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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如何划分更科学、合理?

发布日期:2016-07-19    浏览次数:3726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是各国政府体制中的两种不同而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机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者在作用上不可替代,要求两者在明确划分两者权限的同时,赋予中央控制地方政府的相应权力,是中央与地方关系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各国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体制因素的条件下形成的,这种关系随着其社会的发展和体制的转型,正在发生改变。为此,各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和必要了。因为科学、合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有助于其职能的发挥,提高各国政府的行政效率,并且建立一个较好的政府决策机制,促进一国政治水平的发展。那么您觉得,各国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如何划分才能更科学、更合理呢?对此,您有什么妙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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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趣麦浪2023-11-02

2000年以后:地方政府竞争模式。除了经济改革之外,中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对近30年的经济成功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地方政府竞争制度的核心是: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主要是基于其经济表现,包括GDP增长、吸引投资和创造就业等因素。这种评价标准导致地方政府积极采取亲商政策,并热衷于吸引外国投资。90年代大规模引进的外资主要是港商和华侨,2000年之后随着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出口加工贸易激增,大规模引进的则主要是台商和西方资本。 在这一制度下,地方政府事实上变成了一个个的“企业”,地方政府领导则是一个个的“企业管理能手”。就拿一个地级市来说,这个地级市在地方官员眼中几乎就是一个大企业,官员拥有充分的权力去调度和使用该地级市的一切资源,从而设置一系列最优的路径去拉动地方GDP增长。 在所有的资源使用中,被运转得最风生水起的是土地。地方政府并没有什么可以掌控的实质性资源,但土地是他们可以绝对掌控和配置的。哪一块地用来建工业园区,哪一块地开发房地产,哪一块地用来搞物流园…… 分税制改革后,税收大头归中央小头归地方,地方政府在财务方面很大程度上开始需要“自谋出路”。这时,“土地财政”应运而生。地方政府通过向开发商“卖地”来创收,这迅速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地方政府有极大的动力促进土地开发,因为它可以产生大量的收入。土地出售产生的收入往往被再投资于当地经济,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现在总是被谈及的“城投债”也是这时候应运而生。 另外,中央政府鼓励对基础设施、制造业和房地产进行大量投资。国有银行和金融机构在为这些投资融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也是为什么2000年以后的中国城市,一天一个样。这20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城市化进程,又反哺和催生了服务、消费等许多行业的发展。经济良性循环因此而形成。另外这也是中国成为“基建狂魔”的财务动力,为什么地方政府的办公楼一个比一个漂亮——真有钱啊。 (黑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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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雪2022-02-26

以前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是被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极力夸赞的“诸侯经济”模式。张五常认为,地方有了充分的财权,就有发展经济的动力,市县长、书记们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以远比市场机制速度更快、范围更广的方式来调配生产要素,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张五常是一个很有水平的经济学家,他的《经济解释》三卷本写得非常好,也是我国享誉世界的不多的几个经济学家之一。 但是从2014年开始,他的“诸侯经济”的说法,在我国逐渐转变为负面。 比如2014年1月《中国证券报》就发文有文章说: 从坏的方面看,这种模式就是广受病垢的各界指责的“诸侯经济”发展模式,为了地方局部利益,他们大搞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甚至相互封锁、相互拆台。 大致划分起来,从改革开放之初到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地方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带来的效果是利大于弊,我国中低挡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并在世界上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造就了所谓的“中国经济奇迹”。 但是,次贷危机爆发之后,这种模式产生好的效果几乎都消失了,而坏的效果则进一步凸显。 说得更通俗一些,百废待兴时是增量经济,各地方政府的竞争是良性竞争;但到了存量竞争阶段,诸侯经济就是恶性竞争了,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 其实这件事情,2012年袁剑出版的《大拐点》,说得更加透彻。在《大拐点》中,他提出了五个基本判断。 1、社会反向运动造成整个社会成本上升。 什么是“社会的反向运动”呢?这是指当市场和政府把社会压缩到极点的时候,在随后的历史过程中会发生一个反向运动。具体到经济上,则表现为企业成本(包括环保和人力成本)的剧烈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变化。 2、2008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泡沫化阶段。显然,是“四万亿”让他做出的这个结论。而2013年之后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4和2015年之后的……,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3、全球市场扩张体系终结。奥巴马阶段已经表现出了这个苗头,特朗普阶段基本上是赤裸裸了,而现在是拜登阶段。因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寄生在以美国为主的全球市场扩张的过程中。那么,当美国在经济上转入防守状态时,这个扩张体系必然会终结。 4、资本外逃。 5、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蜜月结束。袁剑认为,中央和地方的蜜月从2008年开始就逐渐结束了。张五常所谓的“诸侯经济”,在袁剑看来,是中央给予地方不恰当的激励造成的,因而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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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鑫2020-10-30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结构国家,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和联邦制的“中央和地方分权制国家”。 那么,什么叫做“中央集权制”?它和“中央与地方分权制”又有什么区别? 我们给大家举几个现实的例子,大家就会懂了。 比如,在中国,中央政府是可以直接任命和罢免各省,各市(或直辖区)等所有地方政府的一把手。 比如,某省的一把手(书记)是可以由中央直接任命和罢免的,省二把手(省长)可以由中央直接罢免,但是中央不能直接任命。 假设,某省的书记不作为,那么中央可以直接罢免他,并任命一个新的书记;假设,某省的省长不作为,那么中央可以直接发文罢免他,提名一个代理省长,简称“代省长”,然后这个“代省长”经过省人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选举通过后,才能正式称为省长。 但是,联邦制国家是不可以这么做的! 比如,在美国,联邦政府是无权罢免州长,州长也是无权罢免市长,市长也是无权罢免镇长…… 美国,每个州的州长不是由联邦政府任命的,都是由该州的老百姓投票选举产生,州长只对该州负责,不对联邦政府负责,联邦政府也无权罢免,只有州议会才有权力罢免他;每个市的市长也由该市的老百姓投票选举产生,只对该市负责,州长也无权罢免,只有市议会才有权罢免……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总统连召集州长开会的权力都没有,有时甚至会被州长“指着鼻子骂”。(原创晨枫老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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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峰绘2020-10-30

