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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以GDP论英雄

发布日期:2013-12-24    浏览次数:4306

  

         GDP为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有了质的飞跃,从短缺经济迈向过剩经济时代,人们的基本生活已经得到满足,思想和需求都发生了改变,以往的GDP论英雄的时代已经不再适宜。同时,GDP考量制滋生诸多地方官政绩作弊的不良现象,身为父母官首先考虑的不是真正的为民着想而是如何增长政绩,他们还从各种政务工程捞油水变相生财,他们把民生实事化成文书上的一个又一个冰冷的数字指标,常常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拔苗助长,有时候还不惜一切代价超额或提早完成,破坏了当地环境资源。一个国家的真正发展,不应该靠这种拔苗助长和竭泽而渔的方式,GDP更不应该成为这些方式的助推器,GDP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勿以GDP论英雄,你怎么看?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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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GHG2021-01-29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表示,继续设立GDP增速目标有如下问题:地方习惯性层层加码,把地方的GDP目标定得很高,从而加大隐性债务的金融风险,因为靠借钱来实现投资拉动GDP比其它办法都容易;强调GDP考核,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地方虚报经济增长速度的问题。“把稳定就业、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是市场经济下各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普遍做法。现在,所有的发达国家和绝大部分中等收入国家都已经放弃了GDP增速作为宏观调控的目标。”马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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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早早2018-10-05

去年GDP总量是82万亿,乘以250%就是我们整个社会的负债,差不多210万亿。这个负债确实太高了,远远超过国际红色警戒线,有人推算过,杠杆率超过GDP总量270%,将会引爆一场金融风险,导致中国经济最少倒退5-10年。所以,中央决定要去杠杆,就是防止债务危机导致金融危机。过度去杠杆可能会引发整个经济运转出问题,或者说缺钱了,都没有钱了。为什么?在金融为主的国家,一旦去杠杆力度太大的话,整个社会可能撑破了甚至崩盘。所以才强调,要控制好力度。这句话是啥意思?我判断,这次去杠杆,不是要一下达到目标,而要通过一个过程达到。比如说三年内,2018、2019、2020三年时间慢慢把杠杆率从250%降到200%。我算了一下,如果杠杆率从250%降到200%的话,就是40万亿人民币,一年是13万亿左右。13万亿的负债去掉,我觉得社会承受能力还是可以的,这样力度就比较好一点。如果太厉害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整个社会资金非常短缺,可能会出问题。上半年太猛了,后半年资金紧张情况一定会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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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ca2018-09-26

2013年至2016年,我国GDP年均增长7.2%,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增长水平。城镇新增就业连续4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基本稳定在5%左右,同期居民消费价格年均上涨2.0%。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30%以上,超过美国、欧元区和日本贡献率的总和,居世界第一位。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稳定之锚。科技创新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果涌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蔚然成风。中国为世界贡献了这么多,也不能完全否认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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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予援2016-02-17

因为产品质量不高、规划不科学、重复建设及环境污染问题,我国实际经济财富的积累要慢一些。比如,有些几年、十几年前建设的公路、高速路、厂房、居民住宅等,很快就被推倒或拆掉再建,地下管网埋了再扒的现象较为普遍。这些在创造新的GDP过程中产生的破坏现象,虽然创造了GDP,但并未形成社会财富积累,实际上是无效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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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平2015-12-09

以前我们批判G D P主义,就是因为在发展经济时,忽视了社会、环保等其他领域的代价,但不是说G D P不重要,没有G D P就是没发展。我们摒弃G D P主义,是要有质量的G D P,比如说把桥梁拆了以后又修了一个桥,G D P数字上去了,但对老百姓生活没什么好处,这是浪费,这种G D P有什么用呢?发展很重要,但要看是怎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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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志毅2015-11-16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虽然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已经稳居世界第二,甚至有人已经开始计算再过多少年可以达到世界第一,但从人均水平来看,发展是第一要务还需要坚持很多年。不唯GDP论英雄,不是弱化、淡化GDP的价值,而是追求更有质量、在五个发展理念指导下实现的GDP。从坚持共享发展,努力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角度来说,就是要通过“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以“正确地做事”促进“做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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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墨2014-08-05

