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
五年来，“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自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现共赢和共享发展。这五年中国在发生变化的同时，也造福了世界，不仅为世界发展提供动力，更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和实践的变革。《共绘网》在此不禁想说，在全球互联互通中，如各国国家资本扛大旗，则愈加速世界联通，您说呢？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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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还面临着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又是我们开辟未来的根本保证。（执笔：陈金龙 周建伟。来源：求是网）
(1)让我们重新总结对资本高度的理解：第一，将原生的逐利动力在时空结构上进行拓展，推动那些能够解决社会长远问题的资本形成。第二，拥有的财富越多，将财富转化为资本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愈加重要。窖藏的财富是一种社会浪费。第三，ESG投资将成为有高度的资本社会价值觉醒的一个典型实现形式。这里面存在着巨大的机遇，有远见的投资人应该重构自身的估值体系，将ESG形成的社会资本（影响力、商誉、因价值观的普适性形成的营销力等）进行充分的溢价考量。第四，形成自己独有的方法论，深刻理解新趋势投资体系的内涵和应用。只有符合未来大趋势的，才是有价值的。第五，百年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变的是方法论，不变的是价值观和底层共识。未来的资产管理行业，管理人与客户的关系，应该是价值观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利益相关关系。第六，哪家资产管理公司率先通过这个信息和传媒时代成功构建价值观共同体，哪家资产管理公司就抢占了资本的制高点，拥有更广阔的获客渠道和销售网络以及更强的客户黏性。(作者：刘央）
(1)“一带一路”以国家资本（国有企业）为先导，就很容易产生两个现象。对国有企业来说，在“走出去”过程中，比较容易忽视经济原则而重视政治原则。尽管中国的国有企业也是企业，而非政府，但因为“一带一路”经常被视为中国外交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被用作外交途径，企业往往必须考虑政治需要，而对经济因素考虑不足。在所在国，“一带一路”则往往被误认为是中国的国家行为，而非企业行为。对一些国家来说，它们难以把国家和国有企业区分开来。 对中国来说，这方面的作为可以改进，问题也不难解决。有必要向所在国解释清楚，中国的国家行为和企业行为是两码事。国家外援是国家行为，而“一带一路”方面的企业投资（哪怕是国有企业）是企业行为。此前没有明确把两者分离开来，对一些国家造成困惑，一些国家就无限制地要求中国给予优惠条件。现在随着国际开发部门的成立，国家和企业的边界应当确立。国家援助必须考虑政治因素，可以交给国际开发部门处理，而企业“走出去”必须“在商言商”。
(0)美国的国家创新驱动，从资本动力角度可以总结为三类模式：产业技术资本，市场技术资本和国家技术资本。 产业技术资本模式就是企业自行构建创新平台的研发投入模式，如贝尔实验室和高通专利墙模式。贝尔实验室在晶体管、有声电影、传真、电话、数字计算机，通讯卫星，单芯片、远距离传输高清电视等发明，深刻影响了上世纪直到今天人类的生活方式。高通公司更是通过专利墙模式培育的高价值技术资产，成为全世界手机厂商和手机用户的专利收费站。 市场技术资本就是硅谷模式。硅谷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大技术资本孵化器。硅谷形成了不以短期利润来估值高科技公司的技术资本价值观。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亚马逊和特斯拉。亏损近7亿美元的特斯拉估值还能达到500多亿美元，长期不盈利的亚马逊还能拥有近5000亿美元市值，就是因为硅谷投资人看好它们引领未来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能力。 硅谷围绕技术资产的大量并购案例，比如Facebook用190亿美元收购WhatsApp，谷歌出价300亿美元天价收购AR社交公司被拒等，都不是站在财务角度，而是站在技术资产的战略价值角度来估值的。 国家技术资本就是DARPA模式。DARPA（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半个世纪来的技术创新成果，如互联网、半导体、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UNIX、GPS等，与贝尔实验室一样，引导了今天人类生活的方式，也改变了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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