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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欲离职皆因禁令?

发布日期:2014-01-17    浏览次数:2121

  

        刚刚过去的2013年被称为“禁令年”,因为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出台关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具体规定。据调查,全部受访者都表示中央禁令对其影响很大,八成以上公务员表示现在吃喝少了,部分公务员认为过于一刀切,甚至考虑辞职事宜。以前的公务员工作轻松待遇好,隐形收入还颇丰,这都是大家心知肚明的事实,现在的禁令无非是把这些不良风气制止住,合情合理,倘若因此感觉不自在要辞职,那只能是个人心态问题,不可归咎于禁令。禁令能够将为官之路引向常态,能够改变过去公务员懒散的工作状态,提高对他们的合理监督与约束,让权力福利和工作量成正比。对此,你有什么看法?禁令还能涉及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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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久2019-08-23

一系列的禁令,是一步步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过程。如果嫌太严苛了,那只能说明以前太松垮了,事实上,所谓“禁令”,不过是对公务员的最基本要求,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些禁令在社会其他行业,早就是员工素质的最低要求。这里放心说一句,说“公务员不好当”的人,实际上也当不好公务员。所以,阁下大可以一走了之,一来给更合适的人腾出位子;二来你也可以试试自己在社会上的能耐有多大。再说难听一些,现在说公务员不好当就好比粮仓安了好多捕鼠夹后,老鼠慨叹“日子不好过”了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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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奕迅2014-10-28

时下,在我们身边“喊累”的人越来越多。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工作岗位对素质要求的不断提高,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有工作的怕丢工作,边干事业边“充电”;无工作的为找到称心工作,边学本领边奔波。   工作和生活上的累,是正常的,而且随着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必将逐步得到减缓。但还有一种累,则是由不健康的追求和手段造成的,是自找的,也是痛苦难受的,例如:“官欲”太强者,患得患失,嫉贤妒能,欺上瞒下,不顾群众强烈反对,大搞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私心太重者,见利忘义,贪污受贿,甚至不顾人民的生命健康,搞假冒伪劣产品,赚昧心钱;放纵欲望者,吃讲高档穿讲名牌玩讲刺激。君不见贪赃枉法者活得有多累:时时担心东窗事发,面对山珍海味无食欲,身卧高级席梦思睡不宁,终日心里像塞着一颗定时炸弹,身上像压着一块巨石,闻到“反腐”风声就心惊肉跳,而且这种痛苦还不能与人倾诉,只能把一切苦水往肚子里咽。越咽越多,负担越来越重,以至处于崩溃边缘。   人生本应是轻松快乐的,放眼世间,赏心悦目的自然山水令人目不暇接,劳动创造的一个个“美景”让人感受到人类的伟大和智慧,憧憬美好的未来更令人神情飞扬,信心百倍。只要我们能做到一身清白,就能抵达这种轻松愉快的美好境地。   领导干部怎样才能做到一身清白呢?首先,要搞好学习。学习是抑制贪欲、驱除心灵阴影的法宝,是达到人生高尚境界的必由途径。要养成在“思中学”、在“干中学”的好习惯,确保不断坚定理想信念,不断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始终坚持高尚的人格品行修炼。要想在政治上把握住方向,感情上把握住原则,生活上把握住小节,就必须结合实际“吾日三省吾身”,通过“常思贪欲之害,常除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为官之德”,确保心理朝着健康发展,心境朝着纯洁净化,生活朝着高尚充实,从而坚守住精神的家园。旺盛的精力因为高尚的动机而产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是党的召唤,也是每个人的使命和责任。在当今伟大的时代,只有自觉地把人生坐标确定在党的事业上,把前途命运融于党的生命中,才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才能在工作中享受到幸福快乐,感受到人生的价值。   “身清”与“身轻”是一对孪生兄弟,相伴而行。正如“快乐钥匙”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样,轻松的心境也在于我们自己创造。做到了“身清”,方能达到“身轻”。 (转载:欧松清《做到“身清”方能达到“身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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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一梦2014-07-11

