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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哪些权力需要下放?

发布日期:2013-08-29    浏览次数:3456

    以往我们经常从各种渠道听闻或者亲身经历这样的事情,去找某一部门办事,经常会被以无权处理的理由推脱下来或者办一件事要跑很多部门、盖很多个公章的情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大众生活水平与综合文化素质对比改革前都有了极大的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产业工人占我国总人口的比重快速增加,市民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政府机构改革正在进一步的进行之中,政府权力也在逐渐的下放之中,老百姓往后办事会越来越方便,公民的自觉性也越来越高,社会自我管理水平也日趋完善。概括起来讲就是,政府机构改革、权力下放利国利民,必将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添油助力!“凡是市场能办交给市场,凡是社会能办的交给社会,凡是地方政府能办的交给地方。”那么你认为政府哪些权力需要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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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美国政府行政规章涵盖的范围已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政府将电力、电话和煤气等垄断性行业,以及涉及能源生产和分配、银行与金融活动等关键领域都列入行政规章管制范围。除了旅馆和出租车这种个体业务外,有80多种不同职业被法律规定要发给执照,即通过行政审批或许可,其中包括鸡蛋分等员、驯狗员、剪草工和泥瓦匠等。
    在美国,一部分人认为,政府出台的行政规章愈细致,愈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因为这些规章能够树立明确的行业规范,从而提升社会活动的专业化。但也有人反对政府的手伸得过长,认为这是“大政府”的表现。譬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为一个“准司法联邦机构”,可以负责判断进口对美国工业造成的冲击,并且对倾销和侵权等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措施。该委员会实际上“外包”了政府职能。
    在美国大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今天,“小政府和大政府”的争论也再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共和党在党代会上抨击奥巴马政府大包大揽,奥巴马在日前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予以反击,称不能眼看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崩溃和底特律的汽车行业倒闭。“拉登已死,通用依然健在”,成为民主党彰显政绩的口号。
    美国政府在行政规章问题上,不仅面临社会的批评,也受到国会的影响。国会一些议员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反对外国投资的进入。实际上,会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虽是美国联邦政府设立的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委员会对外国投资展开调查的基础,但相关调查只占很小的部分,绿地投资不在审查范围,审查只针对控股型并购而非所有的并购交易,每年受理的案件不足并购总量的10%2010年,美国政府审查的交易数量为79件,其中12起调查导致外国投资方放弃交易。
    美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法律建设也相对完备,但在国际政治和经济活动加剧变化和深入调整的时期,如何发挥行政规章的功能,更有效地履行行政职能,推动社会的协调发展,对美国政府也是一个深刻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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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继英2022-01-14

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 (《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引自第8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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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JGNF2019-02-03

“法治”两个字看起来很平常,却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识。古代社会也有法,但往往是国王之下的法,更直白说,是管老百姓的法。百姓有服从的义务,却没有受保障的权利。从以“权力”为核心到以“权利”为核心,是现代法治区别于古代法最重要的标志。 “权力”仅仅让出核心的地位还不够,现代法治的另一重要议题,是将“权力”限制在契约的笼子里。“法无禁止即可为”在这里就变成了“法无授权不可为”,两者合起来,才是现代法治完整的内涵。 现代文明在“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中一路走来,财产权、个人自由、商业以及法治结伴而行,环环相扣,越发彰显其竞争力。而在这一历史大潮之下,我们的国家究竟就近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不仅关乎国运,更关乎每一个个人最基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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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2014-09-17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新问题也不断出现,值得高度关注: 一是部分行政审批变相地“移花接木”。如一些审批名义上从政府部门转移到下属学会、协会等事业单位,但实际仍由部门掌控,不仅未减少审批,反而增加了环节和一些强制性、随意性的事业收费服务,群众戏称“多了一堆婆婆”。 二是个别部门玩起“数字游戏”。如将审批改为核准、审核、事前备案,或者对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无关联的合并,当事人的办事程序却并未减少,反而增加了环节。一些被废止的审批项目通过“打包”,进入其他审批项目。部分核准制、备案制有向审批制倒退的趋势。 三是审批流程仍然繁琐。在户籍、教育、住房、社保、生育等民生领域中,政府的行政审批程序依然繁琐。以办理户口迁移为例,户口本、身份证、入户申请书、准迁证、申请人常住户口所在地派出所证明,一样都不能少。 四是审批监管环节依然薄弱。一些审批事项从受理、审查、办理、发证等环节还没有完全得到监督,法外增加审批条件、超时审批、自由裁量权过大的问题依然存在。 五是职能部门之间交叉审批、重复审批的问题仍比较突出,一个审批项目需要跑多个部门,人为的增加了审批成本,降低了审批效率。 六是网络作用未充分发挥。目前不少地方行政审批在网络上只能进行审批表格下载、在线咨询和查询办事进度等,行政审批事项仍然需到行政机关进行办理。有些部门行政服务中心的电脑信息仍然是网外网内“两张皮”,对于当事人来说,感觉到政府有多张面孔。 (转载:魏建国《行政审批改革后的新问题应予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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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颖莉2014-07-17

