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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中国的财税改革?

发布日期:2014-01-09    浏览次数:3006

 

        改革的全面深化无疑是十八大后新一届政府的执政努力方向,而被视为突破口的财税体制改革更是改革最热点。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国就实现了从行政分权向经济分权的成功转变,但也带来一个新问题,就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比迅速提升,很快窜到50%以上,2012年这一比例为48%。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央的财政支出仅占总财政支出的不到20%,地方支出则超过了80%,地方支出的约40%需要依靠来自于中央的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尤其是2009年后,经济形势的变化更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一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增长一去不复还,二是支出的刚性需求增加。合理的财税改革之路需要不断探索,有专家给出建议:首先要重新定事权,其次在划分完事权的基础上再来衡量财权,再次,要给政府预算施加外部硬约束。最后,要允许地方公开举债。中国的财税改革,你认为还可从哪些方面着手?在财税改革之路上又会遭遇什么可预见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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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趣麦浪2023-11-02

1994:分税制改革。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走向衰亡,都与财政制度的崩溃有着紧密的关联。明末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庞大的帝国为了维持军费以应对来自后金的威胁,不得不一再加税。然而,地方官僚士绅们的财富丝毫未动,民间却被盘剥得越来越凋敝。最终形成了一个死循环:加税——民间反抗——镇压——加税……与其说明朝是被后金击败的,不如说它是被自己的内耗所耗死的。以至于到了崇祯最后的时光,国库亏空,真正能打仗的将领,为了百万两银子的军费都要犯愁。明末,国家只剩下空壳,庞大的财富都因为畸形的财政制度而变成了一滩滩固定的死水,无法在经济体系内运转。 可见,税收是一个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财政又是一个国家得以稳定健康运转的核心。 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不振,除了开放力度不够,与税制的问题也有关系。1990年亚运会,中央财政甚至没有足够的经费,需要大量发行奖券,通过“众筹”举办亚运会。放到现在这是不可想象的。 这是因为,1993年之前,“包干制”让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需要协商上交的税额,极其繁琐。另外,这种税制有利于地方,所以也造成了地方政府钱太多,而中央总是缺钱的情况。1994年分税制改革启动,说简单点就是:中央拿走税收大头,地方只拿小头。中央再通过一些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来保持地方财政平衡。 分税制改革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开始大踏步前进的一个制度推动力。尽管后来它也造成了许多问题,比如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畸高房价,它就是诱因之一。 (黑噪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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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霖2018-02-26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肯定了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包括减税在内的财政政策固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归根结底还要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程度。在现阶段,呼吁减税固然十分重要,但与打破垄断,完善市场竞争体制相比,后者恐怕还是更为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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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虹2017-09-01

财税改革关乎钱袋子,只有让企业和社会得到真金白银,老百姓有了获得感,才能凝聚广泛共识,最终形成“政府减税、企业降负、百姓实惠”的良性循环。深化改革,绝不仅是政府部门的事,而是整个行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器,相关行业应当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改革。如果因为部分企业的短期逐利行为,延缓阻碍了改革进程,整个社会必将为此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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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OL2017-08-16

唯有通过有效的财税改革,加大收支活动两大系统的结构性优化,一方面应对满足全社会和每个国民基本生活类商品,进行实质性的减税与免税。具体来说,增值税不仅应该标明消费者每一次消费中的税款数额,而且应该对关涉每一个国民基本生存、生活类的商品减税和免税,全面减轻贫困群体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则应尽快加大消减总体贫困的各层次公共产品供给,特别是制度机制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提高性价比,增强针对性、目的性与精准性,重在从根本上、总体上消减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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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术平2016-02-04

预算监督应该是一种实时动态监督,体制外的社会监督范围很广,立法机构要善于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政府预算监督的全过程,营造监督平台,畅通监督意见的渠道,以便随时掌握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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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珍绿2014-09-30

