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经济是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的经济形式。如国营工厂、国营农场、国营商店、国家银行等。通过国家投资和对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的方法而产生。
长期以来，国有企业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具有商业类和公益类的特点，其商业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其公益性体现为国有企业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起着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而“贫富悬殊（差距）”问题是任一国家都想要解决的。故而您是否也觉得跨国企业的“国营”比“私营”更易消除贫富悬殊，从而让全民共享呢？各位网友、粉丝，对于此话题你是怎么看的？你有何高见？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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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加坡的国有资本控制了所有重要的企业，但它们不会保护落后企业，该倒闭的还是要倒闭。这就是市场精神，政府也要服从市场规律。李光耀先生称之为“商业的可行性”（commercialviability）。一旦一个国有企业或者国资控股的企业长期不盈利，新加坡政府是不会让这个企业存在下去的。这种精神，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需要学习；但如果我们的国民经济出现“新加坡化”，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新加坡国家主权基金运作有效是有其特殊背景的。新加坡是一个岛国，整个国民经济运作方式类似一个公司。有两个因素促成了淡马锡模式的有效性。 第一，国有资本的“国家化”，国家化表明国有资本控制整个国民经济。新加坡有民营企业部门，但这个部门很弱。大多数民营企业被国有资本所控制。对新加坡来说，这是理性的选择。新加坡国家小，没有、也不可能拥有完整的产业系统或者产业链。只要找到一个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或者一个产品，就足够新加坡生产。而要在国际产业链中找到这样一个环节或者产品，新加坡就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建国以来，新加坡政府在国家的产业升级方面一直扮演着主要角色。国资很自然地替代政府发挥执行政府决策的作用。（选自郑永年《共同富裕的中国方案》，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1)对高管团队的评价 基本的概念就是，高管干了部长的活儿，部长干了副部长的活儿，都没说清楚。 第一，说部长的话、做部长的事。高管应该围绕着董事长这个平台主线，在这个平台上发挥作用。是“你告诉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还是“你告诉我怎么干、我创新性地干得更好”，还是“董事长没有告诉我，我跟董事长提了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和意见，让董事长采纳了、理解了、创新了”？如果我要自己干，你们在座的高管我一个不用。 大家想想，尤其是在座的第一排，如果突然不让你在潍柴了，让你到另一个企业去，你在新的平台上还能创造出这么大的业绩吗？实际上大家的内创能力是缺失的。大家回过头来看看我们这十年的布局，这都是内创能力的体现。 尽管这个布局是我提出来的，最后还是要靠团队去执行。特别是企业发展到今天，更需要先由团队创造出新东西，然后再由我来配置资源、推动实施，最后形成颠覆性的新业务。 否则5000多亿元又将是集团发展的一个门槛，我们已经跨过了1000亿元、3000亿元的门槛，去年突破了5000亿元，今年大概能到5500亿元，预计在这个门槛上可能要停留几年，因为还没有实现新的业务增长极突破。 第二，格局太低、知识不足。格局是什么？先不说有没有新知识、对新知识的理解是什么？就说今天在座的前排领导，有多少人深入学习研究过第四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什么风险？谁每天在思考？谁每天在研究？谁每天在看头条上告诉我们的新变化？ 大家不要只听到我说你们年龄大了、不能干了、换年轻的，就心里不舒服，我是站在企业未来10年、20年长远发展上谈这个问题，这就是格局的定义。还有一个问题是知识严重“缺钙”。年轻的时候“缺钙”感觉不出来，过了50岁、60岁之后就能感觉到了。 这些年，我们很多的职能没有发挥到位，比如上海运营中心要迅速转型，要给子公司输入有价值的东西。我们这两天开会，提到了包括价值工程在内的许多可以共享的方法论，要把这些内容标准化、工具化，输出传递给子公司，他们可能就接受了，认为你为他们带来了新的管理、新的知识、新的模型。我们对子公司的管理不是简单机械的管控，要用智慧和方法去潜移默化地管控。 