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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赞成世界人口全球性流动迁徙?

发布日期:2013-08-05    浏览次数:3065

  

     人口的发展变化是受社会经济发展制约的,作为世界人口发展的一方面,国际人口迁移也反映着全球政治经济的变化。请问你是否赞成世界人口全球性流动迁徙例如以色列的青壮年是否可以迁徙到地广人稀的澳洲或加拿大去进行开发。这样的迁徙,有利于减少地区冲突,消除矛盾。请问你是否赞同,或有其他的意见与建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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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是中东地区冲突的热点之一,冲突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既有宗教的、民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大国干预等外部因素,各种因素互相影响、激化,使得巴以冲突的复杂性非同一般。其中,两个民族对同一块土地提出了排他性的主权要求是根本原因犹太移民定居点问题和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则是巴以和平之路上的严重障碍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巴以冲突就不会停止,中东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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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dxcDCS2019-10-29

移民扩大了人类生存空间,促进了生产地理空间的扩大,人类文明的传播,人种、民族的同化、融合,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的自我追求与自我完善,地区经济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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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kkc2019-10-16

移民不当会导致族群、社会群体冲突,可能导致社会排斥和分裂,产生次生贫困,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增加国家与地方经济负担,恶化生存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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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之本樱2019-08-13

世界人口全球性流动迁徙,有利缓解某些地区人口压力过大问题,也有助于各地区文化交流。但这种迁徙也容易造成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因为各地区的文化习俗不相同,不容易理解对方,容易造成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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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grwvde2019-06-25

一场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人口大迁移, 正在中国发生。 一方面, 中国城镇化率从1995年的29%, 飙升至2018年的近60%, 城市人口愈发稠密。 另一方面, 农村人口从1995年的最高峰8.6亿, 下降到2018年的5.6亿, 整整减少了3亿人, 3亿人离开农村, 农村人口愈发凋零。 有人认为, 这是一场对农民、农村的浩劫, 传统的乡土中国因此土崩瓦解。 也有人认为, 这是一次历史机遇,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纪元, 将从此开启。 无论是哪种答案, 中国农村都不再是原来的模样, 它已经走到了, 一个决定未来命运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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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sper2017-09-20

在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之所以能够不断互动、迁徙和交融,与各民族的包容性密切相关。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展现出较强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认为汉族和少数民族是一体或一家。如唐太宗在民族关系问题上强调华夷一体,声称自己对华夏和狄夷一视同仁、没有偏见。明朝统治者在夺取政权后,也强调华夷无间。清朝皇帝的华夷一统观念更为明确,强调在清朝大一统政治下,无华夷之别、内外之分。二是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历史上有些民族甚至主动“全盘汉化”,如北魏孝文帝的改革,鼓励说汉语、改汉姓、穿汉服,尊崇儒学,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大融合。三是不排斥国外文化和宗教。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特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传入我国后,都能与中华文化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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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来回回2014-11-04