简政放权,是党中央国务院的大政方针,也是改革的主要切入点和重要内容。各地和各级行政机关在这个大政方针指引下,积极探索行政体制改革,取消和下放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名目繁多的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政认证、行政备案等。可以说,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但我们也发现,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投机取巧的想法和不规范的做法。这些现象如不加以及时纠正和制止,一旦蔓延开来,就会影响行政体制改革的正常推进,在政策上出现误判。 假象之一,名亡实存。就是在文件上、规定上取消了行政许可,但在实际工作仍然保留该行政许可。因此,当事人办理相关手续时,仍然不得不按照实际要求经过这些一道一道的许可审批关。说白了,这些行政许可根本就没有取消,只是在纸面上消失了,看不到了。在统计行政许可减少的数目时,是减少了,仅此而已。这是典型的“欺上”,是瞒天过海的弄虚作假。 假象之二,项目合并。就是将行政许可项目进行合并,在计算统计行政许可数目时,看上去也是减少了行政许可。例如,原有的建筑项目许可总数有三项,现在取消两项,保留一项。减少行政许可百分之六十有余。这样的统计结果,看上去很好看,但好看的并不一定好用。因为被合并的行政许可项目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消掉,而是被包含在其他行政许可项目之中了。说到底,这就是一种数字游戏。 假象之三,改名换姓。所谓改名换姓,就是把行政许可改名为非行政许可,不再叫行政许可、行政审批等名称,取而代之的称之为“服务”项目,或者“委托”项目、“交办”项目等。这种做法,是想回避行政许可的限制和要求,以目前比较容易过关的名称取而代之,蒙混过关。在统计行政许可时,这些名目多不在行政许可统计范畴之内。 假象之四,主体转移。就是将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转移给非行政机关的组织,如协会,技术检测机构等。更有甚者,上级行政机关将自己的行政许可下移给下级行政机关,使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均衡分摊行政许可数量,以减轻上级行政机关的“负担”。 假象之五,替换等待。一些行政机关担心减少行政许可市场会失控,而新的监管方式又没有。所以,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等待新的监管方式而迟迟不取消行政许可的现象。这种对传统监管方式的依赖,也使得新的监管手段和方式也难以被“逼”出来。 如此种种现象,虽然不是非常普遍,但确实存在,有些还有一定的普遍性,例如项目合并做法就比较普遍。这些做法,显然不能达到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目的,即减少对经济社会微观的过度干预,让市场发挥其决定性作用,不能真正做到“宽进”。因为这些许可、干预、关卡实际上都保留了下来,只不过名称换了,形式改了,数据不同罢了。我认为,这些做法,既是“欺上”,也是“瞒下”,是典型的行政审批改革假象。假象不除,贻害无穷,必须及时纠正。 改革之难,其因何在?关键还是政府职能转换这个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各级各地行政机关之所以对行政许可“恋恋不舍”,就是因为行政权力的范围过大,边界不清,事无巨细,仍然事必躬亲。由于政府管得过宽,而最方便管理的“抓手”又是行政许可、行政审批,行政机关自然会紧紧抓住行政许可、行政审批不放。所以,我认为,要想有效减少行政许可,核心和前提是简政。就当前工作而言,应当紧紧抓住各行政机关的三定方案的清理,重新定位各行政机关的职能和任务,从根子上简政,才可能在结果上放权。 (转载:杨小军《谨防行政审批改革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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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见长安2014-06-18

