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统治者与人民的关系，荀子曾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此则舟水之喻世代相传，流芳百世。
后来魏征以此喻进谏太宗，太宗深以为然，于是常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来告诫将臣及子其孙，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所以，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能战胜国民党的关键便是舆论宣传到位用正义之声去压倒反动派，故同理可得，中国要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必须大力宣传新思想、新理念和新方案，深入人心而令诸候！您说是不是呢？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评论。感恩您随手传递到朋友圈，让更多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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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是什么？两党的目标似乎没什么不同，都是打倒军阀、平均地权、民族解放。孙中山先生曾反复讲，三民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然而，两党有两个根本区别。第一，国民党在平民百姓中没有根，共产党植根于平民百姓。第二，国民党要扮上帝，给人民“送慈善”；共产党则要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让人民组织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根的国民党迅速蜕变成了新军阀，就完不成平均地权和民族解放的任务。共产党深深植根于普通人民，动员人民，组织人民，以组织起来的人民力量为上帝。当共产党感动了这个上帝，就没有办不成的事，上帝就帮共产党“移山”。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缸满院净”，“为家家户户排忧解难”，“减租减息”，到真正实现“平均地权”，共产党时时惦念每家每户的疾苦，人民也就坚决支持共产党，把“最后一块布、最后一碗米、最后一个儿子”交到共产党手里。 共产党执掌政权已经六十多年了，我们要高度警惕共产党的国民党化，要警惕“烂根”现象。经济建设需要搞拆迁，正如抗战要征兵打日本。但没根的国民党靠“王保长”去“抓壮丁”，有根的共产党靠动员组织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建设人民自己的抗日队伍。倘若村书记不驻村，乡镇书记不驻乡镇，甚至把拆迁工作转包给黑社会，就表明党在群众中的根正在烂掉，我国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广大群众支持共产党执政，不是因为过去获得的利益，不是因为将来可能获得的利益，更不是因为抽象的利益，而是因为具体的、眼下的利益。改革政策仅惠及少数人，要啃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硬，“政左经右”（共产党领导加市场化）的路也会越走越窄。载舟覆舟，扎根于普通百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才能长久生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
(1)在整个19世纪，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深受西方殖民主义的影响。非西方国家如果要被“国际社会”接纳，就必须达到西方国家的标准。直到二战结束，西方国家的标准依旧是“文明”标准。在西方人看来，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接纳还是拒绝非西方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成员。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继续充当“民主的”新世界和新秩序的领导者，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最符合人类社会的理想，并企图将这种制度和价值观推广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中国现代化取得辉煌成就向世界雄辩地证明，非西方国家有着自己的实际、感情和经历。中国没有简单和机械地模仿和照搬西方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丧失自己的特性。这一成功实践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独特贡献及其蕴涵的意义和价值，有待学术界不断发现和挖掘。（作者李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周恩来的精神”三个方面：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他一生遵奉着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它宣传奔走。”他在革命遇到挫折时从没有灰心过，在敌人血腥压迫下从没有胆怯过，面对帝国主义封锁禁运从没有退缩过，面对自然灾害或由于决策失误造成的严重困难从没有泄气过，始终保持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旺盛的革命斗志。特别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总是认准方向和目标，坚韧不拔。他坚持实事求是，要求大家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反对好高骛远，善于在务虚与务实、目标与步骤的统一中扎实工作。在经济建设中，他反复强调要提倡“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主张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确定发展速度，既积极又稳妥，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他总是把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他是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又是关心同志、关心群众的模范。作为人民共和国总理，他自觉地维护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和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他真诚地把自己看成人民的“总服务员”，切切实实，兢兢业业，履行着“为人民服务而死”的诺言。他每天都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作着，这成了他毕生勤勉的显著标志。他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心里时时记挂着人民群众，只要是关系群众生老病死的事情，他总是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他飞临抗洪前线，奔赴地震现场，哪里有灾情，哪里有群众的困难，就及时出现在哪里。直到临终前，他还嘱咐解决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问题。越是功高如山，他越是谦虚谨慎，心胸似海，善于倾听各种意见，博采众长。他严于律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真正做到了对工作极端负责，对同志对人民极端热忱。 周恩来的精神，就是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无论是对敌斗争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的、党内的矛盾，无论是在外交活动还是在国内工作中，周恩来同志总是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方法的灵活性统一起来。他说：正确的意见常常是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这中间有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要灵活地处理很多问题，才能使真理具体化，为大家所接受。周恩来同志思虑机智而周全，处事敏捷而缜密，是驾驭复杂局势的能手，处理危急事件的巨匠。他善于把握大局，统筹兼顾，寓刚于柔，寄理于情，显示了高超的领导艺术和丰富的政治经验。 （节选自江泽民《在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8年2月24日第1版）