李毅教授:世界上的国家结构主要分为两种:第一种: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国家; 所谓的“中央集权”就是指:地方政府的权力由中央政府授予,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如果地方政府不作为或不听从中央的命令,那么中央可以直接罢免其职务。 比如,中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等国家采取的就是中央集权制。 第二种:联邦制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国家。 所谓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就是指: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是由中央政府授予的,地方政府有非常大的独立性。如果地方政府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那么中央政府也无权罢免他。 比如,美国、俄罗斯、德国和印度等国家采取的就是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制度。后台就有人问我:为什么会出现两种国家结构?到底是中央集权制好还是分权制度好? 下面,我们就和大家谈谈这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单独分析下:在面对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那样,在面对新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得出更加客观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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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线2020-06-10

对上司负责,不对下属负责。 和很多管理者聊过天,我发现这是普遍现象,你问他向谁负责,他一定说,我们向领导负责。 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向上管理,向下负责。” 向上管理,问自己的上司要资源和支持。 向下负责,为下属提供机会,帮助下属成长,对下属的工作结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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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壶茶2020-02-14

领导再好的讲话精神,也只是会会强调,层层下压,在基层造成许多粗暴、混乱、过激、非法且无效的高压管制(譬如封路、譬如封门),最后管治效果也很低效,甚至适得其反,造成更加尴尬且不利的局面。究其原因,很多很多,直接说改进建议吧。 1.改进官员选拔机制。我们当下的干部培养,基本就是体制内层层历炼,好处是熟悉流程,队伍稳定,坏处是干部们只会有样学样,积累的经验也往往局限于体制内的经验套路,加上学习能力和好学精神,又难以与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干部相比,所以很难有突破创新之举。 特别是在专业领域和面临复杂局面时,往往外行领导内行,因专业能力和行业经验的缺失,特别容易造成决策上的失误和不必要的损失。 社会要顺利转型,国家要高质量发展,建议先从优化和调整干部结构开始。譬如从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企业(甚至民营企业)里选拔优秀人才培养,鼓励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医生、企业家跳级跨界,为传统的官员队伍注入新鲜血液。 同时要划几条红线:一是不鼓励官员在职读博,搞职称, 二是专业领域(如院校、医院、科研单位等)领导干部选拔,坚持不可逆的单向选拔机制,即专业领域干部可向其他非专业行政单位或岗位流动,但非专业行政干部不能向专业领域流动; 三是建立严格的官员规避机制,譬如三代亲属或直接师生关系,不得在同一单位、同一区域任职。 现在许多管理乱象和特权泛滥,俱是由此而来,科研夫妻店,机关父子档,院校师生亲带来的不良影响,已是触目惊心,需要抓紧整治。 2.细化政府指导体系。当下政府官员的管理套路基本是三板斧:视察,讲话,批字(拔钱)。在宏观指导上往往高度有,深度有,密度有,但缺具体措施和专业指导,也就容易造成会议贯彻会议,文件指导文件的尴尬局面。 建议政府提倡以工程思维细化文件指导内容,譬如多画流程图表,多填数据表格、多列办法清单,同时提倡一页纸汇报制度,让整个政府的信息流通和执行落地尽快标准化、数据化、专业化,才是重点,才是王道。以黄冈卫健委主任一问三不知新闻事件为例,这个唐主任固然水平不足,但若上级主管部门,早早就下发具体指导文件,明确以什么标准筛选定点医院,收治能力如何评估,核酸检测试剂何时到位,如何指导检测等,唐主任也就不会那么慌乱茫然。另,中央督查组的督查水平也应更专业些,态度应更亲和些,仅仅以粗暴质询和媒体曝光的方式施压,说实话对地方干部有些不公平。派驻中央督查组真不如派专家支援组更好,因为地方最需要的是专业贴心的指导,而不是盛气凌人的指点。(来源 :闲听春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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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ll2019-08-10