不赞同。作为众多的外来人员之一我认为:人口流动是不可取的,目前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老龄化和依然在继续,从农村涌入城市的人口也越来越多导致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现象普遍提高。2011年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发布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已上报户口)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我国总共有23个省份,4个直辖市,5个自治区。其中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沿海地区覆盖面最为集中。 流动人口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流。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无论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所显示的有69.9%的流动人口年龄在15—49岁之间,还是近期内调查结果所得到的流动人口年龄构成,都体现出了这一显著特征。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又如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现出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调查表明与全体登记人口年龄结构相比,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家庭户内流入城市与未发生流动的户籍地人口的文化程度构成有显著差异。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初中文化构成比重,这与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反映出相同的结果。2004年6城市流动人口调查表明,在流入本地的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绝对优势,占流入本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在流入本地的调查对象中,其他未流动家庭成员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人口仅占51.44%。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流动人口家庭户中哪些人发生流动,哪些人没有流动,流动人口家庭按流动与不流动划分的对比研究还比较少。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登记人口中,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流入本地户均规模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即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在被调查人口中,举家流动的被调查者为1312人,占全部被调查者的26.78%。同时,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有配偶的为3039人,其中夫妻一同流动的被调查者为2283人,占有配偶的75.12%;夫妻没有一同流动的人口为756人,仅占有配偶的24.88%,由此可见,夫妻共同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由此可以推断,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本地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总的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诱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流动人口对收入状况的考虑是流动人口跨越城市化障碍、克服流动过程中产生问题的重要诱因。虽然收入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但从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登记流动人口收入情况仍可以粗略地看到,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接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显然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比落后地区高一些,如广东东莞、江苏常州等地流动人口收入相对较高,月均收入在500元以上的流动人口的比重分别占89.1%和77.4%;而河南洛阳、甘肃兰州、四川成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月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比重分别占69.18%、67.29%和62.92%。 第五,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流动人口居住生活条件较差已经从多次流动人口调查中反映出来,从总体上看,流动人口居住方式比较复杂。从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来看,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和与家人租房为主,其中住集体宿舍的占27.84%,自租房占20.98%,与家人租房占25.57%,三者合计占74.9%,而自购房的仅占2.47%。从居住条件来看,38.83%的被访者使用室内冲水厕所;使用公共冲水厕所的占31.31%。在被调查者中使用冲水厕所的占77.23%,非冲水厕所占22.77%。另外,从午餐的就餐状况来看,有48.94%的人自己做饭,雇主包饭的占27.14%,而自己买饭的仅占11.24%,合伙做饭和其他就餐类型的人所占的比重就很小了,不到10%。上述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以及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距离较近的特点。上海已经成为了中国内地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其次,人口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欠发达省流入到发达省。我们大部分年轻人都放弃了在家工作的机会流向主流城市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结果当然是双向的,各种选择就会有各种收获,但是放大了来看,我们把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我们并不是很熟悉也不陌生的城市当中时发达的城市资源利用都达到价值最大化的时候我们付出与回报差距依然是巨大的,甚至比踏出家乡那一刻还大。可能当这些事实一遍遍重复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所发现。社会只会勇往直前的向前发展,在不可预见的未来里流动人口是必然存在的。因为中间参杂太多个人的主观性和人权,只有在创更美好生活的愿景下实现排除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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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goobye2014-06-12

 据中新网报道,澳洲产业集团说,除非政府“大幅”降低对临时外劳的英语要求,否则澳洲的技术人才短缺问题将迫使企业把更多岗位转移到海外。   《澳洲人报》获悉,在提交给457签证项目独立审查组的意见书中,澳洲产业集团执行长韦洛克斯警告说,语言要求缩小了可申请技术移民签证的人才范围。与澳洲产业集团的倡议相符的是,澳洲商业理事会对457签证审查组说,对某些技术工种来说,语言门槛“可能太高了”。《澳洲人报》3月披露,中国投资者曾向外交部抱怨说,对457签证的英语语言要求不利于投资。(转载:澳洲商界呼吁 降低英语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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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goobye2014-06-06

生命是精神的载体,家园是精神的皈依。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了“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大迁移,原因几乎都是贫穷,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萌发的不可阻止的悲壮求生运动,而带来的结果都是积极的。无疑,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仍未结束的中国农民进城大迁徙,更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来势最猛,情况最复杂的移民运动,而由此引发的从物质层面的衣食住行、学习、就业、就医,到精神层面、政治层面的家园丢失、公民权利等,都是一道考验各方的难题。物质的家丢失了,容易找回;而精神意义的家丢失了,则需要长期的寻找与呵护。作为超过半个欧洲总人口的2.6亿迁徙大军究竟何去何从,值得我们深思。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流动同样是人类历史进步的规律。未来,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是严控大城市规模放开中小城市,更重要的则是“放开”后的区别,“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推进”,户口“含金量”的均等,以及城里人“蝗虫”意识的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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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ou2014-04-29

