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5月2日，中纪委网站发布了对安徽省原副省长陈树隆的通报。通报称，陈树隆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政治上攀附、经济上贪婪、道德上败坏，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等犯罪，性质恶劣、情节严重。
政治攀附，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讲，就是寻靠山找后台。智者，以别人的惨痛教训警示自己；愚者，用自己的沉重代价唤醒别人。是做一个智者还是做一个愚者，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能从陈树隆身上汲取教训，别对政治上攀附抱有任何幻想。因为，陈树隆已用惨痛的教训证明，攀附越高只会摔得越响。在此《共绘网》呼吁：党、团、工会都应减少政治攀附，多为民众办实事！您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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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正月初七），多个省份都召开了“虎年第一会”。从内容上来看，多省份都聚焦了优化营商环境、作风建设等。其中，安徽的会议名称为“全省改进工作作风为民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大会”。在会议现场，省委书记郑栅洁指出，有些干部思想上、工作上突出表现为“六个不”，即不作为、不担当、不进取、不务实、不守信、不知止。
(0)俞敏洪：管理者不能光指令，自己不干活。管理者人才发掘机制严重缺乏，不少管理者为了自己的岗位安全，不愿意让能干的人才出头，只用和自己亲近给自己安全感的人，结果形成了管理队伍一层比一层更挫的现象。让平庸的、捣乱的、只会奉承拍马、不会干活的人先离开一批。在俞敏洪看来：“任何伟大的未来，其实第一步都是非常卑微的。所以，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急功近利，把每一件事情做认真做好，这样你才能走向人生最好的工作和最美好的生活。”
(0)随着时代发展，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形式主义还产生了一些变种，有些本应为了更好推动工作的创新却成了新的负担。有的为了各种 APP 安装率达标，折腾那些不会用手机的留守老人；有的干部手机上几十个工作群，“免打扰” 模式也回避不了对生活的切割；有的部门 A4 纸的支出占了一大半，干部毕业时间不长，一部 128 G内存的手机被照片占满了。 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毛主席的这句点评都可谓一针见血：形式主义害死人，是一种 “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动脑筋” 的东西。
(0)眼睛能否向下看，是检验干部是否勤政爱民的一杆标尺。我们党的事业，需要的正是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造福群众的“眼睛向下”的干部。但一些干部，要么长期不下基层，不接地气，不通下情，与群众越来越疏远隔离;要么对群众呼声听而不闻，对百姓疾苦视而不见；要么把主观意愿强加到百姓身上，“惠民举措”、“民心工程”等名不副实，招致怨声一片……如此干部，实属官场“害群之马”，理应尽快清除出干部队伍。但是，这些干部虽不愿眼睛向下，却深谙眼睛向上之道，他们遇到困难“绕道走”，遇到领导“跪着走”，使出浑身解数，谄媚上级、溜须拍马、曲意逢迎。当下，不乏这样的“眼睛向上”的干部得到赏识与重用，而真正干事、眼睛向下的官员却被淘汰出局之怪象。
(0)不可否认，中国的社区建设在最初受到西方社区概念的诸多影响甚至启蒙。社会学领域对社区“共同体”的原初理解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决策者。2000年的《社区建设通知》开宗明义——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此后中央层级的社区政策均不再对社区界定概念。一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里再现“共同体”概念，不过前面增加了三个定语——“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17年的“中央13号文”则将其改为“和谐有序、绿色文明、创新包容、共建共享的幸福家园”。在社区层面，与共同体概念最近的是社区自治和社会参与，这后来被十九大报告里“共建共享”的概念所包含。以2000年为始，居委会成员由原来“政府任命”的形式逐渐向“民主选举产生”转变，揭开了社区群众自治的序幕。在组织层面上，居委会的力量被逐步增强，为了减轻社区负担、提高居委会人员的积极性，各地在居委会人员配置方面，要么增加聘用的专职人员、要么对居委会成员实施聘用制；一些地方在社区层面成立了“两代表一委员”工作室、社区议事会，由周边驻区单位组成社区理事会，“这些理事会仍然是由社区组织、甚至是街道办组织为主导”。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虽然强调社会参与和社会组织培育，但是，这些工作仍然由党政组织开展。“中央13号文”将健全完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分为“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基础作用、发挥社会力量的协同作用”4个部分，这意味中央层面并未将治理责任全部交由社区自身。一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强化党组织的地位，社区办公场所挂牌“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运营，实际上成了统合社区各类组织和服务的平台，“社区复合体”更加夯实了外形基础，总体发挥“政治、服务（行政）、社会”功能。各地在社区办公用房和活动中心上按照高标准、高规格打造，场地经费由政府部门打包处理，政府配备工作人员并支付酬劳；社区建设的组织体系由党组织领导，社区本身无论是从能力还是资源来讲都无法完成共同体构建，社区“共同体建设”蕴含于政权建设目标之内并接受其规定。
