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健全完善，民众对参政议政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同时，我们也看到，现在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渠道途径来参政议政，表达自己的想法，提出自己的意见。
互联网是民众参政议政的新型渠道，各大官方网站、门户网站都逐渐设有人们表达意见的栏目，受到人们的青睐。随着微博的持续火爆，微博问政也成为民众参政议政的新方式，具备零门槛、匿名信、碎片化等优势。然而，民众参政议政的途径并不是完整的，在公共地方，各国各地区就缺乏一些露天辩论场所，人们对政治的交谈仍然仅限于私人范畴，不敢拿上台面来。因此，面对信息社会的挑战，政府主动地进行结构性伤筋动骨的调整，这是正题。增加信息发布窗口、政务阳光化等等满足老百姓的部分信息需求。《共绘网》建议：各国各地区应开辟露天公共辩论（实质民主）场所，让民众参政议政，以消除不必要的隔阂和误解。您是否赞同呢？请您畅所欲言，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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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展现生机活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小院议事厅”“板凳民主”“圆桌会”等基层民主实践深入推进……这十年，人民当家作主夯实稳稳根基。
(0)求是大牛哥：在狄更斯的笔下，揭开了大英帝国繁荣昌盛武力强横的光环下，充满痛苦、仇恨和绝望的边缘社会的一角。但他的文字并没有成为葬送他的“罪行”，作品也没有因“不当言论”而被当局消灭，更用不着有意用一些拼写错误的单词让读者揣摩含义。批评祖国，反而让他成为一个备受尊敬的人。 在死后，他获得了最高的哀荣——被安葬在西斯敏斯特教堂，他的墓碑上写道：“他是贫穷、受苦与被压迫人民的同情者；他的去世令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英国作家。” 在任何一个国家，真正的批评者都是伟大的爱国者。只允许吹捧和歌颂的，无一不是令底层民众绝望的9菜园子。没有批评和反省，那会有“吃一堑长一智”？让人嗨出高潮的文章我不是不会写，而是不屑于去写！我在做的，不过是反复敲钟，提醒人们不要忘记。
(0)2011年“斯奈德诉费尔普斯案”判决理由，部分汇集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诸多言论自由名案的经典判词。 比如，“对公共事务的讨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对公共事务的讨论不只是一种自我表达，更是人民自治的基础”（盖瑞森诉路易斯安那州案）；“在第一修正案的价值体系中，关于公共事务的言论位于最高层级，应受到特别保护”（康尼克诉迈尔斯案）。 执笔判决词的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最后总结道： 言论威力无穷，可激发人们各样情绪，或令他们怆然泣下，或令他们喜极而涕，而在本案中，某些言论给死者家属带来了巨大痛苦。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为安抚他人伤痛，而令言者有罪。基于维护言论自由之立国承诺，“为确保政府不压制公共讨论，即使是伤害公众感情的言论，也应当加以保护”。 罗伯茨的判决，延续了最高法院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基本立场，那就是，尽可能保护政治性言论的自由，或者说，保护人民就公共事务开展讨论的自由。这些立场，正是由1964年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
(0)西安又有官员遭问政节目“灵魂拷问”。2月11日，在西安广播电视台的《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问政节目中，西安市高陵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刘鹏武回应了猖獗已久的黑车问题，遭主持人连发数问怒怼。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后，引起众多网友围观。 这档《党风政风热线》是由中共西安市纪委、西安市监察局和西安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西安市政府纠风办、西安新闻广播制作播出的大型舆论监督直播访谈节目。常设四个版块：1、“记者调查”版块，播放新闻广播记者针对上线单位存在的问题所采制的调查录音，由相关负责人作答；2、“热线微信互动”版块，由听众通过热线电话和微信公众平台向上线单位提出相关问题；3、“监督面对面”版块，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科专家、行风政风监督员和媒体代表等，现场提出监督问题和建议；4、“回访与追踪”版块，对上期节目中群众反映的问题予以反馈回复，对一段时间以前的回复问题进行追踪。2018年，西安广播电视台《党风政风热线（精编重播）》栏目获得“全国民生影响力广电品牌栏目10强”荣誉。在国内，西安广播电视台的问政节目一直具有先锋意义，凭借犀利的言辞，对官员不作为的正面指责，业已成为西安广电的一大特色。除了《党风政风热线》，西安广播电视台还开办了《问政时刻》栏目，屡屡创下收视高峰，在本地的影响力更大。