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法院7月8日通报,7日上午在河源至仙塘区间铁路上,该院院长钟俊斌在距列车约30米时冲向铁轨,被快速行进的列车撞死。目前,警方已经排除他杀,相关情况正进一步调查。   无独有偶,7月8日早晨7时21分,河南信阳市平桥区卫生局局长张柏成在区卫生局办公大楼跳楼自杀。在张办公室发现其生前留有遗书:“我在医院检查有严重抑郁症,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东源县法院院长自杀,如果没有发现腐败行为,恐怕也是以鉴定为“患有忧郁症”结束。当然,他是真忧郁还是假忧郁,抑或什么是导致忧郁的真正原因,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一般人很难想明白,官员吃有鱼、行有车,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好忧郁,还需要自杀来解脱。但是,事实反映,官员确实很忧郁。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间,国内共有54名各级官员非正常死亡。其中23人是自杀身亡,占42.6%。在自杀原因中,抑郁症等精神疾病被认为是一大诱因。官员的忧郁是一般老百姓所不能理解和知晓的。   比如说,进入官场的人,谁都希望不断升迁。但是,在一些地方,选人、用人,根本就不是透明、民主和公开的,不是选贤任能,而是唯上,尤其是“一把手”说了算。而某些“一把手”唯金钱、唯顺从、唯圈子论,非我族类不用也。于是,一些人为了当官,一门心思去送钱,去经营圈子,去巴结上司,上司生个气,官员要忧闷好几天,所谓“伴君如伴虎”。   那当上了一官半职,就不忧郁了,非也!靠送钱、结交圈子都是很费钱的,那上任后,往往是要想方设法将钱捞回来的。那么,就必须一门心思,想尽办法去捞钱,这是很要费脑筋的。有个别官员上任后,自己不想捞钱,但在一个小圈子,人家在捞钱,送给自己的那一份不要,那他就成为了异类,在这个圈子上很难混得下去,久而久之,这会得忧郁症。   但是,捞到了钱并不等于不忧郁了。如今,在某些地方,当官了不找个“小三”都显得落伍了,可找到了“小三”,又往往会遇到“小三”反水,要防着一手,还得防小偷,防记者,这官员能不忧郁吗?现在,国家反腐败力度更大了,甚至达到每周“秒杀”一个省部级大老虎的地步,那捞了不义之财,晚上睡觉能睡得着吗,睡不好觉,那人能不得忧郁症吗?   有些人不送钱也升迁了,升迁了也不捞钱,但你不讨好上司,不完成上司交办的任务肯定是不行的,一来你肯定不能往上升了,二来现在的位置也保不住。而上司为了创造政绩,讨好他们的上司,他们往往好大喜功,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安排一些根本完成不了的任务。所以,官员要么劳累到吐血,要么就是弄虚作假,欺骗上司。这种压力之下,官员能不患上忧郁症吗?当然,有些人说,那干不了就不当官了,这话说得轻巧,但身处其中的人不是这么想,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度,一个人突然从官场下来,没有了往日的地位,心里的落差难以想像,周边的人口水也会淹死人,这人早晚也要得忧郁症的。(转载:杨涛《官员为什么如此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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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意如斯2014-07-01

