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以冲突是中东地区冲突的热点之一，冲突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既有宗教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大国干预等外部因素，各种因素互相影响、激化，使得巴以冲突的复杂性非同一般。
至今为止，巴以双方仍在持续的冲突中。有人说，巴以冲突是个世纪难题，也是个血腥的怪圈。此轮冲突可能很快结束，但新一轮报复无疑已在孕育。其中，受害者是双方的平民。在加沙一侧，以色列市民要忍受两种恐惧：一是凄厉的警报，一是哈马斯火箭弹的尖啸。而在加沙另一侧，巴勒斯坦平民则需承受弹雨惊魂和家破人亡的痛苦和折磨。武装恐怖并不是解决之道，诉诸战争也不能一劳永逸。
要解决问题，就要找出问题，那么《共绘网》认为，是不是巴以双方缺少宗教、文化和种族融合意识，导致冲突持续发生的重要原因呢？对此，您有何高见呢？请献出您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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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与巴以和平进程的中断。阿拉法特转向政治解决方案的这个结局是很好的。从1988年到1993年奥斯陆和平协议，巴解用了5年的时间采取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最后同以色列签署正式的和解过渡安排。之前盲目地打，结果打败了。现在选择政治解决，反而得到了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协同，帮助它生存下来，回到巴勒斯坦的土地。但这5年时间里，发生了哈马斯的壮大。 哈马斯事实上是埃及穆兄会的一个分支，它成为加沙地带的一个独立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是稍后的事。哈马斯刚成立的时候很温和，说不介入政治，只管救济平民、宣讲教义，在这段时间吸收成员。所以你看到这些激进组织、恐怖组织里头，有很多慈眉善目甚至是德高望重的、英美留学的这些人。 1988年阿拉法特宣布建国之后，哈马斯不干了。因为这跟哈马斯后来形成的主张是不一致的。哈马斯要彻底消灭以色列，在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奉行伊斯兰法的国家。 1993年奥斯陆协议达成，1994年阿拉法特率着改编的巴勒斯坦警察，就是原来撤到突尼斯、阿尔及利亚、伊拉克的游击队，经过训练、穿着警察服回来了。阿拉法特是1994年5月回到加沙的，10月，哈马斯的武装就跟巴解武装火并，争权夺利。第一次开打就死伤200多，这也可以理解为是巴勒斯坦的第一次内战。 紧接着，阿拉法特回到加沙成立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根据协议，从1995年开始，以色列开始撤出约旦河西岸的主要城镇，先撤大城市再撤小城市，每隔一段时间就撤一个。当时以巴之间的气氛是什么呢？当时我全程在以色列，巴勒斯坦也去，一片欢欣的气氛。巴勒斯坦人说阿拉法特好样的，一领人回来，以色列就撤了。 撤离移交的过程也是很温馨的。办公室里的办公用品不许拿走，维持原样。咖啡壶里要有咖啡，个人物品可以带走。巴勒斯坦方面的人员和以色列方面的人员就是握手、拥抱、移交权力。这个移交过程中，双方老百姓一片欢欣，以色列的大多数人除了一些非常强硬的民族主义者以外，大多数都很欢欣，甚至是喜欢阿拉法特这个人，说这老头挺可爱。 但是从以色列开始撤出之日起，每撤出一个城镇，当天或者第二天上午，哈马斯一定要在耶路撒冷或者特拉维夫制造一起公共汽车爆炸事件。当时还不是人体炸弹，当时没有安检，上了公共汽车以后，椅子底下扔个手提包就下车了。这爆炸现场我去过好多次，每一次爆炸现场都是激奋的、非常强硬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喊的口号就是一句话：“拉宾叛徒”。 当这种“土地换炸弹”重复了很多次之后，以色列的示威口号开始变了，“反对土地换炸弹”。于是在1995年11月，一个以色列的激进大学生、极端分子，叫阿米尔，在集会上把拉宾打死了。 事发的时候我正在当年率领以色列军队攻下耶路撒冷的一个将军家里，他叫乌兹，他的岳父就是1954年在缅甸和周恩来打交道的以色列驻缅甸公使，谈话中他接到一个电话，马上打开电视，是拉宾遇刺案现场的直播，他的脸马上就沉下来了，然后很冷静地说，佩雷斯会接着干的。 我离开他家，坐公共汽车回希伯来大学，车上就看到这样一幕，一帮小青年，都是利库德（以色列极右翼民族主义团体）的人，在那说“拉宾死了！”“拉宾死了！”。一个女孩子，工党的，就斥责他们。之后小青年就不说话了。回到希伯来大学的宿舍，一个休息厅里面坐了一片以色列学生，面部非常痴呆看着电视。