地方政府如何寻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问题,笔者有三个观点。 首先,地方政府转变执政理念是关键。实行改革开放35年来,我们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我们走的是以高消耗来发展的路,地方环境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资源约束问题更加突出,发展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我希望尽快转变发展的理念。发展理念是不是能够真正转变,关键在于各级政府的领导执政的理念是不是能转变,各级政府应当牢牢树立执政为民的思想,把突出GDP的增长转变为突出民生的改善,只有我们彻底摒弃以高消耗换发展的老路,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生态文明的不断建设,蓝天碧水青山离我们才不会遥远。 其次,城市化必须重心向下。城市化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怎么理解和推进城市化,其重点是,要在“新”上下工夫。“老”的城市化可以说是一味重视发展大城市,而不重视下面的小城镇的发展。与“老”城市化相比,“新”城市化是要把小城镇的建设与发展配套的工业、服务业和医疗、地方文化、地方教育事业结合起来,要让千千万万的小城镇成为山川秀美、经济发达的地方,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不要让几亿人背井离乡。要让他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土。 最后,发展永远是硬道理。发展经济的目的是改善民生,不是为了追求单纯的GDP,我们的经济水平还很低下,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还不是很富裕,还有几千万人口温饱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我们不能放弃发展,不能片面地追求西方所谓低碳经济、智能城市的概念。西方人喜欢玩弄一些新概念,中国人又喜欢炒作新概念,我们应该反思过去的一些经验教训,应当更加务实。发展要从实际出发,按经济规律办事,用经济政策引导经济主体来转换发展方式。发达国家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社会,我们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工业化,我们曾经提出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这样一个正确理念,发展应当务实,切忌华而不实的一些新的口号。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减少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发展保护双赢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这样一个理念之下,我们既要保护环境,又要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点是不能动摇的。如果举国上下坚持保护环境,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生态文明不断的建设,蓝天碧水青山将离我们不再遥远,食品安全也不会再担心。(转载:贺铿《寻求发展与环保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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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胥引2014-06-09

GDP崇拜的严重危害主要体现在“三个影响”上。一是影响经济发展的质量。由于长期追求经济发展的数量扩张,我国逐步形成了一个通过加大投资、扩大出口、地方竞赛等来拉动经济增长速度的传统经济模式。这种经济模式重视劳动、资金、土地等要素投入,而忽视技术创新与环境保护,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经济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低下。二是影响宏观政策的制定。少数地区为了提高GDP绝对值,利用统计核算方法与技术的局限性,故意给统计数据“注水”。我国多次发生过地方公布的GDP总和远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据的奇怪现象。GDP是政府制定各项经济政策、出台宏观调控措施的重要参考依据。“注水”的GDP不仅损害地方党委政府的公信力,还会直接导致对当地经济走势的盲目乐观,从而影响到决策层的政策制定和把握。三是影响民生事业的发展。在GDP大棒指挥下,一些干部唯拉动GDP的工作才干,唯增长GDP的项目才上,热衷于基础设施、经济项目的大投入、大建设,甚至不惜牺牲环境、资源、民生福祉为GDP让路。更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沉下身来,做一些无关数据却关乎民生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情。 可以看出,“GDP崇拜”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必须设法早日戒除这种顽症。但要戒除“GDP崇拜”,必须从产生根源入手寻找解决途径。首先,应该从思想教育抓起。要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对全党特别是县处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一次广泛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再教育,使广大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真正从思想上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在思想深处对权力、地位、利益有正确的认识。其次,制度建设才是根本保障。只有深化选人用人制度、政绩考核制度的改革,才能够把“GDP崇拜”给彻底扫除干净。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的需要。由于经济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的需要或欲望是无限的,如何用有限的资源去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成为人类永恒的命题与追求目标。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的主线就是不断地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这里的关键抓手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同GDP一样重要,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从纵向比较看,改革开放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中国2012年的劳动生产率是1980年的8倍多。但横向比较看,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水平不仅比发达国家要落后数十年,甚至还比不上拉美以及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根据中国科学院的报告,2012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的1/12,日本的1/11,其中在第一产业,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则高达几十倍。(摘自:吴高飞《从GDP崇拜转向追求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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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qnydg2014-06-07

