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GDP年均增速保持在9%以上，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列，人民生活在上世纪末总体就达到小康。然而这三十年的时间也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现象，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甚至悬殊已经成为困扰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一大社会难题，并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尽管贫富差距问题历年甚嚣尘上，政府也在积极地采取各项措施改善严峻的现状，然而总的来看，到目前为止贫富差距的缩小虽然没有继续恶化，但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致使贫富差距问题停滞不前，又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真正解决呢？你有什么真知灼见，请踊跃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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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14日，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发表了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称如今美国的大笔财富仅掌握在1%的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鸿沟正在不断加深。 报告立即引起了美国各大主流媒体的关注。舆论认为，该报告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该项研究发起人之一、美国风投专家尼克·汉诺尔表示，他们对研究结果“深感震惊”。 不仅如此，疫情期间，美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这也在进一步加剧了全美社会在教育、就业等诸多领域的种族不平等。
(0)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资本家会不断剥削和压榨劳动者，最终会造成极端的贫富悬殊，危机由此爆发。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0)虚拟金融经济存在，快速增长的房价，有钱人可以单纯靠投资就会有高回报的收入，而底层群体只能靠微的收入维持高额的教育医疗费用，根本没有投资的资本，导致了财富的高度集中，致使国人富的越来越富，穷的越来越穷。
(0)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是一项使命。过去，经济学家低估了不平等的重要性，他们关心的是经济增长和收入模式，而不是收入分配。而现如今，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不平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简而言之，从长期来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对经济发展速度和可持续性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它会导致在经济发展中出现排外主义，并使得很多潜力得不到发挥。面对重重压力，出路何在？重整财政纪律是一大关键，具体包括：鼓励累进所得税制而非过度征税，提升教育水平、技能培训，发展积极劳动力市场等。
(0)美国人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C E O们，这从大公司最近几年的年薪支付表上能看出。《纽约时报》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当年年薪最高的CE O是Cheniere能源公司的谢里夫•苏基，年薪高达1.419亿美元；甲骨文的C E O拉里•埃里森排在第二位，年收入是7840万美元。但更让人吃惊的应该是平均数字。根据调查，2013年排名前200位的公司支付给C E O的平均年薪是2070万美元，其中有680万可能是以现金或者股权的方式支付。 基本上来说，任何公司的CEO都肯定能成为千万富翁！据调查这些人持有公司股票价值的中位数是8300万美元，CEO的报酬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平均工资增长速度，根据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stim ates the Econom ic Policy Institute)的统计，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公司CEO的收入是一般工人的30倍，现在比例已经扩大到惊人的300：1，最高峰是2000年附近的400：1！ 这种“慷慨”给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现在还不完全知道。从短期看来经济增长速度或许提高了，因为CEO格外重视公司的股价表现，但从长期看来对经济未必有好处，显然过度重视股价会导致公司减少雇用、决策上尽可能最大化短期利益，缺乏纵深和远见。给CEO过高比例的年薪严重扩大了社会分配的不平等性，这些人仅仅占美国总人口的1/100，却拥有1/3的财富总额。 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不是针对CEO们，在过去几年我遇到过很多出色的CEO，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都拥有非常的智商、才学惊人同时具有实际动手能力，新一代CEO们不再固守原型，他们为自己公司争取最大利益，这也是他们获得高薪的主要原因。我也承认CEO可能扭转一个公司的命运，他们的决策会重塑甚至挽救一个公司，在这个范畴内我指的是克莱斯勒的LeeIacocca，IBM的Lou Gerstner、苹果的乔布斯和福特的A lan M ulally，还有很多CEO们是公司的创立者，没有他们就没有一个传奇企业或者概念产品，从这一点来说，他们应该获得超高报酬。 可必须看到大部分C E O不是这种历史性、英雄式、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显然拿了过高的报酬；对于这部分CEO来说，如果不给他们这么高的工资，他们也一定会守住这份职位，如果明天把他们炒鱿鱼了，他们绝对找不到收入更高的工作。 历史上证明工资过高的结果可能是破坏性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CEO还是企业内部提拔的，他们跟着企业一起成长，对企业有归属感。当时CEO的工资是组织内部决定的，因此不能高得离谱。但是从80年代开始，由于日本企业带来直接威胁，新的管理理念诞生：CEO不一定从公司内部产生，有时外来者可能更胜任，同时C E O的收入应该与股东利益挂钩，更大比例收入应该以股票的形式支付，这样C E O就更关心股价。新理论造成在1980年到2000年之间股价上涨了12倍，但其中只有很少反映了管理的改善，更多是因为通胀和利率下降以及长期的经济扩张。随着C E O的收入跟股价挂钩而且越来越紧，他们显然乐意看到股价大涨。此外大公司CEO的年薪通常有业内标准，不会离标准太远，但这些标准逐年上涨的比例惊人。 美国人不喜欢贵族，但因为错误的系统，又创造了新的贵族阶层，这是极端危险的。（转载：ROBERTJ.SAMUELSON 《CEO：新贵族的诞生》）
