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每提到“统一”二字，人们心中总会油然而生一股民族团结感，因为统一不仅代表了每个公民对自己祖国和谐富强的向往，还代表了对世界局势稳定的期盼。直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未完全实现和平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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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宁荣教授 香港大学SPACE学院常务副院长：韩国这次的抗疫模式在西方更是受到肯定，法国总统和瑞典首相等多国政要甚至致电韩国讨教。但韩国对疫情的控制到底有何魅力？为何西方愿意到韩国取经和复制韩国模式呢？ 韩国也曾面对与中国相同的困境，但两国在大范围发生疫情之后，采取了类似的抗疫战略，新增病例曲线迅速被压平。 但西方在看韩国的经验时，特别看重韩国没有因疫情出现压制言论和信息受阻的现象，没有因禁令影响民众的行动和自由，国家的经济更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韩国的经验可以归结为：早干预、早准备、早检测、早跟踪、早隔离、早观察。 韩国的企业早就判断病毒迟早会扩散到韩国，第一时间就研发出检测试剂盒，获得政府的紧急审批投放市场，检测过程只需十分钟，几小时内可以出结果，准确率超过98%。 韩国单日可检测近两万人，检测率全球之冠，已有120多个国家争相从韩国进口测试盒。 韩国政府还迅速修订法律，网站和手机都可以追踪病发者，一旦有新病例，就可以获得信息和警报。 好的经验当然可以抄，可以借鉴，但不必过分地显耀自己的成功，这只会让人反感。
(0)德国诗人席勒，曾在德意志民族危难之际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德意志，它在哪里？”这一历史之问，经过近两个世纪的执著寻找或许有了答案：德国地处四战之地，长期残酷的环境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积淀——“好战基因”“专制主义”“狂热唯心主义”......让其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不断迷失。 二战前的德国，就曾深陷“反动的现代性”：“一方面竭尽全力获取全人类的最新技术，一方面又极力排斥启蒙精神和自由民主。”（德国历史学家赫夫）德意志民族独特的历史积淀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加持下，迅速聚拢成一股极具爆发性的力量——它在德国统一时，是抵御外辱的思想黏合剂，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却成了全民的海洛因，让吸食者陷入梦想般狂热中，导致了排外、倒退和战争。——“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人是观念的俘虏，行动是思想的结果——欧陆理性主义哲学带来的激进主义狂潮，让即便盛产伟大哲学家的德国，也陷入了致命的自负，德意志民族对理性的过度滥用，给自己，也给世界到来沉重的灾难。 然而，无论理性与智慧，还是对致命自负的警惕，都是我们亟需的。
(0)德意志民族在民族认同的道路上经历了诸多的坎坷，但是民族认同仍旧是千呼万唤不到来。德国的历史不能给当代德国人提供认同，那么一个新的德国认同应该怎样建构？各种建议、方案均有其拥护者，但是一种全民性的共识仍旧难以达成。在最敏感的历史问题上，“左”派和自由派认为，德国的浩劫来自“德意志特殊道路”，源于德国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偏离了西方的轨迹，德国应当回归西方，接受西方价值，以此来终结“德意志特殊道路”；所以德国人最重要的任务是认同民主宪法——联邦德国的基本法，支持民主制度，发展和健全民主的政治文化。在涉及德国人身份的问题上，许多左翼和自由派人士认为，重要的是首先做一个民主公民，然后才可考虑自己是否是德国人。作家格拉斯首当其冲，公开反对“大德国”，反对两德统一；哈贝马斯则倡导“宪法爱国主义”，同“德国马克民族主义”对抗。在自由主义阵营看来，旧的资源已被证明是不能成为认同基础的，必须建构全新的认同，如哈贝马斯认为，德国的专制政治的传统已被历史抛弃，没有现成的历史资源可资借鉴，只有建构一个新的传统，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新的民族认同，这个新的传统的基础就是战后在德国已经生根的民主政治体制及相应的民主政治文化。与“文化民族”的理念相反，他们认为，认同德国基本法，就是新的德国认同的根本所在，即所谓“宪法爱国主义”。如果说德国历史给德国留下了遗产，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认清德国专制主义的传统，在“大屠杀认同”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认同。执著于德意志文化和历史的政治家和学者们则认为，新的民族认同不可能建立在非历史化的基础上，脱离德国的历史是无法建构德国认同的；不论德国历史留给当代德国什么样的遗产，新的认同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建构，比如对于德国历史特别是德国专制历史的认识，应当警醒德国人，不可重蹈覆辙。在他们看来，德国历史的主流是多元文化而非集中，历史上部族的、帝国的、邦国的、地域的意识都很强烈，各种分歧如血统的、宗教的、地区的，都不能、也不应当强行统一到一个单元的共同体中；如果强行这样做的话，必然招致灾难性的后果，如民族社会主义推行的“一体化”（Gleichschaltung），结果只会是一场灾难。他们认为，德国在历史上也有自由主义和民主的传统，如法治国家、乡镇自治、福利国家等理念，似乎也应当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念念不忘大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者，他们企图让历史退场，让过去成为过去，一笔抹杀德国的罪责。在保守派一方，右翼人士强调“民族利益”，例如新保守主义历史学家们就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德国人要摆脱历史问题看德国、看世界。他们认为，德国人已经不再是需要胜利者扶持和教导的孩童，德国已经长大。所以在内部，德国人必须重建和巩固德意志民族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民族”（bewusste Nation），或曰“自信的民族”；在外部，德国不再需要一个精神导师，也不需要他人的扶助，而是要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与新德国的实力相称的国际角色。这个诉求被归结为要切断“西方纽带”（Westbindung）......两德统一后，东西部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差距至今仍未被抹平，历时十几年的所谓“东部建设计划”宣告失败，“新联邦州”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约200万东德人移居西德。新联邦州遭遇的经济问题使其对于老联邦州的认同危机更趋严重，至少是老一辈人、社会的弱势群体对于西德的看法比较负面，甚至相当负面。如今统一已经20年，但是横亘在新老联邦州之间、“老东”和“老西”之间的心灵鸿沟尚未被填平，在德国东西部之间造成了裂痕和敌意。东部民众认为自己被西部欺骗和吞并，产生怨恨甚至仇恨情绪。而西部民众认为，数万亿马克、欧元流入东部，“统一税”及其他经济负担压在西德民众头上，西德经济大受拖累；但是“老东”们则不但坐享其成，而且并不领情，实在是忘恩负义。双方的情绪对立，给统一的民族认同的建构再设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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