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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债务,应及时化解?

发布日期:2014-02-27    浏览次数:3209

  

        随着近两年实体经济的日益萎缩,地方债务伴随而来的问题浮出水面。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化解地方债务,普通老百姓将在日常柴米油盐的支出中通过降低生活质量为地方债务埋单,还要通过在银行缩水的储蓄,年复一年的为银行利润服务。而更应该要警惕的是,地方债务带来最严重的影响是扰乱了金融市场利率。政府机构随意进入金融市场,抬高贷款利率,挤出实体经济,导致了市场功能紊乱。尽管,中国地方债务规模仍然处于可控范围,但这些风险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尽快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地方债务问题,你怎么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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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麦伦·坡2022-04-13

中国经济发展本身的挑战。 未来5-10年中国所要面对的经济发展本身的挑战有很多,我今天只讲一个,坦率地说这可能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债。 目前中国地方债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很关键?我们来剖开分析。 目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直接的因素是什么?投资。 这应该是没有争议的,中国消费相对稳定,出口波动占比进出口也有限,主要的影响就在投资。 那影响投资增长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包括各种各样的基建投资。 影响政府投资波动或者限制未来增长的是什么?地方债。 我有一个博士生做博士论文,我们每个星期都会开例会,他最开始研究的是中国债务问题,一点点顺藤摸瓜,最后发现:中国债务水平高不是因为中国企业,也不是中央政府,根源在于一大批地方政府。 而且这种债务是隐性的,通常以金融服务集团的形式出现,表现为金融服务、商业投资,使得债务水平一直居高不下。 包括我自己去调研,发现不少地方发新债补旧债,利率还很高,我去听了数据都觉得害怕,说他们怎么还睡得着觉。 除了极个别的地区外,中国有大量的地方政府,自身税收的增长有限,收上来的也会大量给中央,另一方面又背了很多债务,这种情况在未来5年一定会调整。 中国经济增长挑战很多,其他先不讲了,未来几年的重中之重就是地方债务问题。(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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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博2022-02-23

开展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改革,以处理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的问题,并加强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风险分担。应继续推进政府间财政改革,使中央政府收入与省级支出保持一致,并将以往由省级政府承担的一些教育和医疗责任集中到中央,减少地方政府的长期借款需求。还应建立健全的公共债务管理法律框架,规定中央政府可对地方借款实施行政控制,从而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有力的财政监督。还需要完善财务报告制度,确保地方政府债务和预算外活动数据的及时、可靠。应确立更加严格的问责机制,特别是要加强审计和对违规情况实施相应处罚。此外,还建议加强财政状况较弱的省份与财政状况较强的省份之间的财政风险分担(例如,通过有条件的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此举有助于解决财政状况较弱省份的公共财政不可持续的问题,并缓解这类省份的潜在宏观金融负面循环(Han,2021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别报告第22/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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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樵耕读2020-12-11

在过去5年里,监管部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打破刚兑。 早在2014年,央行就在《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4)》中明确表示,要有序打破理财产品的刚性兑付,完善信用风险在定价中的作用。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有序打破刚性兑付,顺应基础资产风险的释放,让一些违约事件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自然发生”。2017年底,财政部在《关于坚决制止地方政府违法违规举债 遏制隐性债务增量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中央不救助原则,做到“谁家的孩子谁抱”,坚决打消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政府会“买单”的“幻觉”,坚决打消金融机构认为政府会兜底的“幻觉”。这基本上等于告诉市场,前述第二个假设根本不存在,都是幻觉。(文 | CF40青年研究员 朱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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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眼2020-03-05

过去地方政府沉淀的数十万亿地方债务,养老金的亏空,靠税收是根本没有偿还能力的,那么不用说本金就是还利息都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直接或间接通过发行债券靠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来解决,实际上这都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因此还是从改革着手,以稳定农业粮食,保护耕地为基础,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治理体系,以扶弱济贫人道理念善待弱势群体,鼓励创新,建立宽松的创业机制为推动引擎,包括推动以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的税制结构改革,促进经济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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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秋2019-08-26

一些感到财政收入不足、上级财政"补贴"不足、同时无力变相发债或借钱的地方政府或机构,往往情不自禁地利用手中职权向社会强行摊派或收费。个别地方政府及其部门由于无法按期归还银行债务本息或拖欠工程款,使他们疲于应付筹措资金还债,这不仅使政府的正常工作受到干扰,而且影响了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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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Z开放2019-01-12

财政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1-10月,全国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40554亿元。其中,发行一般债券21643亿元,发行专项债券18911亿元;按用途划分,发行新增债券21190亿元,发行置换债券和再融资债券19364亿元。发行的新增债券中,新增一般债券7983亿元、占当年新增一般债务限额8300亿元的96%;新增专项债券13207亿元,占当年新增专项债务限额13500亿元的98%。截至2018年10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84043亿元,控制在全国人大批准的限额之内。其中,一般债务109269亿元,专项债务74774亿元;政府债券181478亿元,非政府债券形式存量政府债务256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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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ger2017-09-20