(0)每次在哈佛广场附近，我都能看到各色乞丐和无家可归者。我曾经简略地统计过，经常在广场附近活动的乞丐接近十人。有的已近老年，有的则明显属于年富力强。有的只是静静地席地而坐，旁边放着寻求资助的牌子;有的则在兜售一些报纸或花束之类的，不停地与路人搭讪。如果再加上街边椅子上偶尔躺着的无家可归者，你会觉得这一群体很是醒目。在哈佛这一高大上的大学，奥巴马、比尔•盖茨、布热津斯基等一众名流经常出没的地方，美国社会的反差之大在这里就是一个缩影。 美国在发达国家里，人均GDP的排名不过是十多位。而如果按照基尼系数来排名，那么可能远远排在其他发达国家的前列。从历史上看，在20世纪，美国的收入差距呈现典型的二分特征。前半个世纪，收入差距处于不断收窄的趋势，而后半个世纪，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贫富差距过大一直是美国为人所诟病的一个硬伤。学者们也在不断批评这一现象。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曾写过一本书《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来批评美国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在书中，克鲁格曼反对教育决定论或市场决定论，认为不平等程度扩大的原因在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高度不平等的政治规范和制度，绝大多数工人不再能够分享生产力发展的收益，而“富人们变得心满意足”。 目前，解释美国收入差距扩大背后的原因，有七个假说比较流行。其中前三个假说对于解释其他国家的收入不平等也有很强的解释力，而后四种则主要针对的是美国的情况，在别的国家可能不存在或者表现并不明显。 第一，技术进步直接推动了全球化，导致技能高低直接决定收入差距。与技术进步直接相关的高技能人员，其收入与低技能以及无技能人员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点，可以直接通过劳动力的供求曲线得到解释，也得到不少经济学家实证研究的支持。 第二，国际竞争的结果。凡是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高端的国家或产业，其人均收入水平就会越高。在美国，越是那些本土的、非大规模生产的、非贸易部门的工作，所获得的收入水平就比较低。在美国，手工制鞋的工匠每月只能拿到3000美元的收入，远远低于家庭收入的中位值。这与其远离国际竞争有很大关系。 第三，“赢者通吃”法则。2013年，泰格•伍兹的总收入达到8000万美元，这在体育界也是一个罕见的高收入。在高尔夫运动非常流行的美国，其排名前十位的高尔夫运动员收入都是高得惊人。“赢者通吃”法则体现在市场的各个方面。除体育界、演艺界的明星们之外，在美国存在着很多行业，都体现出财富向极少数人快速集中的趋势。 第四，移民群体平均技能偏低。布鲁金斯学会2011年11月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移民劳工的教育背景已发生重大变化。2010年的移民中，有30%的人取得大学本科或者更高学历，无高中文凭者只有28%，与1980年19%对40%大为不同。尽管如此，移民群体的平均技能水平依然低于美国的平均水平。而且由于语言等方面的障碍，即便是掌握了一技之能的移民也未必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机会，因此普遍收入偏低。 第五，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没有能够抵消通货膨胀的贬值效应。美国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向上调整最低工资标准。2013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国情咨文时表示，计划将最低小时工资从7.25美元在2015年前提高到9美元，涨幅达25%。即便如此，考虑美国历年的通货膨胀率，这一标准的提高幅度依然是不足够的。而且，这一政策还遭到了共和党国会议员的批评，认为将对美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第六，工会力量的消退。上世纪前半段，美国处于一个工会快速形成并力量不断壮大的过程。目前各类工会从数量到凝聚力都在不断消退。现在仍然比较活跃的工会有三个，分别是管道工、电工和木工工会。很明显，这三个工会的会员收入也高于其他工种的工人。工会的衰落，是美国各级政府和产业界共同合作的结果。美国经济转向服务性行业的后工业化过程，以及随之产生的就业市场的“沃尔玛化”，也即以沃尔玛连锁商店为代表的低工资、低福利、无工会的服务性职业，加剧了工会力量的衰落和分化。 第七，公司治理的失败。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发布的《高管薪酬观察》指出，在过去几十年CEO们薪酬猛增，而一般工人的工资却停滞不前。1982年，美国CEO们的收入高于平均普通员工收入的42倍。到1992年，这个比例已增长到201倍，并在2012年跃升至354倍。对于美国的收入差距问题，美国政府也在尝试着采取一些措施加以缩小，包括奥巴马的医疗方案等。但限于目前美国政治体制出现的困境，大的改革方案很难出台。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前主任Benjamin Friedman教授对收入不平等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在课堂上，他对于中国的收入差距情况非常好奇。他说，中国曾经是一个收入均等化水平很高的国家，现在收入差距正在快速扩大，实在是非常值得研究。按照他提供的世界银行前几年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2，距离美国的0.43已经非常接近了。我很想告诉他，按照中国学者的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上下了。（转载：徐杰《美国:为何富人愈富穷人愈穷》）
(0)近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14年全球风险报告》，评估了31项全球性风险的严重性、发生概率和潜在影响力，认为贫富差距扩大将是未来10年最可能造成严重全球性危害的风险，提醒各经济体不仅要重视“做蛋糕”问题，还要重视“分蛋糕”问题。这对于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关键阶段的我国来说，有着一定的警示意义。“分好蛋糕”对一个经济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年，我国消费之所以启而难动，原因很多，但根子还在收入上，尤其在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较弱上。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有助于扩大中等收入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更重要的是，解决好分配不公问题，还是缩小城乡、区域差距的有效途径，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现在，对于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群众十分关注，要求改革的呼声很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影响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妨碍经济健康运行。只有在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改革尽量把“蛋糕”分好，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才能最大限度地消除分歧，形成合力。改变“蛋糕”分配的游戏规则，不管是对增量还是存量，都是要触动利益的，都会遇到重重阻力。但只要一切改革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秉持“依法治国”的理念，作好“分蛋糕”这篇文章，或许也并不太难。
