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发展与其政治、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除了不能停留在所谓供给、需求、投资、贸易、收入、消费等经济现象上，更关键的是要深入产业、经济和所有制结构上？
农业是我国不可缺少的基础性产业，农业的快速发展可以促进我国经济快速腾飞。第二产业是指电力、能源、工业、化工等产业，关系到国家命脉。第三产业中，餐饮业、仓储业、金融保险业占比较大，伴随各种新兴服务模式的应运而生，第三产业可以得到较快发展。整体来看，我国产业结构正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加上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经济的日益崛起是必然。所以，比起研究各类经济现象，徒有表面，不如深入到产业、经济和所有制结构上，更能维护国家政治经济的全局利益和长远利益？您认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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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需承压是今年经济增长减速的重要原因。在贸易战的阴影下，全球制造业陷入衰退，金融条件从二季度开始重新趋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今年的减税降费力度较大，社保保费收入增速明显放缓，同时，地方专项债扩容可能成为短期逆周期政策主要的“调节器”。 但近期逆周期政策调节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虽然消费增速表现出相对韧性，但同样表现分化；短期内猪肉价格的上涨可能制约货币政策放松的空间；目前融资利率偏高；在金融去杠杆背景下，“有效准备金率”的下降幅度不及“名义”降准幅度等。
(0)要增强我们抵抗供给冲击力的能力，就必须要推动国家经济改革深化。 总体来看，面对供给冲击，我们要做的重点中长期对策就是这两条。如果能够在三年五年甚至五年到十年内，中国真正实现科技创新，就会打破美国对我们产业结构升级的压力；如果能够推动经济体制深化改革，企业经济更加灵活，就能打破美国试图让东南亚国家和印度占领中国中低端市场的企图，才能进一步保证供给稳定发展，才能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 我们在目前的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的辅助下，认真解决好这三重压力，即预期转弱、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从第三季度开始，经济增长应该会有一个较好的亮点，到第四季度能基本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就能保证经济增长实现预期目标，虽然5.5%可能有危险，我们就要努力实现5.5%。想要做好的话，一方面要靠那三十三条政策扶持，同时要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中国经济面对的三重压力必须要消除才能解决问题。作者：魏杰，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0)释放内需潜力，投资消费“双引擎”如何提振？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投资、消费构成内需，是经济增长“主引擎”。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是当前宏观政策发力重点。 总体看，投资增速较快回升，规模继续扩大。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9.3%，好于去年全年的4.9%。 从结构看，基础设施投资、制造业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三大领域表现“冷暖分化”。 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5%，增速比前两个月加快，比去年全年加快8.1个百分点。预计铁公水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约6360亿元，川藏铁路稳步推进，年初以来下达铁路、民航、公路等领域中央预算内资金计划467.5亿元……基建投资的稳经济“压舱石”作用凸显。 一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15.6%，比去年全年加快2.1个百分点；但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0.7%，增速回落。原材料价格上涨、企业效益水平下降以及疫情等因素，或将对扩大有效投资带来影响。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居民消费基本稳定。网上零售较为活跃、新国潮消费快速增长、“一老一小”消费需求增大以及冰雪经济热潮等，显示出居民消费提质升级蕴藏的巨大潜力。 疫情之下，消费恢复也面临较大制约因素。 相比前两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3月份指标为负增长。其中，旅游住宿、餐饮娱乐、交通出行等接触性聚集性消费受到明显冲击——3月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下降3.8个百分点至46.7%，清明假期国内旅游收入不足2019年同期四成…… 内需拉动经济的后劲，既取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力度，也取决于促进消费恢复的程度。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正加快发力——截至3月末，今年3.6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中用于项目建设部分已全部下达；“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正抓紧推进，各地已储备7.1万个专项债项目，全年水利工程和项目可完成投资约8000亿元…… 促进消费恢复的举措接连出台——已出台的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纾困政策正在落实到位；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保障物流畅通；扩大重点领域消费，促进医疗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更深层次，为扩大内需注入强大动力。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巨大内需潜力更意味着，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必将坚定不移，内需拉动经济的“引擎”需要更加强劲。（新华社）
