反传统进路的明确拒斥。由悲情支撑起来的近代中国世界观，体现在历史观上就是国人的自我彻底否定。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所表白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乃伦理的觉悟”，直接将传统中国的伦理文化视为万恶之源。事事不如人的现实认衰，与精神处处缺陷的观念自损相携出场，将反传统作为现代转变的前提条件。现如今的国家崛起，鼓励论者大胆清算反传统遗产，坚定走出自我作贱的精神泥淖，抛却近代以来反传统的文化负资产，寻求与国家崛起相适应的历史连续性。 第二，国人的历史观发生了重大转变。这是清算反传统思维的必然结果。有人开始表现出一种不再受古代史意识形态和近代史意识形态制约的历史意识。古代史意识形态认定，中国属于封建社会，相比于资本主义社会，处在绝对落后的历史阶段上；近代史意识形态确信，近代中国史是在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奋起反抗的可歌可泣的救亡史。 两种意识形态均设定了中国的落后，因此，只能“向西方寻找先进真理”。当今论者认为，这样的说辞与中国历史真实不符，按照西方人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这部历史从来都很辉煌灿烂，文明印记远比西方深厚。由此可见，中国必须建立起历史的自尊、现实的自信和未来的自许。 第三，中国人的自我定位发生了根本扭转。在“国家崛起”背景下出现的这类论说，重新回到类似古代中国的那种自我圆足、不假外求的思路上，确信中国不仅是一个可以独立自存的国家，而且是一个自古至今承担着人类使命的伟大国度。而且相比于西方国家在宗教上形成的强烈排斥性的一神教，中国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的高级文明国家，不仅没有宗教战争，而且甚少宗教间的敌视。这对陷入宗教敌视、宗教战争与宗教恐怖主义泥淖的人类来说，不啻是一种福音。中国之拯救人类苦难的独当重任，不言自明。这样的历史书写，完全彻底改变了自近代以来中国人自我贬抑的理路，跃入一种高度自我赞扬的新境界。
(0)历史是空洞的建筑，除了年代的时间顺序是自然公认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的记录和书写。这个人是谁？最容易见到的是胜利者和统治者，他们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最多的资源，有大型的写作机器，更有大型的禁止别人写作的机器，他们能迅速地制作自己需要的材料，以最高意志决定建筑的模式，这是一些最积极去占领历史的人，他们需要以对历史的占领确立他们的胜利，圣化他们的统治。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哪里？它不存在，它的面目取决于它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如果只有一个书写者，它就没有什么公正。因此需要众多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尤其是失败者和被统治者的记录。如果说历史有一个本来面目，它本来就该是一个公共的建筑，必得有众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位置观察和记录，才可能使它公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强势者往往侵占和吞噬弱小者的权利，而弱小者由于畏惧往往会放弃自己的权利
(0)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看到了“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看到了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看到了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史/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历史系特聘教授葛兆光。 不似“剑桥中国史”皇皇十余卷深奥厚重，作者甚众，而是继“剑桥中国史”之后最能反映世界汉学最新研究成果、代表世界汉学最高水准，每个断代仅由一人一气呵成，专为普通读者走近、思考和理解中国而作。——包弼德，美国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0)历史是由人来书写的，这实在是历史最大的无奈。那些活得足够长久的人，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那些顾盼自雄喜欢将探照灯光打到自己身上的人，总是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好恶来书写历史。当代史的书写尤其如此。遗憾的是，已经逝去的上世纪80年代，也已在各路史家笔下变得扑朔迷离面目全非。因此，实事求是、从实证主义的角度来发掘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这艘思想之船的龙骨，勾勒出80年代的精神肖像就显得尤为重要。即使放在中国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上世纪80年代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段。因为，改革开放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而80年代的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清道夫，是推动改革开放前行最有力的力量，它记录着改革开放的“心路历程”，因而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据独特地位。
(0)在杜兰特看来，过去的历史都写错了，我们的认识被三大阴影蒙蔽：一是互相矛盾的历史证据；二是历史学家普遍缺乏思想高度，带来了种种偏见；三是爱国心带来了民族和宗教的曲解。他说，“大部分历史是猜的,剩下的都是偏见”。所以，他决心把历史重新写一遍，以严谨的历史结论，思想家的视野，世界公民的身份，从而纠正人类的历史记忆，建立有普世色彩的历史观。 一下笔，就花去了半个世纪。五十年来，他和和妻子阿里共同编写这部世界级的史书，然而，当即将完成时，两人双双患病。在得知丈夫的病情无法挽回时，83岁的妻子选择了绝食。 96岁的杜兰特在手术奇迹般的康复，然而，他最终知道了妻子的死讯，几天后，他也离开了人世。 他们的手稿大部分散失，经历了三次迁移和一次大洪水，终于重现于世。半个世纪苦行僧式的学术钻研，一对灵魂伴侣的殉难式的终身事业，一位伟大哲学家对人类思想的终极探索。 这就是威尔 · 杜兰特夫妇的《世界文明史》，作为“毫无顾忌的英雄崇拜者”，他不屑于纠缠琐屑的细节，而是致力于“为最伟大的思想者立传，解读他们的智慧遗产和生命印迹”。 这部1500万字的巨著，不仅是哲学视角下的人类大历史，也是一部部精彩的故事集、优美的散文集，以及装帧和图片异常精美的艺术品，从书中的任何一页都可以开始读起，每一段都不会让人失望。
(0)《水浒传》作者究竟为谁，至今也尚无定论。此外，《金瓶梅》《封神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的作者，也是众说纷纭。 《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是谁，有王世贞、唐顺之、李开先等50多种说法；被称为《封神演义》作者的许仲琳，我们对其生平一无所知，甚至无法确定他是否编订过小说。 当然，这些有关小说作者的学术争议，丝毫不会影响他们“故居”“故里”的出现。江苏淮安有“吴承恩纪念馆”，江苏盐城有“施耐庵纪念馆”，山西清徐、山西祁县、山东东平都有“罗贯中纪念馆”。至于《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三部书的作者是不是他们，籍贯是不是这里，并不在纪念馆的考虑范围之内。
(0)今天的中国，正在进行着把现代化与10亿级人口规模相结合的伟大事业，始终在“向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西方教科书上的固有模式，而中国的未来也将给现代文明带来更多可能性。正是这种可能性，让外媒用“激动人心”来形容中国的发展；也正是这种可能性，向所有人展现了创造历史的开放性。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在改革发展的宏大叙事中加上自己的一笔，既是在赢得未来，更是在创造历史。过去孕育着“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经验和知识，而未来则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未来的可能性不会被取消，历史更不会被终结。今天的中国有了这样的底气：我们不仅善于书写历史，而且勇于创造历史。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仍然葆有把时间变成历史的激情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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