 近日,人社部新一轮“公务员薪酬改革”的基本方向浮出水面。“限高提低”四个字,引发了全民热议。作为这一热点改革的“主力对象”,青年公务员到底怎样看待它? 一、“高强度”工作压力   在中央某部委工作的普通科员林晨(化名),可能是“提低”的覆盖对象。   在北京三环,一片建于1970年代的老楼里,这名“85后”四川女青年和丈夫租房而居。他们的私人空间,是三室一厅中的一间主卧,“租金一年比一年贵。”   面对远高出工资的房价,林晨已无法考虑在京购买商品房。“我的同龄同事里,约有七成都没有解决买房的问题。”   对她而言,生活压力大于“高强度、高要求”的工作压力。“在部委机关,上上下下都有不小的压力。但我们‘80后’的生活压力比‘60后’‘70后’的领导层大多了。”林晨坦言,“在他们那个年代,有福利分房、津贴也较多。到我们这一代,拿这么点工资,又正是养家糊口的时候。”   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发布了一份《中国基层公务员心理状况调查报告》。报告显示,在各年龄段中,“80后”公务员群体的心理健康得分最低,“显著低于总体平均分”。   社科院报告认为,其原因在于:“青年基层公务员群体中多数人,从事现职工作年限不长,且刚刚毕业不久,正在面临来自工作(例如定岗、调岗、升迁等)和生活(例如择偶、购房、养老、育小等)等多个方面的现实压力,这都成为影响其心理健康状态和程度的消极因素。”   林晨初入部委时,有一种“高大上的满足感”。过年回家时,亲友问起,她也有“衣锦还乡的自豪”。“但这种满足感,抵挡不住时间流逝、生活现实带来的窘迫感。”她坦言。 二、“寒门贵子”在减少?   陕西西安的公务员王路(化名)虽然在国家机关驻省单位工作,但工资仍参照省级公务员标准,基本工资只有2500元,“也没多少福利”。   他发现,在这一收入水平的公务员队伍中,“家庭经济水平是小康的占主流”。“因为家境小康的年轻人,后顾之忧比较少。”   与此相对,公务员队伍里“寒门贵子”的情况在减少。“因为,如果是家境贫寒的青年人,他求职的第一条衡量标准就是薪酬。”而现在基层公务员1000~5000元的薪酬水平,已经很难满足在京上广深等大城市的“立足”诉求,“更无法支援家庭生计”。   但在王路自己看来,公务员依然有最大的吸引力——荣誉感。“做公务员,我感觉很光荣。”   “说白了,就是一种社会地位。”他说,“我并不是看不起别的行业。就好比一个法官内心向往荣誉,他就不会为了一些钱出卖自己的权力。”但工作两年了,他承认多少有了一些倦怠。   中国社科院前述调研报告发现,高达79.89%的基层公务员存在“轻度工作倦怠”的现象,而6.40%的基层公务员表现出重度工作倦怠。   “公务员比其他人担负更多社会责任,对我们的道德期许也比很多职业高,我们自己也有认同。但只提期许,没有物质保证,最终也很难实现。”林晨坦言。   她说自己的偶像是身边的一位老领导,“甘于清贫、两袖清风、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我也有纯粹的浪漫主义精神、默默奉献的精神,向往成为他,但很难成为他。比如,我也想扶起摔倒的老人,也想见义勇为,但这就需要社会诚信制度的建立和保障。我们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想为大家多奉献,也得保障我的小家。” 三、并非单纯加薪   “限高提低”得到多数青年公务员的认同。林晨认为,讨论者们只盯着“公务员涨工资”,是有误区的。“如果仅仅是改革薪酬,我怀疑最终效果会有多少。改革可能会成本很高、阻力很大,可能挨了骂,但到每个公务员手中,实际只有几十到几百元。”   正如她所说,目前正逐步“露头”的公务员薪酬改革方案,并非单纯的加薪。“调整工资结构,扩展晋升空间,建立比较机制,实施配套改革”这24个字的方案,再度成为各界焦点。   此外,公务员队伍“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体制,也受到一些青年公务员诟病。“年轻人忙得要命,升不上去的老人闲得要命。而且后者当年也可能是我们这样很有激情的年轻人。”王路说,“因为‘为官就是不为’的逻辑,干得多还可能出错,今天忙的年轻人,明天就可能成为闲得要命的老干部。”   另一方面,政府部门的行政职能转型,则被青年公务员看好。“政府承担了大量不该政府承担的职能,真正把职能分给社会,才能给公务员队伍瘦身、减负。”林晨说。   正如在中央某部委工作了5年的王云(化名)所说,在公务员的中低级职位上,“晋升公平性相对来说还是可以保证的”。“如果说是怀有一点点愿望或期许,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多给年轻人一些上升渠道的希望。给我们一些施展才华的天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一番成绩。” (转载:庄庆鸿等《“薪酬改革”背景下的年轻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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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远才算近在咫尺2014-06-19