正如许多国际传媒和评论家所预料的那样,以色列前总理阿里埃勒•沙龙的去世,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引发了两种泾渭分明的反应。 在以色列,沙龙曾在2001年总理选举中一举夺得空前绝后的62.4%选票,更被一些人(如著名犹太作家大卫•格罗斯曼)称作具有“让追随者暂时放弃独立思考,去附和他有时极具鲁莽色彩冒险”的特殊个人魅力,犹太民众中支持、痛悼之声压倒一切,甚至因其改变政治立场而大骂其“叛徒”的现任总理内塔尼亚胡也不例外。在欧美等以色列的友好国家和国际组织,奥巴马、克里、卡梅伦、奥朗德、默克尔、普京、潘基文、范龙佩、贝卢斯科尼……这些政要彼此间政治色彩不同,和沙龙、和以色列亲疏各异,却都不同程度赞扬了沙龙生前的功绩,对其“非凡的政治勇气和决心”表示钦佩,不同的声音不能说没有,比如人权观察就对沙龙“生前不能为其反人类行为负责”表示了遗憾,但终究是微弱的。 而在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则完全是另一番光景,那些平素明争暗斗,甚至兵戎相见的冤家对头,如今却一起为“恶魔之死”弹冠相庆:法塔赫高级领导人贾布里勒•拉朱伯一口咬定,沙龙“是谋杀阿拉法特的罪犯”,并对其未能被送上国际刑事法庭表示遗憾;法塔赫的对手——— 哈马斯发言人萨米阿布•祖赫里庆幸“刽子手终于死了”;和上述两个组织都有过节、已被以色列谋杀的巴勒斯坦激进精神领袖谢赫•艾哈迈德•雅辛的发言人表示“听见沙龙死讯不高兴才是假的”……在加沙街头,有人在分发糖果“分享胜利的快乐”,而在贝鲁特,一些当年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受害者及其家属则放起了庆贺的鞭炮。 从以色列建国第一天作为一名步兵连长从戎,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到1982年作为文职的国防部长策划入侵黎巴嫩,再到1996年出任住房部长,一手推动犹太定居者对巴被占领土的“武装殖民”,沙龙一生大部分生涯,都在和巴勒斯坦人及其阿拉伯盟友刀兵相见,说“双手沾满阿拉伯人鲜血”毫不过分。早在1953年,他就策划了对约旦河西岸基比亚村的报复性屠杀,导致60名平民死亡;1982年一手策划的萨布拉和夏蒂拉难民营屠杀,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恩•麦克布莱德领衔的独立调查委员会确定为“直接责任人”,更让他遭到一些国家的通缉。从这个角度讲,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仇视他,对他的死感到高兴,是不奇怪的。 问题在于,恰恰是这个“屠夫沙龙”,实质性推动了巴勒斯坦自治权的进一步落实;也恰恰是这个“推土机沙龙”,让长期陷入死局的以色列从加沙和南黎巴嫩以色列撤军,和被占领土定居点拆除成为现实。正如一些分析家所指出的,正因为出身行伍,戎马一生,沙龙才能在战争中领悟到,因为以色列和犹太人是“阿拉伯世界汪洋中的一叶孤舟”,在这样恶劣的地缘政治形势中,片面用战争、武力和增加定居点追求安全纵深,是行不通的;领悟到在阿拉伯人比以色列人出生率高很多的背景下,以色列不可能永远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维持占领状态,继续维持代价高昂的占领,是不符合以色列利益的;领悟到以色列即便百战百胜也绝不会迎来安全感,因为以色列“输不起”,百战百胜不过勉强维持生存,一旦战败,人口只是阿拉伯人零头、几乎全无战略纵深的以色列,就将面临灭顶之灾。 正因如此,早年被沙龙一路从贝鲁特驱逐到突尼斯城、晚年被沙龙困死在拉马拉自己办公桌边的阿拉法特才清醒地指出,尽管沙龙是死敌,但“和他打交道最容易”,因为这个对手说话算数,是可以信任的敌人。事实上,在巴以曲折的和谈史上,“和平鸽”式的以色列政治家(如佩雷斯)往往无所作为,真正能起实质性推动作用的,恰恰是那些昔日的“屠夫”们,如拉宾,就曾是带头屠杀巴勒斯坦人,并在1965年“六天战争”占领耶路撒冷老城后成为第一个进入老城,并登上希伯来大学斯科普斯山顶发表演说的犹太人。只有饱尝战争之痛,才能更深刻地领悟和平之可贵,且在全民皆兵、人人自危的以色列,除了“战神”们,又有谁具备登高一呼、让珍视家园和土地的犹太人向敌人让步的号召力? 遗憾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不论以色列或巴勒斯坦方面,都很难再听到如阿拉法特那样“和值得信任的敌人谈判”的务实、清醒的声音,“不和刽子手对话”成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这对千年冤家间压倒一切的主流声音。当年以色列人暗算雅辛,犹太人定居点曾响起鞭炮声;如今沙龙去世,加沙街头之糖果,贝鲁特难民营外之鞭炮,不也是似曾相识的一幕? 在“不握沾血之手”逻辑驱使下,以色列人拒绝和哈马斯、和真主党对话,巴勒斯坦人也拒绝和利库德集团和内塔尼亚胡对话。问题是,巴方也好,以方也罢,在可预见的将来,真正掌握话语权和实际权力的,都是不同程度的“沾血之手”,拒绝和这样的手对握,实际上也就远离了和解的可能。 面对巴以这个千年死结,各方必须摒弃这种“零和”的狭隘仇恨心理,首先认识到一个不应回避、却一直被回避的现实——— 不管愿意与否,这两个实际上有“血缘关系”的古老民族,都必须在同一块土地上长久共存,谁也无法消灭对方;不管愿意与否,这两个很难共存、却不得不共存的民族间,掌握权力的,暂时都只会是曾经的战场之敌,回避他们,就等于回避和谈,甚至回避和平。 在饱受“看不见的恐怖”困扰后,以色列一些政论家曾感慨“如今不知道和哪位巴勒斯坦领袖对话才管用”,或许总有一天,今天兴高采烈分发糖果、鸣放鞭炮的某些阿拉伯人,也会对找不到沙龙这样有血债、却也有谈判诚信度的以色列对手感到怅然若失。(转载:陶短房《“值得信任的敌人”与巴以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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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昊2014-04-08