(0)中国经济模式的进化论：计划经济——市场经济——需求经济，三个阶段，在“计划经济”阶段，我们实行“按计划生产、按计划消费”，后来开始“市场经济”，我们开始“自由生产，按利润分配”，但导致无序化竞争，出现了产能过剩。现在我们正回归一切是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出发点，开始遵守“按消费生产，按价值分配”，中国正在迎来大消费时代。未来中国一定会“按需求生产，按需求分配”，创造无限接近需求。
(0)经济结构从之前的“严重失衡”迅速走向了“再平衡”。 2008年之前，只要讨论中国经济问题，就避不开经济结构失衡的话题。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与出口两驾马车拉动。政府一再采取措施调整经济结构，但几乎每次都无功而返，结构失衡的矛盾愈演愈烈。2008年之后，经济结构毫无预警地开始了再平衡的过程，投资率持续下降，经常项目顺差显著收窄，消费成了支持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供给侧改革：给马车装上发动机。为了不引发系统性风险，后面的放水应该不会再有了，尤其是房价暴涨这一出闹剧，又再次提出了风险警告，投资驱动已经失灵，再放水只会适得其反。货币政策如果再宽松，等于又回到了以前吸毒的老路，好不容易释放的风险，又会再次增高。财政政策，有限的子弹，也会花钱花到刀刃上，后面的定向操作会更多一些。以前那种撒胡椒面的财政支持，不会再有。 从需求侧分析，进出口，消费，投资，三驾马车，出口那匹已经死掉了，以后净出口很难再出现长期持续的大幅递增。消费，丈母娘们，已经把中国人三代以内的购买力掏干净了，消费也不会再有什么大动静。投资，已经宣告失灵。需求侧，已经无法再给经济增长提供动力。可见需求侧改革，是条死胡同。 需求拉着供给跑，需求侧动力缺失，也就是说，给中国经济这辆马车找到一匹新马这条路，暂时看是走不通的。那么着力点，就只能放在供给侧了，在马车上做文章。供给侧生产函数的三个主要要素，分别是劳动，资本，和效率提高。下面分别从供给侧各要素做下分析。 资本上看，以后不会再放水。因为明显的投资回报递减，放水只会给经济堆积风险，并无意义。从劳动力上看，人口红利也没了。廉价的资本和廉价的劳动力供应，都没了。这就逼着企业家，以前用100万块100个员工的投资和员工成本挣10万块钱，现在得用50万块钱50个员工的投资和成本，去挣10万块钱。 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都没什么文章可做。剩下来的，唯有靠效率提高这一条路。所谓的创新驱动，就是这个意思。有大把的本钱和廉价劳动力能挣钱，不算什么本事。没有大本钱，没廉价劳动力，还能挣到钱，这才是本事。有的企业可能说了，我没这个本事啊。那好，让有本事的人来兼并重组你好了，让有本事的企业，教教你怎么搞企业，怎么做生意。
(0)亚布力论坛：近些年有一种声音越来越强烈——过去中国虽然穷，但大家都差不多，人和人之间没有那么大差距。但现在差距越拉越大，内卷、躺平成为年轻人的流行词，这个现状是市场化改革造成的吗？李实：十多年前，吴敬琏老师就让赵人伟老师和我写文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就认为，将中国贫富悬殊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是完全错误的。只要将收入差距的部分一项一项分析，就会发现，能和市场化改革直接挂钩的非常得少，即使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接受的收入差距。反而是现行制度和市场不完善的问题，是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造成了不合理的那部分收入差距。从初次分配看，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还没有达到原来预期的目标，特别是要素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与标准的、完善的、完全竞争的市场还有不小距离，这是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假如要素市场是垄断、扭曲和分割的，就不可能实现要素资源有效配置，要素就不可能得到合理报酬，造成分配结果的不公平。当然，有一部分收入差距和市场化改革有联系——计划经济控制所有人的收入，人为进行平均主义分配，那个结果是很小的收入差距，但是它既没有效率，也没有公平，一旦让市场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收入差距自然会出来，但大家都认为它是合理的、可接受的。再比如，户籍制度对城乡实行分割，实行不同政策和公共服务，造成城乡差距扩大，这能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原因吗？从再分配看，不管是税收还是转移支付，对调节收入分配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再加上我们国家直接税比重很低，间接税比重很高，税收总体上在扩大收入差距。在各种转移支付中，养老金是一个大头，但它的待遇差别，比收入差别都大，这也是人为造成的。第三次分配我没有深入研究，但中国的慈善捐款额占GDP比重非常低，这一块空间非常大，但也取决于制度的完善，以及能否建立更加友好的、有利于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
(0)三产占比：美国比中国高27.1个百分点。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中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0%、39.7%、53.3%，2019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7.1%、39.0%、53.9%，按照美国国家经济局数据，2018年美国三次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为1%、17%、82%，2019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0.8%、18.2%、81%。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比美国少27.1个百分点，仅相当于美国60年前的水平。
(0)我认为这个观点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 首先，研究各类经济现象仍然是有意义的。比如近年来中国居民储蓄存款流入股市的投资现象，其实是中国经济金融脱媒的体现。而中国的金融脱媒经过有关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金融脱媒并未服务于实体经济，因此研究经济现象还是有其意义的，只有通过研究经济现象，才能发现问题。 然而，正如话题所说，仅仅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是不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要从产业、经济和所有制结构上入手，或者说，要从更系统、更深入的方面着手。比如，仍然是上一段中提到的金融脱媒的例子，金融脱媒现象背后其实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居民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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