     6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了财税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意味着,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将正式启动。    如何才能确保此轮改革顺利推进,并达到预期目标?笔者认为,坚持公平优先,把公平放在改革的首要位置,是最重要也是最紧迫的一项工作。    建立公平的税制,是财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税制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科学、合理、规范的税制,无疑将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现行税制,虽然也是按照公平的要求设计的,但由于受当时特殊社会条件与环境的影响,特别是为了增强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税制的设计也就摆脱不了行政思维的影响,被人为地增加了许多非市场因素。在公平性方面就存在较大的问题。如在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分配关系方面,就过度强调了国家利益,强调财政增收,强调提高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国民收入分配以挤占居民收入为代价,税收对经济的调节功能如何发挥呢?不仅如此,在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等范围和税率的设计方面,也存在明显漏洞和问题。    因此,新一轮税制改革,应当也必须突出公平二字,将公平作为税制改革的最基本原则,从而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科学、合理、规范、公平的税制。有了公平的税制,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如何建立公平预算管理制度和分配机制。纵观这些年来财税方面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大多数都与预算行为不规范、预算约束力不强、预算管理制度不科学有关。    所谓预算行为不规范,说到底,就是没有严格按照公平原则建立科学的预算管理制度和分配机制。为什么要强调预算的公开透明,强调预算的约束力,就是因为预算的公平受到了严重践踏,没有充分展现预算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作用。如果预算制度的建立、预算的安排、预算的执行、预算的监督,都能按照公平原则来进行,也就不会出现预算资金分配不合理、使用不规范、浪费损失严重、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方面的问题,更不可能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    正是因为在公平方面存在的缺陷,无论是制度的建立和财政资金的安排,都没有突出公平,才造成目前许多问题的存在,才需要进行改革。如何在新一轮预算体制改革中突出公平,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而新预算法的修订,也必须严格按照公平原则来进行。    如何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将财权与事权紧密结合起来,也是新一轮财税改革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为什么地方政府会死死抱住“土地财政”不放,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现行财税体制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分配上的不合理。    更重要的,中央集中的财权,似乎也没有能够得到有效而合理的使用,诸如年底突击花钱这样的问题,不停地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伤害着地方政府的信任。同时,实行预算公开后,中央部委“三公”经费过多、财政资金分配不合理以及长期存在的“跑部钱进”等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反映出现行财税体制方面的不合理。    所以,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如何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在财权与事权方面的动态协调机制,也是财税体制能否公平公正的关键。    除以上三个方面之外,如何规范预算外资金行为、如何减少各种罚款、摊派以及乱收费等,也对财税体制改革十分重要。因为,这些行为的存在,也对财税体制改革的公平性影响很大,对财税体制作用的发挥影响很大。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必须围绕公平而展开。只有这样,新的财税体制才不会出现行为不规范、操作不合理的问题。 (转载:谭浩俊《财税体制改革核心要义是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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酿豆腐2014-05-16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上述论断,准确地概括了财政和国家治理的关系。 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考察,很容易发现如下事实:当前我国财政管理存在的问题,既有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也有行政管理层面的问题,还有技术层面的问题。财政基本制度层面的问题主要有:人大监督弱,审计不独立,预算执行缺乏问责等;行政管理层面的问题主要有:政府间事权划分不清晰、权责不明,行政管理法制化程度低,政策多变等;财政管理技术层面的问题则有:年度预算平衡忽略政策,资金分配缺乏长期视角;资金使用管理不严,跑冒滴漏现象严重;资金使用效果差,绩效管理缺位等。