第三，系统创新能力极差，业务板块之间长期封闭。今天在座的前排领导都没有站在系统的角度来回答“我分管这个事，应该给其他系统创造什么、其他系统应该给我创造什么、我们共同为集团发展创造什么”？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现在我们集团普遍存在着系统与系统间各干各的问题。 第四，不善揭露自己的问题，抗拒外来不同观点。今天我们的高管有几个人在汇报中提到自己存在什么问题？都只说成绩不说问题。一个人只有敢于刀刃向内、揭露自己的问题，那么这个人的进步空间和格局无限大。你说的问题越多，你的得分会越高，大家应该用这样的逆向逻辑思维来思考问题。 张纪元同志就主动说了自己存在的问题，得分也不低。大家反思一下，“退休主义”何止他一个人？“享乐主义”又有多少人存在？这三年，我对潍柴的管理确实放松了，暴露出很多问题。在座的前排领导想想，你们哪一个人在上班的时候会每天到一线去、到各个分厂去走一遍？20多年前，我们就是用这样的行为感动了一线员工啊！你们以为在潍柴这个平台上混个官这么容易吗？每一个职务的背后，到底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希望大家都好好反思。 第五，潍柴存在的风险，高管中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来。到底潍柴目前存在什么风险？未来会有什么风险？没有人能回答出来。会后，总监以上领导干部每人撰写1000字材料，主题就是“2025年前集团有哪几大风险点？”，一周之内交上，由办公室负责汇编成册，印发给所有中层以上领导干部学习探讨。 第六，很多人不适应岗位要求。什么叫适应与不适应？我们集团的规模在1000亿元的时候你可能适应岗位，发展到3000亿元的时候你可能就不适应了，到5000亿元的时候你可能更不适应了，但是你感觉不到自己不适应，只感觉到董事长批评你、让你在大家面前没有面子，唯独没想到的是你自己不适应这个岗位。 大家看我们的干部，有时候在部长的岗位上感觉这个人还不错，提拔起来之后与他交流，感觉还在原来的频道上没提升，这就说明他不适应新的岗位。这些问题大家都要好好反思。 我给中层干部和高管团队提的这些问题，都是出自于内心、出自于对企业的感恩心，我期待着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能对自己负责、对企业负责。今天在座的各位都是潍柴集团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走向世界巅峰的脊梁。 希望通过这种述职评价方式，大家能够在交流中不断碰撞、提升。今天，我定个规矩，胡海华、张泉同志要按照这种形式，每季度组织一次，听取大家的汇报，让高管在前排就座、点评。高管层面的汇报一年组织一次。每一个分管领导要按系统听取分管部门的副部和助理汇报，也采用这种形式，白天安排不完就安排在晚上，确保春节前全部完成。 今后，原则上我确保每年组织一次这样的汇报，争取半年听一次。因为我看问题、点问题的高度跟你们不一样，多进行几次这样的交流，就能逐步把我们整个中层正职以上领导干部的队伍带起来了。在座的80后中最大的也42岁了，我37岁就已经当一把手了。希望大家一定要静下心来！今天我再强调一遍，不要触摸红线！要懂得感恩，要激情创新，要团结合作，这样我们潍柴就一定能行！谢谢大家！（口 述：谭旭光 潍柴控股集团董事长）
(0)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说，董事会相当于“防火墙”的作用，切断了政府跟管理层之间的关系，这样才不会政企不分。政府对淡马锡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派出股东董事，通过参与董事会的方式知晓企业的运作情况并参加董事会决策和方针制定；另一方面，淡马锡和财政部之间也建立了协约机制，让政府能够及时了解公司绩效，淡马锡也会及时通告政府买卖资产的计划。很多人认为淡马锡的出资人是财政部，故其向财政部负责，这也是很多人在国企改革中援引淡马锡模式的顾虑，认为这是换了个“婆婆”，削弱了国资委的职权。事实上，根据新加坡宪法、淡马锡关于公司治理中“与总统的关系”、“与股东的关系”等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财政部保留了两个权利：知情权和对过往储备金的保护权，总统保留了董事和首席执行官的任命权、知情权和过往储备金的保护权。（来源：众合社）
(0)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为公”，立党为公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这个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源于共产党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即消灭私有制，建立人人平等、没有剥削的社会。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共产党身体力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行动的准绳，具体体现了这种精神，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爱戴。