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年度是以年度为单位进行会计核算的时间区间，是反映单位财务状况、核算经营成果的时间界限。
现如今各国的会计年度都由其国家的会计法决定。例如中国一直采用统一的历年制会计年度，即会计年度起止日期与公历年度起止日期相同。而我们知道，采用统一的历年制会计年度，是为了使财政年度、纳税年度、计划年度和统计年度保持一致，使其适应计划管理和汇总会计报表的要求，最终便于各国的宏观经济管理。那么，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为何全球不统一会计年度，都采用公历年度（即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统一口径，方便将来加强全球的宏观经济管理呢？您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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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一直采用统一的历年制会计年度，即会计年度起止日期与公历年度起止日期相同，《会计法》对此做出了明确规定。我国采用统一的历年制会记年度，是为了使财政年度、纳税年度、计划年度和统计年度保持一致，使其适应计划管理和汇总会计报表的要求，最终便于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然而，在我国已成为WTO成员国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承认我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尤其是外向型经济和资本市场得到迅速发展，由此，统一会计年度作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其弊端越来越明显。
(0)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赖于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保驾护航。国内外的大量研究表明，财务造假与不健全的公司治理机制如影随形，相伴而生，凡是发生财务造假的上市公司，其治理机制一定存在重大缺陷。上市公司财务造假屡禁不止且愈演愈烈，说明我国公司治理机制仍存在着诸多不容忽视的缺陷。笔者认为，权力结构、权力分配、权力制衡、利益协调是公司治理的基本要义，只要这四个方面的治理机制失效，财务造假必定大行其道，畅通无阻。 在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方面，确保会计信息质量的权力主体和责任主体是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和管理层，监事会对会计信息质量享有监督权力并承担监督不力的责任。这种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权力划分和责任归属貌似合理，其实不然，因为权力结构有显性与隐性之分，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着隐性权力大于显性权力的现象。证监会披露的大量行政处罚和禁入公告显示，实际控制人通过操控董事会、管理层和监事会，往往是上市公司财务造假的主要策划者、受益人和责任人，“真正有犯罪动机的只有企业实际控制人”（胡文强，2019）。实际控制人对会计信息质量握有实质性的权力，但却不承当相应的责任，董事会和管理层尽管只拥有形式上的权力，其成员通常也不是财务造假的主要受益者，却要承担造假的主体责任。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匹配、回报与风险不对称的制度安排，无疑是滋生财务造假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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