一条条辣味十足的批评,让人面红耳赤。湖北恩施市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上,久违的批评让12名常委终生难忘。市长李国庆在自我批评时说:“出差基本上是坐飞机,很少坐火车、汽车,在医院看病从不排队,住院也是住有专人看护的VIP病房。家里灯坏了,水管不通,直接给机关事务局打电话派人修。”   “出差坐飞机,看病从不排队”, 一直以来,这其实就是具备一定级别的领导官员们理所当然享有的待遇。假如身为市长,出差连个飞机都不能坐,看病还要和普通市民一般排队挂号候诊,倒注定是一件惹人围观的另类稀奇事儿。从这个角度来看,既然“出差坐飞机,看病住VIP病房”是市长们的待遇,无论这待遇是来自明文规定,还是通行惯例,市长们其实都有理由有资格去享用,明明是自己的待遇,享受待遇却落下不是,甚至还不得不因此而自我批评,倒是显得自相矛盾和令人困惑。   某种程度上,“出差坐飞机,看病不排队”假如真有什么不是的话,或许并不能全让市长们来自我批评,而更应去反思待遇本身的合理性。不难设想,假如对于市长们,从来就没有“出差坐飞机,看病不排队”的制度安排,也从未将这类特殊福利待遇化,相信即便是市长们有强烈的特权思想,也难以畅行无阻。   事实上,当市长总是在各方面享有各种超市民的待遇,看似有其合理性,但骨子里却让市长与真实的城市隔离并疏远。而按理来说,市长其实首先应该是一个市民,甚至应该是一个最普通的市民,只有亲身体验并感受到普通市民的生活,才能深刻理解到市民所需,也才能想市民所想,急市民所急,并真正做出能够提升市民福祉的决策来。   而现实中,市长们所享有的种种待遇,恰恰让市长远离了真实的市民感受,“出有公车”,无需有交通之虑,甚至不必受堵车之扰;“住有公房”,无需有买房之痛苦和烦恼;“食有公务餐”,自然也就不会知道柴米油盐贵;“病有VIP病房”,完全无需体验看病难,就连挂号排队候诊都无需亲历。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各种待遇裹挟与遮蔽的市长,其实已很难如同一个普通的市民去感受他所居住的城市,甚至完全因为“身在市长位”,一切生活起居都由“待遇”搞定,反而“不识城市真面目”了。被厚重“待遇”隔离于市民真实体验之外的市长,还能否胜任城市管理的职责,无疑需要打上个问号。   假如认为自我批评就可以让市长们摆脱“福利待遇”的层层束缚,显然是过早乐观了。事实上,只要市长们在生活起居等普通细节上的超市民待遇制度仍然一成不变,寄望于自我批评来将“超市民待遇”束之高阁,恐怕注定只能是一厢情愿。   一言以蔽之,市长“出差坐飞机,看病从不排队”更需有制度矫正,而不是仅止于自我批评。(转载:吴江《市长看病不排队,自我批评之后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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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生未歇2014-06-07