行政许可要不要保留,谁来决定?据媒体报道,将于明年1月1日起实施的《广东省行政许可监督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一大亮点是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许可的评价制度,规定对行政许可进行评价时,应当采取调研、听证、论证、网络征询等方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和建议。这意味着,民众的意见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行政许可的存废。 广义的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经依法审查,准予其从事特定活动的行为。抽象地看,要确定哪些行为要经过行政许可,前提是要厘清政府的角色和公民、法人的权利,在不同的阶段,中国社会对政府角色定位有所不同,这就导致对行政许可范围与特性理解出现差异。现实中对于哪些事项需要经过行政许可,行政机关在具体事项中的权责如何,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清晰的界定。2004年,《行政许可法》出台,对行政许可设定权做出了较明确的界限,但就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不久,又出现所谓“非行政许可审批”的概念,行政许可制度改革伴随着中国的改革进程,即便在大力清权的今天,对其施加有效限制仍然任重道远。 行政许可制度的变迁直观表现为政府权力的伸缩,过去权力乱摸较为普遍,其中不乏荒谬的行政许可,甘肃就曾出现设定“生产加工食品小作坊加工许可”(被部分媒体“馒头许可”)的现象。大体而言,对行政许可制度的诟病,一方面表现为行政许可自由裁量权过大,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则在于权力的确立与退出机制不健全,权力往往只增不减,对于如何退出更是缺乏明确规范。 在简政放权的大背景下,广东在行政许可领域的改革可谓亮点十足,诸如建立权责清单制度,对行政许可进行目录管理等,都有利于从源头上消除权力寻租现象。尤其值得期待的是,条例要求建立健全行政许可的评价制度,媒体在解读这一制度时,着力提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这一制度中的地位,继而期待今后民众将决定行政许可事项的去留。目前的行政许可行为基本上以政府机构为主导,“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核心地位不可动摇,可以预计,若能引入民间意见,让许可对象积极发声,并结合学界等第三方专业意见,如此经历多方博弈,将可打破政府机构主导的僵化格局,客观上有利于行政许可行为回归理性,使得行政许可在符合权力逻辑的同时,最大限度减少对个体及市场不合理的干预。 此次条例大致形成了制度雏形,至于如何落实上述设想,则还要一些程序环节上提供切实可行的路径选择。由于行政许可行为直接关系到政府机构切身利益,要想通过评价这一入口来影响许可事项的存废,恐怕殊为不易,民间的批评经常只会形成道义方面的压力,与影响具体决策则尚有距离。从以往的经验看,一些颇具争议甚至涉嫌违法的行政权力,都由于惯性或部门利益而得以沿袭,国人喟叹人在“证”途,民间的批评可谓猛烈,更有政协委员仗义执言,但即便如此,也未见有明显改善。类似困惑背后原因可能并不简单,但它确实在提醒我们,一旦民众的意见有机会影响公共决策,也切不可盲目乐观,而应该在互动与决策机制上有所建树的前提下,期待个体的价值。 行政许可关系到公民及法人的切身利益,故任何一个许可事项都很容易就能收集到反馈,就此而言,在机制保障的情况下,行政许可评价制度的价值不可小觎。如果说,晒权力清单,亮“家底”等规定将为民众呈现行政许可事项的总量,那么,行政许可评价制度则有望进一步为权力瘦身。考虑到社会变迁会带来新的行政许可事项,其总量并非持久不变,有必要提醒,运用这一制度不应仅仅局限于既有的许可事项,对于新设立的许可事项,评价制度也不应缺席,惟有如此,规范才实至名归。(转载:民意影响行政许可去留应有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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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o2014-05-10

“以前的审批体制,跑一个部门的各处室能跑断腿,跑多部门的能累折腰,还不一定办下来。”一位企业家痛陈审批弊端:“有的政务大厅,人到权不到,就是个‘只挂号不看病’的挂号室,层层审批、多头办理、体外循环依旧。” 针对原来审批体制之弊,太原进行大刀阔斧的体制改革,强力推进“两集中、两到位”:“两集中”就是指各部门审批职能向一个处室集中、该处室向政务服务中心集中;“两到位”就是指各部门向首席代表授权充分、到位,所有事项在中心办理到位。太原市将34个部门分散在106个处室的审批职能全部集中到各部门新成立的审批处,集中进驻市政务服务中心;其次,对审批流程实施扁平化再造、缩减层级。“一个窗口”对外审批服务,各部门向首席代表(审批处长)充分授权,将原来的层层审批简化为办事员——首席代表两个层级,专家论证会、联审会在中心现场召开,首席代表签发,在中心办结。 “目前,在服务中心的首席代表能直接审批的项目达到52%以上,其余事项也由首席代表组织专家论证、集体研究后审批。”李树忠介绍,“说白了,这里首席代表权力还是蛮大的。”从体制上解决了群众办事“门进门出、楼上楼下”到处跑的问题。 “光把权力请到政务大厅还不够,没有配套的机制跟上,行政审批的提质、提速、提效也难以实现。”李树忠说。太原在审批流程机制上进行创新,改串联为并联:推出了各阶段、跨阶段审批事项,行政审批与公共服务、中介服务,市级审批与县(市、区)初审等不同层级的并联审批,多头并行、合分结合,极大地压缩了审批全流程的总体时限。 太原按照受理与办理相对分离原则,设立了综合服务窗口,由中心选派人员,统一登记受理审批申请、分转各窗口办理,系统自动计时、限时办结,综合服务窗口统一组织送达审批结果。同时,由首席代表直接审批的一般性事项,各个环节均在中心内办理;审批过程中涉及事业单位公共服务事项,由首席代表派单、限时办结等4个层级闭环运行。这样,实现了 “一口进出、限时办结、并联办理、闭环运行” 的机制创新。(摘自:刘鑫焱《太原行政审批 大手术带来大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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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日2014-03-31