对中国的居民来说,在很多方面,都会被“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两个概念弄得焦头烂额,不知所措。譬如名义收入与实际收入的问题,名义负担和实际负担的现象,名义权利和实际权利的区别等。 而按照相关媒体提供的数据,中国的居民用电价格,从名义上讲,竟然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国家之一,仅为0.08美元/度,比美国、加拿大、韩国等世界上最便宜的国家还低,只有发达经济体平均价格的一半。 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居民无疑是世界上最幸福、最实惠的,也可能是生活水平最高的。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如果再将中国居民的用电负担与收入水平相比较,一切也就完全改变了。因为,根据媒体测算,每千度电费占居民收入的比重,发达经济体平均为8%,加拿大和美国则只有2.1%和2.6%。相反,中国则高达28.4%,是全球实际负担最高的国家,比位列全球实际负担第二位的匈牙利还高出8个百分点。 而这种现象,显然不只是表现在居民用电方面,天然气、成品油等和居民用电一样都受到垄断“关注”的方面,都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此类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居民负担的不断加重,相关职能部门和企业却一直在用“与国际接轨”和“国际比较”等进行解释和说明,以此来缓解面临的压力,维护垄断利益。 殊不知,这种偷换概念、不将比较放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做法,可以糊得了一时,却糊不了长远,可以糊一些不懂的人,却糊不了懂的人。因为,价格只是一种表现形式,价格到底高不高,关键要看负担,看与收入之间的比较,看居民的实际购买能力。价格再便宜,居民买不起,或负担不起,也不是真正的便宜。 更重要的,同样的价格,同样的收入,如果其他方面的配套不健全、不完善,也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效果。如社会保障、医疗服务、社会救济等。以社会保障为例,发达国家的失业保险、失业救济等方面的制度就十分完善。因此,居民失业以后,在规定的期限内,生活水平是不会出现明显下降的。相反,我国由于在这方面的差距较大,一旦居民失业,其生活水平就会出现严重下降。再以医疗服务为例,从表面看,我国看病负担不比其他国家高,但是,由于收入水平低,因此,看病支出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也很高。尤其是社区医疗服务不配套,给居民带来的医疗服务也跟不上,看病所付出的代价也要高得多。加上医疗服务体制对中低收入阶层没有倾斜性支持。因此,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方面的现象十分严重。 问题在于,对这样的现象,尽管社会各方面反映十分强烈,相关的意见、建议等也很多。但是,有关方面却对此并不重视,更多情况下,不是如何想方设法地去改变和完善,拉长社会短板,弥补市场不足,而是千方百计地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为这些短板和不足辩护,去维护这样的短板和不足。显然,这是与一直倡导的社会公平正义不相符的,也是需要认真改进与加强的。 对广大居民来说,无论过去怎样,也无论过去是否做错,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和将来怎么办。尤其是“名义”收入感觉和“实际”收入感受相差很大的问题,将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和措施进行解决。毕竟,对广大居民来说,不能总捧着“名义”收入感觉生活,不能总在“名义”收入中自我陶醉,而必须更多地享受“实际”收入感受带来的快乐,从而让生活不被“名义”收入所虚构,不为“名义”收入所绑架,而是实实在在“实际”收入提高。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政府转变工作思维、转变工作方式,不要再在“名义”收入上做文章,不要再给广大居民“名义”收入上的“幸福”,而要在“实际”收入上下功夫,给广大居民实实在在的感受,实实在在的实惠。即便一时难以达到,也要给广大居民说清楚,露家底,而不是能糊则糊、能哄则哄。长此以往,会让政府的公信力不断失去,政府的威信不断下降。这不仅是眼前的风险,更是长远的隐患。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求淡化对GDP等的情结,对经济增长速度有更多宽容度,说到底,就是要让“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走得更近一些,最好能够形成完全统一。那么,对地方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垄断企业等来说,是否也该为此做出一些努力呢?(转载:李明岩《居民“实际”收入很“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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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ou2014-04-25

曾几何时,为连续多年GDP增长速度超过10%而兴奋,曾几何时,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而自豪。如今,我们开始放慢脚步,即使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仅同比增长7.4%,也低于去年全年7.7%的增速,但开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要找准自己的节拍,就可以“任尔东西南北风”。 曾经有那么多统计数据,相互在打着架,扯着皮,经常出现某个省不到最后一刻,不会公布自己的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图的也就是那么个虚名。即使去年,各省经济总量的累加,依然超过全国经济总量。可见,GDP考核的阴魂不散,但这只是惯性使然。 有多少人还记得大炼钢铁的年代?当时认为只要炼钢总量达到一定的数额,就能赶超英美,将世界强国踏于脚下。于是,全民炼钢,将自己的锅盆也给砸了,却没能实现世界第一的梦想。 刻骨铭心的痛,难道要以另外一个刻骨铭心的痛来替代吗?幸亏没有,我们没有继续上别人的当,也没有继续麻木自己“上自己的当”。悬崖勒马,回头见岸。 大干快上、操之过急的账,需要去还,只要不再图一时快活、一届政绩,摆正心态回归经济正常的发展规律,还是可以慢慢去还。如今,急需去还已经给环境造成的“坏账”,污水横流、雾霾肆虐、土壤污染带来的“触目惊心”久矣,上辈子的欠账,这辈子要尽量还一点,也是在努力给下辈子减压。 历史的年轮滚滚,我们不再骗自己,不再为迎合而目光短浅。欣喜地看到,“大炼钢铁”的GDP正在远去。走好!不送!(转载:朱旭东《“大炼钢铁”式GDP:走好!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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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康森2016-07-05