同事阿旭打电话来问局领导在不在,我便问有什么事情,阿旭回答说:“想找领导交辞职报告书。”我不由得愣住了。   阿旭和我一起考进现在单位,都是经过一番“过五关斩六将”式的拼杀,最终修成正果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没听过阿旭有辞职的想法,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是意外。第二天细问之下,阿旭便同我说起辞职的原因主要是感觉日子太难过了。   阿旭去年在省城买了房,首付是父母赞助的,现在每月房贷要2200元出头,加上每个月的养车费用至少要700多元,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物业费、停车费、日常开销,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工资不够,就只能是向父母伸手,成为“啃老一族”。我们虽然是区直单位,但自从工资阳光以后,就没有任何其他补贴了,更甭提年终奖金了,2000多元的工资,相对直线上升的物价,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我问:“那你找好出路了没?”“已经找好工作了,在省城找到一家公司,在策划部工作,起薪5000多元,干得好的话,应该还有奖金。”阿旭笑着回应。   领导回来,我便把阿旭的辞职报告书交了上去。   细细数来,短短的三年时间,已经有好几位同事辞职了。细分之下,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耐不住寂寞的。进入我们系统的,刚开始都会被分配到基层所工作。阿强是和我一起进来的,当时所里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习惯了繁华都市生活的阿强坚持3个月后,实在是难以忍受,便辞职了。   第二种是出去做生意的。一位科室领导,辞职后去帮朋友打理生意,据说现在工作年薪数十万元。另一位则是回去打理家族生意的,在家人的帮助下,也是做得有声有色。   第三种是比较盲目的。阿伟辞职时没有任何打算,离职以后在家里面做“啃老一族”的,听说两年多时间过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第四种则是出去创业的。阿轩也是我们一批考录进来的,感觉难以适应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日子,便决定趁自己的斗志还没丧失殆尽前闯荡一番。工作刚满一年便提出辞职,先是卖豆芽,然后卖电脑,现在则开始卖车,生意也是越做越好。(转载:高启明《公务员辞职细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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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其妙2014-05-22

10余省份公务员联考12日落下大幕。尽管不是百里挑一,但近200万考生竞争7万多个岗位,显示就业选择中“公务员热”并未降下来。 作为社会运行的管理人员,公务员既握有公权又肩负重大责任,理所应当选拔优秀人才,使公务员队伍成为社会的精英群体。从这个角度讲,公务员岗位竞争实属正常。问题在于,如何在“公务员热”与一些企业招工难之间实现平衡。 之前有媒体报道,今年多省份公务员招报人数双降。据分析,这与八项规定实施以来公务员们“日子不好过了”有关。网上也有一些基层公务员自诉辛苦迷茫,还有人“给猎头公司写信”偷偷准备跳槽,甚至出现了“乡镇党委书记不如打工的赚钱多”等言论。 其实,综观近年来的相关报道可以发现,一方面“公务员热”并无一定标准,只是相对于一些企业招工难而言,另一方面媒体对“公务员热”的议论主要集中在公务员岗位稳定、工作环境舒适、隐性福利好等方面,即所谓“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待遇差异。 企业招工难现象并非存在于所有企业,块头大、待遇好的大企业同样是就业选择中的“香饽饽”,麻烦的是生存不易、赚钱艰难的中小民营企业。因此,以经济市场化为方向深化改革,进一步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给中小企业松绑减负,让他们的日子好过起来,是消弭公众对“公务员热”关注的不二选择。 与此相较,弱化“体制内”的吸引力可能更难,既需要转变“升官发财”“光耀门庭”等陈腐观念,也需改革养老、医疗保险等保障双轨制,更需解决公权滥用之下的“隐性福利”问题,让公务员待遇阳光起来,说得清、道得明。 消弭公众对“公务员热”的关注,就是消除一些人对公务员的“职业崇拜”。“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所有岗位的劳动创造者都能充分感受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待遇公平,人才成长的天地更加广阔,中国梦才能在与个人梦的有机融合中顺利实现。(转载:李伟《“公务员热”降温有赖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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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o2014-05-10