我们与故乡之间无法长时间亲近,大概是因为两个字:自由。 父母那一辈人,需求是不多的,更无太强烈的自由意识。当年社会铁板一块,去另一个城市生活,鲜有个人冒险为之,一是贫穷,二是思想上有约束。迁徙大多是组织行为,建立小三线工厂,或是支援建设,几百口子背井离乡,从东北到西南,从内陆到边疆,其间一定有困难有矛盾,大家却都习惯了三缄其口,忍了下来。久而久之,即便有潜藏着的自我意识,也不太愿意表达出来,毕竟,在人际网络狭小又密集、经济不发达、物资匮乏的大环境下,不做出头鸟、随大流、抱团取暖是比较安全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18岁,离开家上大学,北京刚刚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个人空间的概念,恰恰是从拥挤的大学宿舍里建立起来的,四年的磨合,你清楚地知道怎样防止别人不经同意动你的电脑,有节制地分享恋爱过程,自觉规避他人的敏感词,总之,在默契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有分寸地去主张自己合理的权利。 后来,我们通过互联网、字幕组看到了更多美剧中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与电影要传达的某些深刻意义不同,那几乎是美国日常生活的直接展现,不单是喝咖啡吃牛排这么浮于表面的玩意,而是通过各种细节告诉你,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只要没违反公司规定老板不能干预男员工穿女装上班,媳妇可以对过度插手小家庭的婆婆说:“请离开我的家,这是我和你儿子的生活,不是你的。如果你继续闯进来,我会禁止你探望你的孙子,这是我的权利。” 必须得承认,一年看五到十部美剧的大学生们,很难不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大声发言,发不一样的言也成了时代口号,“just do it”,“我要我的精彩”……广告词永远是迎合社会风潮的,也是正在被提倡的价值观的最佳体现,可口可乐的个性化包装成为年度营销案例,种种明示暗示下,父辈们的缄默早已不被认为是一种聪明的生活方式了。 另一方面,在一线城市里讨生活,从选择房东、选择老板、选择结婚对象、选择新家瓷砖的颜色……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是自己完成,凡是过程皆有其意义,当你被抛到这些选择里,除了承担选择可能带来坏结果的忐忑外,还享受了无人打扰的绝对的自由与选对了的成就感,不管结果如何,你的个人空间大到无边无际。在这纠结里迅速成长的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完全掌控了自己的生活。这是大城市给予外乡年轻人的财富,必将伴随一生,也终使我们难回故里。 在留守一线城市的子女与期望他们回到家乡的父母之间,深入探讨“成年人的独立空间”这个话题无论何时都会引起一场口水仗——多数父母发誓他们一定不会打扰你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回家的话。 很显然,这对话进行不下去的原因是两代人对“空间”的理解不同。独立的空间并不是简单物化为一个只有自己拥有钥匙的公寓,它牵涉到你做一切决定时的自由度,请注意,是一切决定。(摘自纳狄《若为自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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