因此,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必须要“跳出财政论财政”,从上述三个层面同时着力。 财政改革历来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当年,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都起源于围绕征税的冲突;而英国的光荣革命,则确立了议会对政府财政收入的主导权。以此为切入点,英国议会逐渐确立了对政府的控制权,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为英国崛起奠定了基础。我国历史上也曾有过多次财政改革。有的人亡政息了,有的则延续了下来。但所有的改革都伴随着利益的重大调整,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因此,要顺利推进现代财政制度改革,就必须对三个层面的改革措施做出统筹规划。片面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优先推进一方面而明显滞后另一方面,都会造成制度真空,带来内耗和混乱。在此过程中,尤其要注意处理好如下四方面的关系: 一是财政改革与发挥人大作用的关系。财政改革是政府的事务,这是许多人的惯性思维,也是常见的认识误区。财政渗透到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自然要以更宽阔的视野去把握财政改革问题。就我国而言,来自人大的、有效的外部监督,既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在要求,也是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可靠保证。切实树立人大对预算的主导权,既是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要求,更是提高政府合法性、凝聚力量推动改革的重要手段。当前,社会多元化程度已经显著提高,面对一系列热点社会问题,社会上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看法甚至尖锐对立,都是很正常的。具体到财政改革问题上,必然也是“百家争鸣”:有的人坚定支持改革,有的人支持改革但不认同具体操作方案,还有的人根本就反对改革。在此背景下,如果沿革过去由政府主导改革的思路,必然会把所有反对的声音全部引导到政府身上,徒增改革的阻力。相反,强调人大的权威,把树立人大对预算主导权作为改革目标,将重大改革方案提交人大审议,则可以充分发挥人大协调社会利益、促成社会共识的作用,使改革方案更加平衡、更加全面,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人大授权还提高了改革的合法性,有助于提高政府施政的公信力和政府执行力。 二是财政改革与行政管理改革的关系。当前,我国财政管理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具体如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匹配、专项转移支付占比过高、预算资金分配碎片化、资金使用浪费严重等,都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政府越位、缺位、错位并存,政府管理规范化水平低、执法随意性大等深层次矛盾的外在反映。作为政府财务的主管部门,财政部有责任推进财税改革,并以此推进改善政府管理。但财税改革最终能取得多大成效,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因此,要以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为契机,积极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政府机构设置,明确权责划分,不断提高行政管理的法制化、透明化程度,为预算改革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三是财政改革与财政部门转变职能的关系。现代财政制度改革涉及到财政运行机制的重大调整,必然带来财政运行各环节权责关系的调整、财政管理资源的重新组合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改进预算管理的关键,是处理好财政管理部门和各支出部门的关系。对于各支出部门和下级政府而言,需要在强化问责的前提下,赋予其更大的资金分配权限,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对于财政部门而言,则要切实转变职能、调整机构设置,把工作重点从微观的资金审批事务转到宏观的预算收支预测和总量平衡,实施长期发展规划、完善基本预算管理制度、加强资金使用绩效管理等上面。我们只有牢牢把握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提高政府效能这一改革目标,才能充分凝聚改革共识,使财政改革免于陷入“争权夺利”的误区。 四是财政改革与舆论监督、社会参与的关系。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改革涉及面广,运行机制变化大,利益调整幅度深。如何才能科学决策、有序推进改革,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信息技术的发展,预算透明度的提高,为集中民智、弥补政府资源的不足创造了极大的可能。在设计改革方案、评估改革效果、完善改革措施方面,有关部门通过购买服务、专家评审、专题讨论等方式“开门办公”,可以显著提高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水平,使改革措施更加切合国情,更加具有可操作性。而上述过程,恰恰也是扩大社会参与,拓宽改革民意基础的过程,是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改革、有序推进改革的过程。因此,推进现代财政制度改革,需要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机结合起来。 (转载:张俊伟《建立现代财政制度要处理好四方面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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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偌菁英2014-04-19