同事阿旭打电话来问局领导在不在,我便问有什么事情,阿旭回答说:“想找领导交辞职报告书。”我不由得愣住了。 阿旭是和我一起考进现在单位的,由于是省直单位,加上当年考录时,正是公务员热的时候,所以进来时候都是经过一番“过五关斩六将”式的拼杀,最终修成正果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从没听过阿旭有辞职的想法,听到这个消息,让我很是意外。正打算仔细问问,阿旭便说第二天到局里面再详谈。阿旭是隔壁市的人,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家里生活也算小康,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汽车配件生产公司、证券公司工作过,后来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 第二天细问之下,阿旭便同我说起辞职的原因主要是感觉日子太难过了。 阿旭去年在省城买了房,首付是父母赞助的,现在每月房贷要2200元出头,加上每个月的养车费用至少要700多元,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物业费、停车费、日常开销,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工资不够,就只能是向父母伸手,成为“啃老一族”。连一向自己十分喜欢的朋友聚会都不敢轻易参加了。 我们虽然是区直单位,但自从工资阳光以后,就没有任何其他补贴了,更甭提年终奖金了,2000多元的工资,相对直线上升的物价,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我问:“那你找好出路了没?”“已经找好工作了,在省城找到一家公司,在策划部工作,起薪5000多元,干得好的话,应该还有奖金。”阿旭笑着回应。“那不错,你家人同意吗?”“同意啊,一个月能顶上我现在两个月,升职的空间又比较大,家里人都比较开明,他们还是比较支持的。” 领导回来,我便把阿旭的辞职报告书交了上去,阿旭也回去等消息了。 细细数来,短短的三年时间,已经有好几位同事辞职了。细分之下,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是耐不住寂寞的。进入我们系统的,刚开始都会被分配到基层所工作。阿强是和我一起进来的,当时所里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工作条件不完备自不必说,生活设施也比较简陋,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更遑论有什么娱乐消遣了。于是,习惯了繁华都市生活的阿强坚持3个月后,实在是难以忍受,便辞职了。另一位则是第一天报到,看到自己被分去乡下,第二天便提出辞职。 第二种是出去做生意的。一位科室领导,辞职后去帮朋友打理生意,据说现在工作年薪数十万元。另一位则是回去打理家族生意的,在家人的帮助下,也是做得有声有色。 第三种是比较盲目的。阿伟辞职时没有任何打算,离职以后在家里面做“啃老一族”的,听说两年多时间过去了,直到现在也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第四种则是出去创业的。阿轩也是我们一批考录进来的,感觉难以适应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日子,便决定趁自己的斗志还没丧失殆尽前闯荡一番。工作刚满一年便提出辞职,先是卖豆芽,然后卖电脑,现在则开始卖车,生意也是越做越好。(转载:高启明 《公务员辞职细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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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2014-04-28

目前中国,有关中外公务员待遇比较的话题备受关注。那么,外国公务员与私营部门的职工相比,工资和养老金是高还是低?外国有没有公务员热? 在奴隶和封建社会,由于政府工作人员不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所以,不能称其为“公务员”,只能称之为“吃皇粮的人”。这些“吃皇粮的人”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享有特权和超国民待遇,所以,他们不把自己当“普通人”。 进入现代社会,政府属于人民,政府由人民来治理,组建政府的目的是为人民谋福利。政府的雇员当然也就成了人民的仆人,也就是“公仆”或“公务员”。其实,“公务员”就是“为民众提供服务的人员”。那么,其工资标准当然由人民制定,人民的代表们当然不会把公务员的工资和养老金标准定得比主人还高,这是理解外国公务员工资和养老金等待遇的哲学思考(摘自:刘植荣《国外公务员工资和退休金真的比普通人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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昊昊2014-04-14