(0)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可以用“盛大”来概括，代表了一个民族对“盛世”的梦想与追求。从汉字起源看，“盛”字源于器皿盛米，代表了丰裕、繁茂。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盛大的庆典就像是庆祝五谷丰登，展现出丰裕社会的生活景象与慷慨大度的生活美德。但这是农业文明的价值追求。从工业文明眼光看，这种整齐划一的“盛大”场景，要么是类似“剧场国家”的神圣表达，要么是集体主义的历史遗风，总之仍然是一种前现代的表达方式。张艺谋的宏大叙事也遭到不少西方媒体和国内自由派的质疑。尽管如此，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展现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积贫积弱、愚昧落后的想象。当然，它也引发不少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恐惧，也为西方媒体炒作“中国威胁论”提供了素材。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成功地向国际社会回答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一个有着悠久交流传统的开放大国，一个信奉“以和为贵”的国家，一个渴望融入国际大家庭、在同一个世界中与西方一同追求梦想的国家。这实际上是以一种诉诸历史的特殊主义叙事来表达一种对普遍主义的渴望：寻求获得西方的承认，让西方承认中国特色的文明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特的生活方式。 然而，“世界”不是一个物理概念，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而是一个依靠文化价值符号建构起来的思想精神层面的哲学概念。我们在物理上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在社会学意义上生活在相互交往的网络中，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文化意义体系中。中国要获得西方世界的承认，无疑需要按西方社会的价值准则来解释中国自己的文化。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试图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一种普遍主义的诉求，表达中国人的理想诉求。这句话在《论语》中的原初含义是建构出一个基于道德信仰的君子世界，区别于基于利益计算的小人世界。君子世界才“以和为贵”，而小人世界是一个霍布斯式的世界。由此，毛泽东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正是接着孔子的这句话，将孔子所建构的君子世界的天下大同，变成了一个赤旗飘扬的共产主义世界，不仅实现“中国人民大团结”，而且要实现“世界人民大团结”。但要实现这个理想，恰恰不是通过“以和为贵”，而必须要经历艰苦的斗争乃至革命。这两个传统，都以天下主人的自信展现一种不证自明的普世主义理想。 从后冷战西方确立的“历史终结”这种普遍主义价值尺度来看，社会主义是失败的道路，而儒家文化不过是“地方性知识”。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中，重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和为贵”的2008奥运会开幕式想要表达的，既不是通过道德礼教提升所有人的精神境界建构一个君子世界，也不是通过斗争和革命建构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理想境界，而是希望以中国的“文明”形象获得西方世界的普遍认可。由此，如果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和为贵”具有普遍意义，最多不过试图表达“世界是平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文明的商业伙伴，能够按照国际商业贸易的规则和平地参与全球商业贸易。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能够在2008年举办奥运会，源于西方对中国加入WTO之后表现良好的肯定。换句话说，中国渴望获得的认可，与西方对中国的认可之间存在着巨大鸿沟：中国渴望获得的是在价值观念意义上的“文明”身份认可，但西方最多只会认可中国在商业活动上的成功。而在十年之后，当美国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时，连中国的商业行为也不认可了，公开指责中国是“小偷”。当中国人试图以“文明”身份获得西方世界的价值认同时，得到的回应却是“新冷战”乃至“文明冲突”。（强世功 北京大学法学院）
(1)江泽民强调，必须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要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党的活力和团结统一。要建设高素质领导干部队伍，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要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要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新华社）
(1)同志们：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重温邓小平那篇让中国发生惊天巨变的讲话）
(1)社会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守正创新应该以《共绘网》的谆谆教导为指导思想来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知识分子接受前人的经验，主要是靠读书。书当然不可不读，但是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
(1)哲学或者文明也可以嫁接杂交形成新哲学或者新文明。尽管人类的产生是无目的的自然选择的结果，但人类是有自主意识的动物，人类本身的进一步进化至少部分是有目的的过程，而且通过人工选择大大加速了进化的历程。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不能停留在自然选择上，人类有意识地利用植物的嫁接原理将不同的哲学或者文明进行嫁接也是可能的，可以称之为“哲学嫁接”或者“文明嫁接”。不同思想或理论或哲学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实际上是嫁接过程，有的嫁接失败了，有的嫁接成功了，在成功的嫁接植株中表现出砧木与接穗的有机结合，不同文明之间的结合形态是不同的，有的文明几乎完全被新的文明所替代，有的文明经过新生出现更加强大的新文明。文明的融合嫁接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下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一元哲学观点，更吻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多元共存哲学。新文化运动之后，各种各样的西方哲学大量被引进中国，不少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哲学，其思维表现为西方哲学思维，符合一般嫁接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西方哲学，但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直接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在残酷的革命实践中进行检验，经过激烈竞争，作为教养者的中华传统哲学和作为被教养者的马克思主义相互影响，结合成为统一的整体，中华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经过嫁接杂交成为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纯粹的哲学，而是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作为被教养者，还不太稳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对于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中华传统哲学，二者在核心价值上高度耦合，同时又是一个年青的哲学体系，所以容易接受教养而改变自己的遗传性，从而与中华传统哲学的遗传性进行杂交形成新的哲学——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了使得嫁接成为新品种，应该大量摘除被教养者的枝叶，被教养者的枝叶越多越会影响新品种的产生而导致被教养者的广泛传播。当前，为了强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几乎每所大学都设有马克思主义学院，但各马克思主义学院未能致力于本元体系的建立，却将作为接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枝叶广泛研究和传播，舍本逐末，严重影响了中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生成与壮大。(柯华庆，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0)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 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难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得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 你明白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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