(0)收入差距拉大在全球，包括中国是一个普遍现象，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在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更为复杂。一方面，税收等法制体系存在欠账，另一方面，对个人收入的实际情况也缺少基础的系统资料。这些基础工作缺乏之外，收入合法性认识上存在的现实和意识层面的巨大差距，需要达成社会共识。幅员辽阔、地区、城乡差距，以及汹涌的海外移民潮等，都加大了平稳、妥善处置好这一问题的难度。一方面，普通服务业、制造业人力资源日益匮乏，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状况每况愈下。事实上，中国的就业状况和全球产业分工，和经济结构调整关系密切。当传统制造业转入内地，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亟待提升产业水平，吸纳创新型和高端服务业人力资源。复杂之处还在于，普通服务业等人力资源成本连年高速增长，创造巨大就业的产业倍感压力。目前亚洲中产规模已达5亿人，即在7年间暴增两倍之多。而这一趋势的最大挑战是环境问题，更多有能力追求美国等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中产姐姐，将可能使全球环境遭遇灾难性冲击。提升人民收入水平，扩大中产阶级规模，是我们社会经济追求的发展目标之一，但是，如果没有“更节约”的生活方式，较强购买力人口的增加会加剧环境恶化形势。
(0)我建议对中国拟海外投资移民的富人、官员和明星等，他们财产如果有转移的性质，采取征收资产转移税，这是消除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之一。所以，我希望中国尽快立法颁布“资产转移税”。
(0)我个人认为将一些公共资源拍卖（例如：优质中小学学位、汽车和手机号牌等），同时严禁用公款参与拍卖活动，而所得收入收归国有，然后再公示、公开公共资金的使用范围和用途，回赠给广大人民，不失为消除贫富差距的良策。
(0)一、全美贫困人口约有4670万，占人口总数的15%。贫困在美国依然是一个大问题。根据美国的官方统计，全美贫困人口大约有4670万，占人口总数的15%。其中，每5个儿童中就有1个、每3个女性户主家庭就有1家收入水平在贫困线以下。按照2015年美国政府的贫困线标准，个人年收入低于11770美元，两口之家年收入低于15930美元，三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0090美元，四口之家年收入低于24250美元，即为贫困人口。也许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此收入已经不低，何谈贫困？但美国的物价和消费水平不同，如此收入，着实没法过日子。 从1964年开始，美国着手解决贫困问题，但50多年过去，所取得的成果并不理
(0)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当前，我国仍有7017万贫困人口，缩小城乡和区域发展差距依然是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出，“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必须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我们应按照规划建议的要求，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汇各方之力、集各方之智、聚各方之财，加快推进扶贫开发事业。 总的来看，当前扶贫开发表现为“三个有利、三个不利”。“三个有利”，一是中央和地方更加重视、更加支持、更加强调，将扶贫开发作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环节来抓，2020年全面脱贫目标明确，扶贫开发工作提到了新的战略高
(0)不让平均数掩盖大多数。中国的贫富差距现状究竟如何？“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国际上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李实介绍，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我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我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这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是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3左右。李实分析说：“接近0.5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在0.24—0.36之间。”“在收入
(0)2014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4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发给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表彰其“对市场力量和监管的分析”。颁奖委员会称，“是梯若尔阐明了应当如何理解并调控那些被少数几家强大公司主导的产业”，即他对寡头垄断现象的研究是本次获奖的主要原因。梯若尔的经济核心理论对于正在如火如荼反垄断的中国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总量、国民收入、市场机制构建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出现了大多数国家都不能绕过的问题，垄断就是其一。 中国垄断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外资利用其强势地位，神不知鬼不觉地垄断中国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挤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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