触动是非常大的。 后来拉宾的遗体放在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白茬棺材里，盖着国旗，放在议会大厅外面，接受民众的吊唁告别。那一天有100万人，包括阿拉伯人，从各地涌到耶路撒冷向遗体告别。我是经过周总理去世的天安门事件的，那个场景跟吊唁周总理的场景是一模一样。最后秩序就乱了，大家翻铁栅栏。我就是翻铁栅栏跳进去的。在我身后站着一个阿拉伯长者，非常隆重地穿着贝都因人的全套服饰。我问他到耶路撒冷来是专门参加拉宾的葬礼吗，他说是的，我要向我们的总理告别。 拉宾葬礼的时候，一天之内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国王、总统和政府总理到耶路撒冷参加，机场拥挤到什么程度？一个中巴里可能坐了三个总统。当时以色列的气氛是一片悲哀，很震撼。葬礼过后，以色列的民情又发生了转折，从一开始的支持“土地换和平”，到迟疑“土地换和平”，到坚决支持“土地换和平”，继承拉宾的遗志。这个时候一股新的力量加入搅局，就是黎巴嫩真主党。 当时以色列要进行新的大选，哈马斯那时候比较消停，因为加强防范了，真主党出来向以色列发动袭击。佩雷斯当时作为自动替补的看守政府的总理，就发动了一场“愤怒的葡萄”行动反击。真主党把火箭发射器放在联合国营地后面，而恰恰一百多个黎巴嫩难民（阿拉伯人）躲在联合国营地里避难。以色列的炮兵自动反击系统就引导一门重炮打这个火箭发射基地，正好落在屋顶上，这一百零几人死伤殆尽。这一下以色列阿拉伯选民不干了，打真主党别杀阿拉伯人啊。 1996年5月，以色列举行大选。大选之前，以色列搞了多次民意测验。内塔尼亚胡是一贯反对“土地换和平”的，拉宾死了以后，大家都骂他，那两年他灰溜溜的，那时候我天天看报纸，年初时的民测，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只有3%。但联合国营地惨案发生之后，阿拉伯人宣布不参加总理选举。 1996年是以色列第一次实行总理直选，叫板两人的就是佩雷斯和内塔尼亚胡。阿拉伯人说我不掺和，反正选出来的是犹太人。结果由于阿拉伯选票占以色列全部选票的20%，放弃参选，很多犹太人也觉得工党把事情搞砸了，换个人试试未尝不可。于是内塔尼亚胡以不足1%的优势胜了佩雷斯。 这一下，哈马斯和真主党联合的颠覆势力，可以说就把和平进程给阻断了。 不过1996年上台后，内塔尼亚胡迫于压力还是继续进行和平谈判。拉宾在的时候，签的这些协议撤出的土地占约旦河西岸的27%。内塔尼亚胡又签署了一个怀伊协议，又撤了13%，加起来40%。内塔尼亚胡因为预算问题，也因为国内强大的反对势力，干了没多长时间，工党又上来了，就是坚决奉行拉宾路线的以色列前总参谋长巴拉克。 2000年的时候，美国总统克林顿拉着巴拉克和阿拉法特到戴维营谈判，试图效仿1978年至79年，卡特总统牵头以色列总理贝京和埃及总统萨达特实现两国间和解的先例，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巴拉克提出的方案是交还巴勒斯坦土地的93%，有的人说95%（这是我亲耳听阿巴斯讲的，他是参加过谈判的），再通过少量的土地置换求得一个平衡。但在阿拉法特坐着飞机往美国去的途中，阿拉伯联盟秘书长埃及前外长穆萨就说了，任何人不得代表全世界的穆斯林和阿拉伯人谈耶路撒冷的分割问题。 在阿盟眼里看，阿拉伯国家有一种潜规则，要支持巴勒斯坦，支持阿拉法特，但是政治家他也不愿意看到巴以问题彻底解决，彻底解决后他们的外部压力就会减小，内部压力就会加大。可以这么说，在一些阿拉伯政治家眼里，外敌外扰完全消失，对自己的政治稳定是不利的。殷罡
(0)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国际社会应该加大对巴勒斯坦发展援助和人道主义帮扶，保障巴勒斯坦经济民生需求。要坚持和谈正确方向，尊重耶路撒冷宗教圣地历史上形成的现状，摒弃过激和挑衅言行，推动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影响的国际和平会议，为重启和谈创造条件，为帮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和平共处作出切实努力。中方愿为巴方实现内部和解、推动和谈发挥积极作用。（外交部网站）
(1)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深邃厚实的优秀传统文化，这是凝聚各族人民的共同精神家园，是中华儿女齐心协力追求美好梦想的强劲动力。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多民族国家，近现代以来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交流更趋广泛深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广阔、海纳百川，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坚持走自己的路，又勇于改革开放，善于学习借鉴别国发展经验。这为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实现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