(0)伴随“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要求，基层党政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更加明确。基层行政体系加强了“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则为此提供了技术支撑。 其一，行政组织体系的“权力下沉”。21世纪以来，全国各地推广的“两级政府、三级管理”体制，事实上使得街道办事处（党工委）获得了社区治理的主导权。上海市委2014年12月出台《关于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的意见》，取消街道办招商引资等功能，将街道工作重心转向社会治理工作上来，全市在街道办统一设置党政办公室、社区（党建、管理、服务、平安、自治）五大办公室，统筹落实社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和社区建设规划。党的十九大后，越来越多的城市要求街道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抓党建、抓治理、抓服务上来”。 与之相应，党政机构的下沉一并把科层制的工作逻辑带入到最基层。为了应对社区“职责超载”的问题，不少地方将政府服务事项“下沉”典型的做法就是在社区设置“一门服务大厅”或者“社区服务站”，通过“购买岗位”的方式由社区工作人员来承担行政管理和服务。党的十九大之后，深圳市统一招聘具备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全职社区工作人员，推动社区工作人员年轻化、专业化、专职化，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也被纳入“双重管理”体制，到社区社区发挥作用。北京市2018年出台“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实施方案，推动“各级党组织向属地街道乡镇党（工）委报到、在职党员回社区（村）报到服务”，推行“街巷长制，推动街道力量下沉”。至于“网格化管理”，则已经成为全国普遍的“服务下沉”模式。 其二，技术加持社区治理行政化。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已被普遍引入社区治理中，“网格化管理”被各地竞相应用。在组织架构上，网格化管理就是将社区划分成更小的网格，借助技术的力量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管理，例如武汉市2008年起执行网格化管理，在每300-800户设立一个网格；在人员配备上，大多地方的网格员由社区工作人员担任。尽管网格化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上具有效率优势，但是从网格员职责中可以看出，基于技术应用的网格化管理显示出行政全能主义在社区的伸张。
(0)米鹤都（文革史专家）：当今的政治体制改革启动和推进，一定要符合两个前提条件：一是什么是当前社会最急需和行之有效的改革？二是什么是当前政治环境上下左右所能接受的改革？我认为符合这两个条件的只有建立以反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化的监督体系。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除了要有压力，还必须有取舍才行。民主制度的三个层次是价值、制度和程序。对于价值观的讨论要舍；对于宪政制度的诉求要舍。程序中又包含决策和执行两个过程，其中决策的民主程序也要舍，全部焦点集中于制度化程序化的监督体系。只取这一点，即最大公约数，得到改革力量的最大化支持；同时也必须舍掉一些很正确的诉求，为执政者留下充分的空间，以取得对改革的支持。一个有制度保障的监督体制的形成，既可以一定程度满足民众的民主改革要求，遏制官僚权力的过度集中和严重的腐败，也有利于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和长远利益。当一件事情于人民、于国家、于执政党都有利的时候，才意味着它的历史条件成熟了。这可能是当今中国现实可行的政治体制改革路径。
(0)实事求是首先是一种美德，后来我们把它展开来理解，分为5个步骤，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就写在《中庸》里面：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只要能够完成这五个步骤，就达到了实事求是的境界。可见，实事求是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要做到是不太容易的。一个人要很广博地去学习，才能融会贯通，学以致用。审问之，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在“问”前面加上一个“审”？现在很多从国外回来的人都要求小孩要勇敢地举手，勇敢地发问，那就糟糕了。《易经》讲得很清楚，问问题要很谨慎：自己要先想一想，不要不想就问，老师还没有讲完就问，那根本就是开玩笑。慎思之，为什么要谨慎地思虑？现在我们总讲“思考”，这也是我很不赞成的。“考”，没有“心”，要慎重地思虑，用“虑”不用“考”，因为思虑要用心。我讲句不客气的话，现代人很少用心，大部分人是不用心的。明辨之，要做到真的很难。因为任何一个人所讲的，都有相当的道理。这句话一定要弄清楚了，任何人在同一时间，只能讲一部分的道理，绝对没有办法把所有道理都讲完，因为时间不许可，而且就算能讲完，听的人不一定听得懂。所以要辨别一个人讲的对不对，是相当难的。因此，我们就要从实践里面去体悟，先做做看，在做的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即笃行之，这也就是孔子所讲的知行合一。实事求是就要求在同样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中，选择治本的，而不要仅仅治标的。什么叫治本？就是考虑得长远一些，使事情没有后遗症，没有后遗症才叫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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