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历史还是现代,世界总停止不了战争。其发起的原因和危害万变不离其宗:人类过度追求经济利益,私欲膨胀,只能通过武力维护并满足自身利益,因而就有了霸权主义。小国也要维护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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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撰写的文章《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他告诉国人:起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到民族帝国主义的阶段,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我们要想避免“亡国灭种”,就只有用民族主义来反抗民族帝国主义。梁启超的宣传,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思想史上称为“启蒙”。梁是个颇具眼光的人,他在宣传民族主义的时候,又对人类历史的走向做了预测,说在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之后,世界将走向“万国大同的时代”。梁启超的这种预测,当然不是没有根据。因为在西方民族主义勃兴的同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批判侵略有理的强权主义,主张和平、民主、人道、法治的思想也在发展。德国哲学家康德著《论永久和平》一书,提出建立法治的公民社会,以全球政府和平解决国家间的争端。国际法的出现则使国家关系乃至战争行为一定程度上受到人类文明准则的约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公理、反对强权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国联的诞生虽未能最终阻止战争,却是人类力图通过国际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尝试,《国联盟约》否定了国与国之间以武力相威胁,其后《巴黎非战公约》进一步确定侵略战争的非法性,这都是国际法观念的实在进步。中国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没有解决的山东问题,后来在华盛顿会议上得到相对公正的解决也是证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又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过渡,如今各国历史学家都承认:起源于欧洲的民族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世界完成了非殖民化,人类社会终于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能够避免贸易争端的发生是最好的,但如果实在无法避免,那么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对争端加以利用就尤为重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社会契约,即便在一国内部,国人所希望的社会契约也有所不同。任何国家之间的争端,包括上世纪80年代的日美之争,以及今天的中美之争,都没有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但我们都必须认识到,开放、自由的贸易和投资体系是国际公共利益之所在。
在中美贸易谈判中,特朗普一再出尔反尔,一旦其干涉中国主权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即撕下用谈判解决争端的面纱,露出一副凶恶嘴脸。而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已经不是第一次严重破坏中美两个联合公报,只是这次是最新一次罢了,美国已经渐渐抽空了中美关于台湾问题的政治基础。伊朗问题已经不再是能源问题,而是严重的国际政治事件,特朗普打击伊朗几乎可以肯定并不仅仅是为了能源,而是为了打击中国和俄罗斯,是为了卡住一带一路的七寸咽喉,是为了打破俄叙伊三国联盟。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与动物之间存在弱肉强食的关系,所以人类也必然服从于丛林法则。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人类社会不倚靠契约,而是以武力和强制来解决争端,结果将会怎样?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战争能解决问题。上世纪上半叶,日本军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他们是劝不出去的,只能通过战争把他们打出去。但当世界进入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时,战争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和平与发展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国际关系的一大进步,它意味着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丛林法则越来越行不通了,而和平与发展则是人类在21世纪走向光明未来的必由之路。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理论自信和实践自信的有机统一。这条道路,打破了“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避免了那种建立殖民体系、争夺势力范围、对外武力扩张的资本帝国主义发展老路。我们希望和平,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放弃维护国家正当权益、决不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性和价值观,因此政治制度的选择不能一概而论,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它们不仅与中国的历史及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而且在促进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能够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与政治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源于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能够真正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并彰显人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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