现代财政是透明、可问责的财政。不透明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摸不着的政府自然是无法监督的。在美国进步时代,随着职能的扩张,政府收支越来越复杂,但由于缺乏合适的财务管理体系,导致议会监督、舆论监督被虚置,政府腐败盛行、信誉狼藉。在此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借鉴公司制企业管理的经验,积极推动政府会计制度改革。通过科学设置收支科目、加强信息披露,不仅遏制了政府腐败泛滥的局面,还引导议会和社会公众把监督政府的着力点转向了预算审查和预算监督上。进步时代的财政改革,提高了美国政府的声誉,挽救了美国的代议制民主,为此后的“罗斯福新政”、建设“伟大社会”开启了大门。目前,提高财政透明度,打造透明、负责任的政府已成为社会潮流。我们要顺应时代变化,积极推动提高财政透明度。要以中期预算为抓手,把政府施政纲领、中长期发展规划与财政收支结合起来,把财政监督与政府监督结合起来,加快建设责任政府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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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ga2014-04-14

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发展远景,是逐渐形成减少层级后的中央、省、市县三级架构,合理明确设定与各级事权相对应的财权、税基,并建立自上而下的财力差异调控机制,形成合理的横向、纵向财力分布格局,促进财力与事权相匹配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现阶段,应重点着眼于加快城乡和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适当统一省以下主要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将部分适合更高一级政府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上移,力争在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管理权限和支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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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日2014-04-04

完善公共财政不仅要求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公平的税收制度,而且还应使财政运行置于广泛的社会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公共资源的公平、公正和有效配置,形成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目前财政支出中专项拨款比重过大,很容易造成体质上的漏洞,甚至产生层层“截流”现象,使公共财政资源没有用于公共领域。我们还有许多政府收费和支出没有纳入预算,基本处于行政和社会监督之外,这不仅影响公共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且也是腐败的根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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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进才2015-12-02

近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在“第十一届中国证券市场年会”上表示,“财税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间虽然取得了种种进展,但是越来越多遇到的是矛盾积累、隐患叠加而形成的矛盾凸现的制约”,作为全面改革的重头戏和开场锣鼓,(财税改革)“现在已经表露出了与中央要求的时间表不相匹配的迹象”。财税改革有三个重点:第一,政府如何花钱?第二,政府如何征税?第三,中央和地方的财税关系。三个重点对应着本轮财税改革的三个领域:预算管理改革、税制改革和理顺中央地方的事权与财力划分的体制关系。决策层不仅明确了三个改革的方向,还给出了时间表。那么改革的进展如何?首先,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预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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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梦婷2014-10-23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公布了G20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2014年成果,包括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防止税收协定滥用、无形资产的转让定价、防止有害税收竞争等七项。这是G20框架下各国携手打击国际逃避税,共同建立有利于全球经济增长的国际税收规则体系和行政合作机制的重要举措,也是近百年来全球范围内国际税收规则体系的一次重要改革。 数据显示,当前在全球经济获得的利润中,至少50%以上涉及国际交易,特别是企业集团跨境关联交易数额巨大。跨国公司交易内部化趋势加剧,意味着全球反避税形势更加严峻。因为,跨国公司产业链长,关联企业多,组织架构复杂,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各国的税制差异进行避税,通过关联交易人为造成应税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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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黄山培训基地的豪奢近日被曝光,培训中心腐败再度引发公众群起声讨。      投入巨款建造豪华培训中心,为官员奢靡腐化、结党营私、权钱勾结提供隐蔽的场所……近年来暴露的很多腐败案例显示,豪华培训中心俨然是滋生腐败的温床。即便在力戒“四风”的当下,“受冲击不大”的培训中心还在成为某些地方某些部门某些干部奢靡享乐的挡箭牌。      由此可见,改革现行的培训中心管理体制,势在必行。改革培训中心管理体制,前提是规范培训。严格控制培训标准,加强经费预算和审计,确保不超支、不滥用。在坚决取消培训不正常的附属功能的同时,要下决心斩断主管部门与培训中心的附属关系,真正把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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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4年法国第一个开始实行增值税制度开始,至今已有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开征带有增值税性质的税收,增值税如潮水一般席卷全球。尤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34个成员国,除美国外都已开征增值税,并且其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从1975年的8.8%增加到2008年的18.7%。可以看出,增值税正在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新宠”。但唯一让人不解的是,美国作为目前世界上第一超级大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方面一向具有全球风向标作用,在历次世界性税制改革浪潮中都处于领头地位,为何在增值税的开征问题上一直迟疑不前?   增值税之所以被广泛推广,多数人认为是因为增值税具有较强的收入功能、经济中性以及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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