共产党执政后，通过建立公有制生产关系，不但兑现了对人民的诺言，而且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拥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理论上说，公有制体现的是人民的共同利益，维护公有制等于维护个人利益，因此，极大限制了集团/个人争夺私利的范围和激烈程度。正是在公有制的土壤上，舍己为人、助人为乐、利他主义等社会理想，得以从个别人的道德饯行，上升到指导社会行为的普遍准则，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观念和日常言行。事实上，这种意识形态和道德标准体现了人类对美好事物的普遍向往，但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它们才具有了从理想变为现实的可能性。（来源：昆仑策网）
(0)央企“双料董事长”宋志平：我去年到华为，跟任正非进行过一次畅谈。大家问为什么华为崛起了？我觉得是两点： 有任正非这样一个企业家精神； 有任正非的财散人聚的机制。 他告诉我，就是分享。所有者、经营者和管理者分三份，他说所谓资本都在这些经营者和技术骨干的脑壳里。 去年我去到万华，是烟台一个国有小企业，经过几十年发展成为中国的“巴斯夫”。去年640亿元的收入，164亿元的利润。国企是可以搞好的，但必须改革才能搞好，改革能成功，才能成为现代企业。 万华是怎么成功的呢？恰恰也是用了共享。国有股占20.6%，员工持股占有20%，剩下是散户。同时，万华的科技分红很厉害，只要谁的技术创造了效益，拿出效益15%奖励你，一分五年。 恰恰是因为这种机制，万华成为国企改革的一面旗帜。恰恰因为科技分红这样一个机制，使得万华成为在全球化工领域里面一个高端的化工厂。 大家戴的眼镜片是树脂的，全世界只有3家能做，万华能做。这个眼镜片的树脂要30多万块钱一吨，而普通树脂只有1万多块钱一吨，为什么万华做得出来呢？是因为这种共享机制。
(0)资本主义危机，特别是资本主义大危机，成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和“市场万能论”的大批判家。它促使许多曾盲目追随过“市场万能论”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人猛然惊醒，重新思考和认识新自由主义。日本原来笃信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中谷岩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一书有一个十分醒目的副标题：《新自由主义者的忏悔》。这部书是新自由主义者公开忏悔的代表作。 正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给“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自由主义以毁灭性的打击一样，21世纪第一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系统性危机也给新自由主义以致命性的打击。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2009年5/6月号发表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教授利奥·帕尼奇文章说：“此次危机范围之广、破坏力之大，已使全球资本主义及其卫道士陷入意识形态的恐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很明显，帕尼奇所说的“意识形态的恐慌”和“新自由主义正统派学说的信仰已经发生了内爆”是说新自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和信仰已经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0)2018年开始美国政界和商界对中国看法发生了重大转变，美方认为中国的国企扩张、强制性技术转让、知识产权窃取、投资限制、制造2025、保护主义补贴、尤其是中国对美国不公平的规则引起了美国社会各界的警惕。9月16日前美国副国务卿、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比较有代表性：“我注意到中国的国企还在进一步增长。中国的信贷越来越多的被导向国企，而不是私营企业。央企的资产大幅度增长。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私营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们现在可能被挤出了。中国对国企的依赖使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感到警惕。对此观点和美国人的一些看法我们应该引起注意和反驳。
(0)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复杂和动荡的世界：没有一种商业模式是长存的；没有一种竞争力是永恒的；没有一种资产是稳固的；作为一个企业的老板或者合伙人你有没有想过？中国股权投资时代已经来临，正是中小型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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