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出版自由》中,英国约翰弥尔顿指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现代社会,海量信息扑面而来,大众难以花较多时间去分辨信息的真假,一切媒体和新闻工作者都享有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有责任和义务提供给大众更多真实可靠的资讯和信息,但前提是应当站在公平、客观和全人类以及大多数人的立场,维护正义,否则就是偏颇,不可信。近几个月来香港发生的暴乱中,香港某些新闻媒体包括一些自媒体滥用新闻自由,散布谣言,渲染警察的暴力执法行为,挑起诸多争议等等。您有什么看法?快“畅言一下”跟大家聊聊你的看法吧。毕竟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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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同情乌克兰的老百姓,但不反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我是中国人,如果坐视视我们为敌人的人不断强大,乌克兰的一幕就会发生在祖国,比起爱乌克兰我更爱祖国,比起爱乌克兰人我更爱中国人!爱也有相对,更爱谁决定了我的立场!
经过三百多年洗礼后,如今思想市场最大的威胁、也是流传最为广泛的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真理。刘瑜教授曾在《民主的细节》中有一段经典的表述:“我总觉得,煽动家和思想家之间的区别,就是煽动家总是特别热衷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而思想家总是热衷于指出道德制高点底下的陷阱。所以煽动家总是在话语的盛宴中觥羮交错,而思想家总是在惴惴不安地担心谁来为这场盛宴买单。” 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煽动家的言论未必完全是荒谬的,但却是“形式逻辑”的。比如“人人平等”、“环保主义”等,这些言论不是荒谬的,但也不是真理。这种铿锵有力、鼓动人心、简单粗暴、遵循形式逻辑的言论占据了思想市场的高地。 在近代历史的变革时期,在争取新闻自由的道路上,遵循形式逻辑的知识分子,他们包括思想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律师、记者、艺术家、民主斗士,纷纷为正义、自由、民主、平等而发声。简单的形式逻辑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民众的支持。他们犹如反抗独裁势力、不公平势力的先锋队,在思想市场上对神权、等级、奴役、歧视等谬误思想构成降维打击。他们在18世纪反抗国王的独裁暴政,19世纪又对抗大资本家与政客势力勾结形成的腐败专政,还推动了20世纪的平权运动,为妇女、黑人及弱势群体争取了大量平等的权利。在美国历史上,很多杰出的大法官如道格拉斯都勇敢地捍卫了美国宪法。《华盛顿邮报》曾头版头条揭露尼克松总统的窃听内幕,引爆“水门事件”。但是,上个世纪平权运动后,这些深得民心且极为认真的知识分子,这些占据欧美世界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却走上了自我背叛的道路,亦或陷入无尽的矛盾。这是为什么?(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当整个社会都在谈论方方的时候,大家到底是谈论什么呢?大家谈的是爱和恨。反对方方的人,表达的是对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的爱。支持方方的人,表达的对我们这个国家和人民的刻骨的恨。除了仇恨,还有恐惧,他们对这个国家和人民展现出来的,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充满了绝望般的恐惧。而爱和恨的背后,又是一场空前的舆论战争。这才是真正值得谈论的东西。 方方和支持她的那些人,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么仇恨自己的国家和同胞呢?他们的恨到底从何而来呢?我们国家强大了,本应该是好事,为什么他们反倒会感到恐惧呢?他们为什么要帮助美国人,开辟内线战场,发起内线战争,进攻我们的国家呢?所以说,XXX作品不具备被谈论和价值。不要说评论了,连被谈论的价值都不具备。
作为一位新闻工作者,就应该像 “共绘网人”那样以客观独特的方式来表达人和事物的真实性,从而更好地体现正义的力量。所以,在这每天网络流传成千上万的信息中,唯独只跟踪、关注《共绘网》的文章。
对中国文革有所了解的中国人都会感到害怕!所谓的“爱国”民意最终会形成洪流,再次以文革为名颠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生态。立场之争的背后是改革开放以来贫富差距带来的不平衡的心理基础,加上民族文化中被移植进去的劣根性,在一致对外的借口中慢慢发酵。
“人们只相信政治,不相信科学”,指的是科学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科学仍然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科技在进步,但人们的行为没有进步,没有用科学来作理性的思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为荒唐也更为严峻的是,新科技往往成为人们传播谣言和迷信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