(0)近年来，我们的公共空间到底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呢？我们不应该问公共空间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而是要用其他的维度去观察公共空间的变化。第一个维度是看公共空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如美国，国家、政党和国会是政治社会，公共空间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这两部分相对独立，学术界的话语也相对独立。 第二个维度是要看公共空间或者市民空间最大容量到底有多大。这个最大容量有的时候来自于它的独立性，有的时候恰恰是来自于它和国家的沟通。 第三个维度是要看组织内部的多元性。其实公共空间或市民社会，很多时候它们的力量源泉并不是说，它们在政治上的动员力有多大，而是看它的自我限制的能力有多大。而自我限制与公共空间内部组织的多元性和生态活力是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我们对公共空间或者公民社会有一个误解——它总是好的。公民社会或公共空间也可能是坏的。比如说，美国有一个政治学家，研究了德国魏玛时期的公民社会，他们用具体的指标来说明，当时德国公民社会的结社程度比欧洲其他国家都要高很多。但是，这个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之间是脱节的。政治社会被精英把持着，而公民空间被过度动员了，最后这个能量被纳粹攫取了，这是一个坏的公共空间或者公民社会的典型。 就如羊群效应一样，原来精英式的公共空间走向了民粹主义，这也是最近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美国也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时代已经走入一个了保守主义周期，越来越像一战二战时的情景。这个公共空间也面临结构转型，但是不是哈贝马斯所说的那个转型，而是又有一次新的转型。
(0)我从来不会逃避辩论，只要它是真正的辩论，它只存在于我要说的第四类人当中。很有可能，我在这类人当中，依然会遇到强劲的对手，但彼此会不断拿出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如果一时拿不出来，也可以暂挂“免战牌”，而不是就此被“收编”。古罗马皇帝奥勒留对此早说过让我们汗颜的话：“如果有人能够使我相信，并向我展示我没有正确的思考和行动，我将愉快地改变自己。因为我寻求真理。” 还是在这本《沉思录》中，奥勒留又说：“任何人都不会受到真理的伤害。那保留错误和无知的人，却要因此受到伤害。” 不可高估自己，但也不要高估别人，不要把你的精力浪费在不懂道理的人身上。斗牛士眼中是牛的骨缝，牛却只看到一块红布，目标的不对等，让斗牛场上的表演其实只是一场杂技。教给那些愿意学习外语的人一个单词，或向愿意打开同一本书的朋友请教一个问题，比赢了一场撕逼大战要有价值得多，何况，你根本无法取胜。
(0)在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中，要高度重视密切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凡是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充分听取人民群众意见，做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忧群众之所忧，将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优势体现到为人民服务的创造性实践中，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
(0)按照西方社会的标准，主张公共福利的属于左派，反对公共福利的是右派，并由此划分为两种政治主张，成为政党交锋的焦点之一。在北欧一些左派占上风的国家，公共福利之高，令人咂舌，甚至出现人民主动否决政府每月给国民发钱政策的现象。在学术上，对于公共福利，也分为两种不同的流派，各不相让。反对者认为，公共福利需要以高税收为代价，损害竞争；更重要的是，福利分配让公权扩张，挤压了公民权利。而主张公共福利者认为，公共福利是自由市场必须支付的成本，事实上也有助于经济繁荣与普遍自由的实现。社会问题从来就没有真理，因此注定了两者的争论永远不会有胜负结局。不过，两者均同意这一点：自由市场中的竞争失败者需要得到某种照顾。这是
(0)2016年10月24日，由安娜·林德基金组织的2016跨文化对话地中海论坛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举行。作为论坛荣誉嘉宾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正式访问马耳他期间，出席了开幕大会，向参会的800多名民间社团组织，国际组织和决策者代表发表讲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信教育是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偏见和无知的最好手段”，博科娃表示，“解决的方法从学校开始。全世界必须向青年敞开怀抱，教会他们和平的理念，用知识和尊重他人的价值观赋权青年和公民社会。 2016地中海论坛意在激活下一代领导者之间的联系，并鼓励这一地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从而使更多青年参与促进跨文化关系和对话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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