容错机制的构建,对于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框架、改进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保护作风正派、锐意进取的干部”具有重要意义,大方向值得肯定。从实践层面来看,不少地方出台了推动建立容错机制的意见和办法,激励干部干事热情,给改革创新者撑腰鼓劲。   一项制度的建立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就目前各地容错机制的“版本”来看,不是没有值得讨论和商榷的地方。构建容错机制,还需要厘清几组伴生关系,认清几个现实难点。   容错机制运行的前提,是对试错空间形成共识。所谓试错空间,不是意味着对改革中的失误或过错有预期,而是我们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必须覆盖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在改革落实过程中,如果地方党委、政府出错,谁来容?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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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甦雁2015-11-11

 2013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首次超过工业。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超过工业。有学者据此提出,我国进入服务业主导的后工业化社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将让位于服务业,工业重要性大大下降。这个观点的流行恶化了我国工业发展的舆论氛围,甚至在有关“十三五”规划的研讨中许多人不敢再理直气壮地谈发展工业。那么,工业真的不重要了吗?   统计意义上的三次产业分类及其数据,扭曲了一个经济体最终产出的真实状况,并不能准确反映一个产业的重要性。由于工业“迂回生产”的特性,本属于工业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出都被统计为服务业了。从统计意义上看,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占比一般达70%到80%。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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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孟洲2015-10-30

中国经济正在发出企稳信号。从近日陆续公布的8月宏观经济数据看,包括发电量、铁路货运量、钢产量、出口等数据指标,正呈企稳回升迹象。 以发电量为例,据国网快报数据,8月份,全国发用电5082.6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7%,比7月增速回升4.47个百分点,是今年以来月度最高增长水平。而从当前电力运行趋势看,预计9月份全国发用电有望继续保持增长。 经过4月底以来稳增长的逐步加码,宏观面正在逐渐回暖,虽然还有待更多的数据出炉确认,但至少,那种一边倒的、对中国经济极度悲观的论调可以靠边稍息了。 近段时间以来,特别是811人民币突然贬值,冲击全球市场,有关中国经济增长失速拖累全球经济的说法甚嚣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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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卫民2015-01-04

即使已经知道没有什么能阻止中国网民“无所不能”的“造词”功夫,当“APEC蓝”首次进入舆论视野时,人们仍无法预知这个新词能流传多远。   没想到,仅仅过了几天时间,“APEC蓝”就已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热词,迅速从草根话语升格为官方表达,并出现在习近平主席欢迎各国宾客的晚宴致辞中。习主席不仅知道这个词,还希望通过不懈努力,“APEC蓝”能保持下去。   沉醉在那一抹幸福的“APEC蓝”里,不少北京人甚至希望时间能慢点再慢点。事实上,不仅北京人,所有长期饱受雾霾困扰的中国人,都盼望着APEC会议期间的湛蓝天空,有一天在这个国家成为“新常态”。   但很多位于北京周边的工业企业,以及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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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彤2014-10-28

霾问题的出现和引起重视有一个过程。它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变化而逐渐进入人们视线的,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空气污染也随之进入密集高发期。人们在关心收入和消费的同时也发现,若不更加注重生活品位和身心健康,就会出现“人没了,钱还在”的场面。 我们的日子的确越过越好,可更加紧迫的生存环境问题带来的忧虑也陡然增多,汽车渐入家庭,却给城市上空带来雾霾;农产品日益丰富,可农药残留与重金属污染则令人提心吊胆;家居装修日渐美观,甲醛污染成了烦心事。如此多危害人们生存的事儿,即便再丰盈的物质增长,那也是不见绿水蓝天的增长,那也是打了折扣的小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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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甜2014-09-29

当前,经济疲弱和气候变化正威胁着全人类的共同繁荣,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很多人担心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而对解决气候问题心存疑虑。9月18日在北京发布的《新气候经济报告》表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们完全可以凭借正确的投资决策来实现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气候变化风险。 据初步测算,未来15年,全球在能源、土地治理和城市建设这三个经济发展关键领域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超过90万亿美元。如此规模巨大的投资,不仅将决定全球经济未来50年的发展状况,而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气候和环境。这背后,有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也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绝佳机会,关键看我们如何进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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