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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权”与“财政权”能分离吗?

发布日期:2016-02-19    浏览次数:3664

  

        腐败现象是当前社会领域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它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尤其是发生在国家机关单位内部的贪污受贿腐败及渎职等违法犯罪行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那为什么会形成贪污呢?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国政府的行政权与财政权没有完全分离。

        在现行财政权与行政权合一条件下的财政监管体制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如果中国的财政监管体制不实现真正的财政权与行政权分离,还会有更多的贪污现象发生。然而,财政监管也不是本级管理或上级管理的问题,而是权力分配的问题。因此,财政权与行政权不分离,那么任何监管模式都将失去效用。您觉得将财政权交由人大或议会审议,这种方法可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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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雪2022-02-26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人民银行(请注意是四个部门联发),公开了《关于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决定将由自然资源部门征收的上述四项非税收入,全部划转给税务部门负责征收。 其中从河北、上海等七地开始试点,202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全面实施这项征管划转工作。 这七个地方是:河北、内蒙古、上海、浙江、安徽、青岛、云南。 也就是说,一出台这个《通知》,天子脚下的河北和内蒙,长三角的上海和浙江,已经被管了起来。 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标志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事情可以从1980年代说起。 当时我国改革开放,首先是解决价格双轨制问题,也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价格不一样,差别可以很大。 国家一直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但是1990-91年经济不振,体制内外价格差别不大,这个问题就顺势解决了。 然后就是1994年的分税制。 实行分税制的本质是调动地方积极性,因为如果地方政府有自己的收入,就会积极发展本地经济。 因此,当时把税务局分成国税和地税,地税归地方所有。 当然详细的规定更复杂一些,比如还有中央和地方共享税,在核定地方收支数额的基础上,实行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等。 再后来是1997年的放开房地产,卖地收入归地方。 有了这三大改革,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被充分刺激起来,加上当时我国的内外部环境不错,于是各种开发区蓬勃发展,各个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也鼓了起来。 但是搞着搞着,差别就出来了。2010年以后,长珠三角、北京、一些省会仍然搞得不错,但越来越多的地区,经济越来越不行了。 也就是说,如果任由地方发展,就会形成良性和恶性循环。 这是体制决定的。没办法。 国家的应对是:尽量把一切权力收归中央。 比如,2018年,国税、地税又重新合并了,改名为税务局。1994年开始的国地税分开的历史,已经彻底结束。 全部税收,被中央牢牢抓在手里。 现在,又把四项政府非税收入划转税务局,地方政府已经几乎没什么财权了。 在这四项收入里,卖地收入是绝对的大头,正规的名称是“地方政府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020年,卖地收入是84142亿元,同比增长15.9%;今年前4个月是21383亿元,同比增长35%。 这是个什么概念呢? 2020年,全国税收收入是13.68万亿元。 因此,卖地收入相当于税收的60%,这是个巨大的比例,也是地方财政收入最重要的来源。 和卖地收入相比,其他三项都是毛毛雨。比如,2020年我国矿产资源专项收入是977.54亿元,连一千亿都不到,和8.4万亿的卖地收入完全无法相比。至于海域使用金、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但不管怎么说,蚊子肉也是肉,现在都归税务局了,也就是归了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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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美2019-10-15

如果说即使是本级财政由上级财政部门监管,而本级的财政权与行政权不分家,那么,财政监管仍然会有漏洞。因此,财政监管并不是本级管理或上级管理的问题,而是权力分配的问题。如果财政权与行政权不分离,那么任何监管模式都将失去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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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2019-08-10

实现财政权与行政权的分离,并不是说就一定能监管住财政资金的漏洞,这仅仅是根本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根本前提之下,才可能谈得上财政资金监管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那么,在解决了财政权与行政权的分离之后,同样可能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同级财政,到底是行政部门的权力大于财政部门呢,还是财政部门的权力大于行政部门?或者说,在财政权上,到底是财政一把手大于财政一把手,还是财政一把手大于行政一把手?答案当然是后者。也就是说,只有财政部门才具有支配权,人大具有审批权,行政部门只有财政申请权而无财政支配权,无权干涉财政部门的财政事务。本级财政部门只接受上级财政部门、同级审计部门及同级人大的监督、管理,而不接受本级行政部门的管理。这样,就既保证了财政权的独立,也保证了财政监管的独立和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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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早早2018-10-05

财政投资未来不能搞金融性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组织。年初国务院定下来,今年基础设施投资有1.3万亿,由募集社会资本完成,就是以发债券方式完成。虽然现在有债务违约问题,但是国家所定的债权还必须加速推动。募集资金差不多达到1.5万亿。最近所讲的3万亿投资就是指:税费减1.5万亿 + 基础设施投资1.5万亿。最终干嘛呢?刺激经济。所以财政政策,未来几年将会更加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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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煜晨2018-02-26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打击公职人员贪腐及缩减行政监管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经济发展。但在机构改革及财政编制人员的精简上,仍需努力,数量庞大的“吃财政饭”人员的费用支出,使得市场交易成本难以下降,依然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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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2016-07-28

我认为反腐倡廉不能停步不能放松,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既要有腐必反,也要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铲除权力腐败的温床。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反腐倡廉真正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为全面深化改革攻坚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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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瑞涛2016-03-19

传统的议会民主是“传送带”民主:人民仅要求有政府信息公开以保障对政府的监督即可。而对于现代民主——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来说,仅有政府信息公开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动态的,事前、事中的政务公开。只有有了政务公开,社会公众才可能有效参与决策、参与立法和执法,才可能有效地与政府就决策、立法、执法的各种事项展开协商、讨论、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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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凯2016-03-19

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出现在秦汉时期,秦汉帝国在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它将战国时期的封建主义专制制度、周朝分散的制度转为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这就是制度创新,是一种中央集权制度的创新。政治学家福山曾将中国的秦汉帝国称为Modern State(现代国家),这一点我是赞同的。唐宋时期,同样也属于制度创新的崛起时期。这里所说的制度不仅仅是对秦汉时期制度的改进,它更加包含概念的创新:唐朝的开放就是一种体制创新,其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唐朝时期,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作了进一步完善,人才备受重视,唯才是用。拥有创新精神的制度才有生命力。从正面来看,制度决定了一切;而从负面来看,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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