权力透明、公开是政府改革的重要一步,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这些年,改革搞了一轮又一轮,简政放权也做了好几遍,但为什么配置资源的权力还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市场手中呢?经历几轮政府改革之后,市彻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关键原因就是改革之后,政府的权责并不透明。看似政府好像是简政放权了,在权力上做了减法,可老百姓一旦到政府办起具体事,却往往会遇到玻璃门,还得一点一点地闯关,对老百姓而言,并不知道哪些是政府放权的项目,哪些是需要审批的项目。因此,政府改革简政放权,首先必须做到公开透明,公布“权力清单”,界定权力边界,在此基础上才能防止权力滥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改革要趟过“深水区”,政府简政放权下放的权力要惠及百姓,激活市场,不被某些人以程序的名义滥用,不被披着行政色彩的行业协会、事业单位重新捡起,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权力毫无保留地置于阳光下,置于百姓的监督之下。毕竟,改革改掉的是政府的权力,改掉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如果不通过“权力清单”明明白白告诉大家,那些事是政府不能管、不该管的,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结果——简政放权的大趋势他们没有办法阻挡,但保留权力的含金量的办法却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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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wu2014-03-25

人类政治实践告诉我们,权力运行必须受到有效约束;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业已形成的全民共识。对权力的约束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有权力对权力的制约,也要有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既要有纵向的权力制约,又要有不同功能的权力的横向制约;既要有上对下的约束,也要有下对上的约束;既要有政府施政公开透明前提下的民众监督,也要有媒体、社会组织的监督;等等。只有这些监督和约束形成合力,有足够的力量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现象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对权力的约束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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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2014-03-24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衙门”作风,中央一贯反对,百姓深恶痛绝,但积弊已深,革除艰难。现在,行政审批事项减少,政府人员有了更多时间走出办公大楼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去问政、问计、问需,把党的群众路线体现在日常工作中。如若能够像焦裕禄下生产大队那样,做到工商进市场、交警上马路、安监到工地,就能摸到真实的社情民意,既能增强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减少市场监管的漏洞,又能促进干群关系和谐,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可谓一举多得。放权不是放掉责任。政府职能转变,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出发点、落脚点不能变,时代责任感、历史使命感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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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wen2014-03-17

关于简政放权,新一届政府说了很多,也做了很多,但是进展不如预期。为什么?不是决心不够大,也不是力量不够大,而是阻力太大,积存的问题太多。所以,李克强总理需要加油,大家也需要全力的支持和极大的耐心。 为什么说简政放权难呢? 首先,简政放权意味着从前由政府来管的事情交给了法律和社会,问题是,相关配套的法律是否齐全?已经有的法律是否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对应的民间组织是否具有能力等等。所有这些,都需要时间去做,都需要人去做,那么,是不是所有这些都做好了再简政放权呢?显然不应该。一抓就死,一放就乱,要防止这样的习惯现象出现,需要大量的工作。 其次,臃肿的机构成群的官员还在,对于大量的政府机构来说,本身就人浮于事,如果再把权力放出去,这些人怎么办?这些机构怎么办?人这个东西,无事就会生非,权力少了而人还是那么多,可想而知的内斗将会变得更加激烈,到最后就是所有的事情所有人来管,可实际上谁也不管。不该管的自然不管,该管的也没人管。 所以,要简政放权,就要配套相应的机构精简方案。可是,这很难,中国政府的机构精简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一次成功过?哪一次不是越精减越多?要精简机构,其难度不下于简政放权,或者说,如果真能精简机构了,简政放权也就看到了曙光了。 而精简机构,不仅需要决心,更需要智慧。 第三,对于享受惯了权力好处的官员们来说,他们会心甘情愿放弃手中的权力吗?当然不会,没有任何人会愿意放弃既得的利益。所以,他们随时会反弹,随时会以各种借口各种方式将权力收回。君不见,过去也曾经有下放权力的先例,之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收了回来。 所以,要简政放权,就要做得彻底,让官员们想收回都无法收回;要简政放权,就要持之以恒,不给官员们任何的借口任何的机会反弹。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李克强总理的决心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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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新聪2015-12-18

新华社记者近日就寻找东北振兴突破口进行了深度调研,发现了一些影响东北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其中,一些政府部门对经济管得太多、太死,一些官员用权越位等问题成为影响当地经济振兴的重大障碍。当前东北经济告别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表现低迷,这既与该地区传统产业转型艰难有关,也与新兴产业成长缓慢有关,更与一些地方行政主导力量过强、经济发展频频更换发展蓝图和目标有关。在长官意志的左右下,一些地方规划成百上千亿元规模的产业如同“走马灯”,说变就变,说换就换,不仅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积极性,也导致民营经济发展依旧处于“搞配套”和“跑龙套”的依附地位。“试点帽子批发过多过滥”“目标蓝图随意改来改去”“产业发展沦为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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