(0)中东是一块富饶的土地，素有“肥沃的新月地带”之称的叙利亚，位于中东的地理中心，其国内的战火和冲突令人痛心。“少一些冲突和苦难，多一点安宁和尊严，这是中东人民的向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在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重要演讲时强调：“叙利亚现状不可持续，冲突不会有赢家，受苦的是地区人民。解决热点问题，停火是当务之急，政治对话是根本之道，人道主义救援刻不容缓。”
(0)文化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历史学家狄特里希•杰拉德在《旧欧洲：一种关于延续的研究》中，把1000—1800年的欧洲归为“旧欧洲”。他用5个衡量标准界定旧欧洲：经济观上认同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社会观上认同的是差异等级而非竞争和能力；政治秩序上认同的是墨守成规而非革命和改革；文化上认同的是群体意识而非个性展开；宗教上认同的是迷信而不是自然主义。当今还有一个问题：文化被认为是国际冲突的来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国际冲突的根源就是文化，过去是资源冲突，后来是意识形态冲突，现在是文化板块之间的冲突，在文化板块的接合处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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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两方谁正义谁邪恶，但不得不说，当年美国扶持以色列真的是一步好棋。试想一下，一个有着统一的宗教统一的语言文字，还有庞大的土地重要的战略位置，大量的石油和人口，如果这地方不安插个搅屎棍，不安插个异族，美国都睡不好觉。
(0)10月12日，由埃及和挪威联合主办的援助重建加沙国际会议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尽快为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救助和经济援助成为本次会议的主题。为了给本次会议召开创造先决条件，显示巴勒斯坦方面的团结和统一，鼓励国际社会支持加沙重建的信心，巴勒斯坦国总理拉米·哈姆达拉9日通过加沙北部城镇贝特哈农口岸抵达加沙地带，参加巴勒斯坦联合政府今年6月成立以来的首次会议。 联合政府会议在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位于加沙的故居内举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方面特地选择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场所，意在表明和解与友好的姿态。会议结束后，哈姆达拉随即召开新闻发布会，他说：“我们对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民负有道义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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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們威嚴、莊重,而席上的被告看起來好像要吐了。 就在法官宣布庭審開始時,旁聽席上的記者們突然發現同聲傳譯設備罷工了,法庭上出現一陣騷動。 在塑料物件悶聲搖晃和啪啪拍打的嘈雜聲中,法官問:你是阿道夫•艾希曼嗎? 被告回答:是的,先生。 這場在一片稀裏嘩啦聲中開始的、相當缺乏儀式感的庭審,對現代猶太人具有極重要的意義。甚至有人説,對猶太人來説,直到這場庭審,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畫下句號。 就是這個艾希曼,二戰期間曾負責監督指導納粹推行的臭名昭著的“最終解決”,包括將猶太人移送集中營及大部分屠殺作業——600萬猶太人就死在這個“最終”上。 德國戰敗後,艾希曼輾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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