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是指宪法和有关法律就国家权力的行使和运用在中央和地方间的配置,一般表现为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国家机关享有不同范围、不同效力的职权。不同国家结构形式的国家,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是不相同的。 中央与地方权力的划分,往往被称为地方分权。西方有些政治学家将地方分权的模式分为三种: 1,政治式的地方分权,存在于联邦制国家,其特点是地方在财政上高度自由,地方政府首长由地方选举产生; 2,行政式的地方分权,其特点是地方政府的法律基础在于中央政府,地方从属于中央,但并非完全依附中央、在财政上享有部分自主权,地方政府首长有时依选举产生,有时由中央任命;3,行政权转让式的地方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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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放个假2019-05-16

州长不听总统的话,这要放在中国,有人会说省长胆敢违逆中*央,其心可诛。 而实际上,在美国这太正常不过,因为州长权力很大,大到可以不服从美国总统的政令。 州长和总统是什么关系?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50个州(state),实际上就相当于50个国家,除外交等少数权力归联邦政府以外,各成员享有高度自治的权力,有自己的宪法和议会。 说白了,整个美国就是五十个股东成立的一大公司,各州是股东,宪法是公司章程,参议院是股东会,众议院就是工会,联邦政府就是公司管理层,总统就是总经理,各州州长就是股东代表。 股东代表,对总经理的话无需毕恭毕敬。那么总统和州长的关系也是一样。 所以从这点上说,美国的州在我们国家并不能对应“省”。中国的主席可以命令省长,但美国总统却不能命令他的州长做什么事情。 遇到脾气不好的州长,贵为政府首脑、三军统帅的总统也得低头三分。 记得奥巴马总统在任时,有一次去亚利桑那州视察,刚一下飞机,就与女州长布鲁尔发生了争吵,布鲁尔丝毫没给奥巴马面子,严厉的斥责了奥巴马,弄的奥巴马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般,相当的窘。 而现任总统特朗普,可以随便在推特上骂特鲁多(加拿大总理)也不敢骂州长。 这一切源于美国的传统。 因为美国各个州之前是独立的,后来联合起来形成了现在的美国。所以各州对联邦政府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各州有各州的小算盘,他们希望政府管得越少越好。 各州州长都是由各州选民独立选举出来的,只需对自己选民负责,而不需要对总统负责。 实际上,州长就是小一号的总统,他们之间更多类似于合作关系,而不是上下级关系。除了法定的义务外,联邦政府如果需要州完成更多的事情,要和地方沟通,甚至是利益交换,而不是下达命令,地方也完全可以随时拒绝联邦政府不合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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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2017-09-20

理顺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力关系,深化税收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改变地方政府对举债和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事权不断下移与财权不断上收的结构性矛盾是地方政府负债不断扩张的根源。要解决地方政府事权大而财权小的问题,加快推进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地方税制体系,构建“地方税+地方债”的筹资模式。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可试点推行土地年租制,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化解可能因土地财政依赖症引发的债务风险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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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2017-09-20

我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将关乎政令统一、市场统一、重大战略安排的事项集中到中央,将规模性和外部性比较大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事项明确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将地理边界比较清晰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明确为地方事权。在明确事权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并通过完善财税体制,为中央和地方履行各自的责任提供财力保障。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引导各地正确处理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在对各地政绩进行评估时,注重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对长期发展和国家整体利益的影响,提高长期成效和整体效应在考核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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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欣2017-08-23

适度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保障地方履行财政事权,减少并规范中央与地方共同的财政事权,建立财政事权划分动态调整机制。二是完善中央与地方支出责任划分。中央的财政事权由中央承担支出责任,地方的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属性,区分情况划分支出责任。三是加快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宜由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保持区域内经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等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上移,将适宜由基层政府发挥信息、管理优势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下移,并根据省以下财政事权划分、财政体制及基层政府财力状况,合理确定省以下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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