2014年春节,李铭(化名)过得非常忙。春节前几天,她刚提交了自己的服装品牌商标专利申请,初四就马不停蹄地和两个合伙人签了合同,注册公司。如果一切进展顺利,2014年年中,她将拥有自己的服装品牌。   1982年出生的李铭是我的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后就考上了公务员,端着让很多同学羡慕,也让家人放心的铁饭碗。   李铭在石家庄某机关的秘书处工作了6年,专业细致的工作也颇受领导认可。但她觉得自己并不开心。“事事处处要想领导所想,虽然不能做到每件事都要让领导舒服,但至少要做到不能让他有不舒服的感受。”同学聚会上,李铭说出了心里话,“饭局、出行、办公室内务都要想到落到细节上,工作之外还要处理同事之间的办公室政治。”   她说,几年下来阅历确实很多,人情练达基本也修到一定境界,但慢慢发现这些并不是自己想要的,活得越来越没有自我,心态越来越老,甚至对于很多事都失去了好奇心。   李铭想要找到曾经那个活灵活现的自己。高中时,她就很喜欢裁剪、画图、绣花。2012年开始,她尝试自己设计了几件衣服,自己选了布料后,请裁缝做出来,穿在身上很多朋友同事都来问哪儿买的。   这给了她很大的鼓励和信心。2013年4月,她正式开始设计、裁剪,选好布料拿给裁缝做成衣服,放在朋友的服装店里销售,没想到全部卖出。   当时,虽然身边也曾有朋友劝她创个属于自己的牌子,开始创业。但她从小看着父母创业,深知其中的不易,加上机关工作占了她大部分时间,分身乏术,创业梦就一直搁浅着。   2013年12月,她去欧洲旅行,被各式橱窗里的时装深深吸引,觉得自己内心的灵感被激活了,创业冲动越发强烈,回来后就开始着手申请属于自己的服装品牌。   “当你发现有真正想做的事业时,时间就不够用了。”李铭坐在我对面,谈到服装设计时她眼睛里闪着光芒,她现在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除了正常的工作外,她打算继续自学设计,自学英语,构思自己的品牌定位和风格。   她说,虽然多了不确定性,但在三十而立的年纪拼一把,以后也不会后悔了。   现在李铭没有打算离开公务员队伍,但她说,如果品牌有一天做大,真的需要全职的时候,她一定会放下铁饭碗。   “我只是想要活出真正的自己。”李铭说,把我的价值观和对生命的感悟表达在我的设计中。   我的另一名同学刘辉(化名)也和李铭有同样的想法。2005年大学毕业,他和很多同学一样,渴望进入国企工作。他也很顺利地进入一家央企,工作了7年。今年春节电话聊天,他告诉我辞职了,到高中同学创业的一家互联网金融公司做项目经理了,工作比以前累,但更有挑战,充满激情。   刘辉说,如果继续在国企待着,从现在到退休的生活可以想象,没有变化,激情被消磨,这是他最无法忍受的,于是选择重新开始。   另一名在深圳做公务员的朋友王丽(化名)最近也在想着搞点兼职。复旦大学毕业的她,在机关工作了5年后,觉得生命不应该被消磨了。   “说实话,公务员的物质收获已经不具优势了,精神收获很低,职业前途又如同赌博,实在没啥吸引力了。”王丽说,最近听说深圳公务员中已经有不少主动离开公务员队伍,尤其是聘任制公务员。   王丽说,其实公务员的专业素质很高,如果跳到相关行业的企业收入会直线上升,比如国土部门可以跳到房地产行业,知识产权方面的可以跳到腾讯这种大公司,收入会翻两三倍。当然,也会有一些人不愿意离开体制内,毕竟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承担风险。(转载:卢丽涛《再见,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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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阳喜2014-09-30

昨日,南都曝光了深圳罗湖公安分局一项民警理发服务招标项目。据报道,三家投标公司中只有一家美容美发公司,另外两家分别是深圳市川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泰咨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美容美发并非其主业。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个项目的预算竟高达近200万。 罗湖公安分局这样一个理发项目的招标,目前看来的确疑点重重。从三家参与招标的公司看,其中一家公司原先主营业务为电子产品及汽车配件,另一家则主要是经营园林绿化与物业管理,这两家公司都在今年年初变更经营范围,增加了个人形象设计及美发项目。然而,南都记者的调查显示,这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址根本无法提供清晰有效的信息,所谓的美发业务恐怕也只是徒有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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