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中国在被各国广泛关注的同时，也遭受着诸多质疑甚至责难。究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在国际话语体系中仍处于弱势地位，话语权与国际地位不相适应。
当今社会，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信息获取手段快捷多样，信息内容规模丰富庞杂，而西方发达国家依然掌控着国际舆论的主导权，西方文明仍是核心话语，全球仍习惯于用西方价值和逻辑来评判是非，诠释国际和国内议题，国际话语体系仍处于不平衡、不平等、不公平的格局。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共绘网》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热点，高效处置突发事件，让世界都能聆听中国的声音！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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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用一种“新武器”对抗西方“舆论战”。政治学者袁鹏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真假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控制话语”。当今时代被称作“后真相时代”，引导公众舆论的往往不是事实，而是情绪。法国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认为，引导公众情绪就意味着可以左右舆论进程，这种情绪就可以定义为“话语”。
(1)博弈很激烈，也很残酷。 如果真有他们的目标实现的那一天，前苏联曾发生过的一切： 第一，国土分裂（中国可能失去一半国土，甚至被大卸八块,南海东海权益更是无从谈起）。 第二，经济倒退（生活水平倒退几十年）。 第三，货币崩溃（很多人特别是退休老人将失去生存之基,前苏联的旧卢布贬值万倍）。 第四，股市崩盘（消灭数千万中产阶级）。 第五，国力衰弱（中国人民从此再也难以站起来，成为永远的韭菜，列强把你摁死，绝对不会再给机会，就像今天想摁死俄罗斯）。 这些一定会发生，这还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中国还没有地广人稀资源丰富，民众素质高那样的本钱；最坏的结果，就是今天的叙利亚。 除了上述苦难，还有内战（至少西部内战无法避免）和难民（有大动荡必有难民）。至于全民社保医保，如此重大的民生问题，想都别想。 前车之覆，历历在目，细思恐极。 这样的局面，是中国人能够承受的吗？ 这是中华民族不可承受之痛，万劫不复之痛。 面对这样的前景，某些人口口声声的良知，责任，道义，人权关怀，又在哪里？ 如果他们没意识到这种前景，那是目光短浅，随波逐流，没有往深处想；如果意识到了，还要往那个方向推动，那就是丧尽天良！已经有了极少数人正在竭尽全力地为中华民族的博弈对手代言。 他们那些关于人权的表述是令人怀疑的，他们不傻，也不缺乏最起码的想象力，他们心里非常非常明白，在这些话语的后面，只有中华民族的灭顶之灾，而根本没有人权和普世价值可言。 在这个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上，回避是回避不了的，装傻更是不行的。 醒醒啊！
(0)既然信息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就一定有人利用信息达到各种目的，比如那些资本家或商人必定会利用话语权的优势，在你周围制造出一个“信息包围圈”，让你身陷它们给你创造的世界里，按照它们给你设定的逻辑去思考问题，比如各种节日大促，各种洗脑的广告语，等等各种套路的传销骗局等待。 想想我们的周围吧，各色商家都在制造丰富缭绕的信息，让大众身陷它们创造的世界里，按照它们设定的逻辑去判断问题，从而产生购买和消费的决策，然后谋利。 我们总以为，这个时代信息传播高度发达，每个人都能随时随地获取各种信息。而实际上，越是在这样一个似乎什么都能看见的时代，我们越什么都看不见。 信息自由传播的时代，并不意味着价值可以自由传播。相反，那些粗俗下流的内容却无孔不入，我们早已深陷信息的洪流中，人的杂念和欲望都被勾起，看到的都是各种荒唐和妄想。 这个朗朗乾坤，昭昭日月的时代，我们都成了睁着眼睛的盲人。 人的思考能力被各种外界不断干扰，从而不断减弱，人的心智在蜕化。 多巴胺，成功的攻占了大多数人的大脑。
(0)刚上大学那阵子经常翻墙去外网，真的被洗脑了，感觉我们身处水深火热中。可是西方那一套话术没有完全征服我，而且看时间久了越发觉得都在鬼扯，为了黑而黑，于是不再相信，加上我们生活确实越来越好，甚至开始有了社会主义优越感。香港的一些年轻人，还是太嫩，他们不知道这代价将会很大的。
(0)我国当下学术话语体系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是缺乏真正的“学科话语”，即缺乏能精确反映学科内容的表达系统，说的都是“普通话”、“假借话”。二是照搬照抄国外的洋概念，拿腔拿调地“硬译”，食洋不化，这已是阅读领域的一大公害。唐朝韩愈在《进学解》中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当年邹韬奋先生批评：“有些文字，尤其是所谓直译的文字，写得佶屈聱牙。”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就批评过“洋八股”、“党八股”这些东西。三是学术语言驾驭能力匮乏，许多皇皇巨著、洋洋论文，鸿篇巨制，磕磕巴巴，拉拉杂杂，无病呻吟，不得要领，甚至连通顺、流畅尚且做不到，不忍卒读。我们想起中世纪波斯诗人萨迪说过的警策的话：“因为有语言，你胜于野兽；若是语无伦次，野兽就胜于你……”四是套话、大话盛行，话语“干瘪乏味”流弊盛广。
(1)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优势在于能够快速落实关键的、重要的政策，能够确保那些需要长期执行的政策延续下去，比如中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挑战是，执政党长期执政，社会对党的领导素质就有更多依赖。过去27年里，我有机会同中国的各级官员接触，整体来看，我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中国共产党继承、创新并发展了干部人才选拔机制，这个过程很严格，通过定量评估，具有连续性，更有透明度，参与范围更广。中国的干部培训频率高，伴随干部的整个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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