强化政府负债和预算的硬约束,加强外部市场约束,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防止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和扩大。硬化预算约束是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关键。要完善地方政府债券“市场化”的发行和交易机制,开好“前门”,发挥律师、审计、信用评级等中介机构的作用,筑牢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第二道”闸门。健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机制,提高风险识别、评估、管理能力,掌握好“借、用、还”三个环节以及债务资金“谁来用、怎么用、用在哪”等问题,避免风险跨区域、跨领域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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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震华2017-08-31

在完善政策体系和市场体系方面,相关参与方都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就政府一方来说,目前我国PPP政出多门的问题仍然存在,应当进一步加强统筹协调;相关法律体系层级较低,立法的盲区与交叉重叠并存,法律法规体系亟待完善;地方政府信用观念淡薄,违约事件频出,也影响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就市场一方来说,目前还有不少社会资本想的是“一锤子买卖”,没有认识到项目长期和微利的特征。国际经验显示,PPP项目不可能带来暴利,优势是回报长期稳定,参与项目的社会资本对此应有理性认识。除此之外,也要警惕个别地方政府将PPP当成全新的“现金奶牛”,视为融资平台被堵住之后的“第二财政”,通过这一方式进行违规或变相举债。细节决定成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就是一件需要重视细节的慢工活。从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处着眼,从“一针一线”的小处着手,才有可能把这一模式的制度红利,转化为经济增长、财政增收、社会资本获利和百姓享受公共产品的现实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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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爱晴2014-09-30

自2013年12月17日上海打响国资国企改革“第一枪”之后,截至2014年9月19日,已有上海、广州、北京、江苏等17个省市发布了地方国资国企改革意见,呈现“遍地开花”态势。 围绕着加快发展混合所有制的思路,国企改革逐渐展开。相较于盘根错节的央企,各界将地方国企改革视为本轮改革的突破口而赋予了更多期待。 最受关注的无疑是三大一线城市或地区,而这三个地区也的确给出了一些较有突破性的概念与想法。打响头炮的上海,提出对国企进行分类监管,并首次明确对竞争类国企的高管实行任期制与契约化管理,打破了国企高管终身制,让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成为可能;而广东则侧重于股权多元化改革,并提出“国有资本持股比例不设下限”,一改以往国企坚持绝对控股,为民企打破“提款机”身份参与运营决策增加了一层砝码;而北京在二者的基础上,结合本身的环境问题与区域合作关系,提出在大气污染治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基础设施建设、城市运营服务上加强京津冀区域合作,以重点项目为抓手,在经济、社会和城市群协同发展中发挥作用,实现共赢发展。 其他的14个省市方案,基本是对以上三地整体改革框架的复制粘贴,只是填充内容略有改变。 最普遍被照搬的是分类监管,所有17个省市都进行了分类监管。其实,分类监管这种类似为企业贴标签的做法,最重要的基础就是如何分类。即使不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跨界扩张的央企,同一业务板块亦可能有不同功能,所以要合理分类并不容易。但纵观17省市中,有13个都是与上海一样分为公共服务、功能与竞争三类,只有广东分为准公共性与竞争性两类,四川分为竞争性与功能性两类,湖南用公益类代替公共服务类并扩充了范围。大的分类一样尚且说得过去,具体到什么企业分入哪一类、其中有什么标准还有待细化,不然容易“水土不服”。最夸张的是山西与湖北,两者均明确提出了分类监管的概念,却并未对企业功能进行划分,既然连企业分类都没有,又如何进行分类监管? 另一个被复制粘贴的是各地都非常熟悉的指标化“军令状”,这在国资集中度和混合所有制企业占比中均有体现。第一个提出国资集中度指标的是上海,其目标是在3年至5年内让国有资本在战略性产业、基础设施和民生改善方面的集中度超过80%;而第一个提出混合所有制占比与资产证券化硬指标的是广东,目标是2017年混合所有制户数比重超过70%。实际上,正如GDP增速高的地方并不一定发展得好一样,指标越高、数字越漂亮的地区也不一定是国企改革最成功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能否结合并发挥国资与民资的相对优势,如果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混合所有制占比多高也难显成效。这两个硬指标本来算是上海与广东方案中的瑕疵所在,但即便是瑕疵却仍然被复制了。江西、甘肃、江苏、重庆、四川、青海等省市也都将国资集中在关键领域的目标设定在“80%”上,天津还更进一步提出到2017年底90%的目标。而有七个省市都明确了混合所有制占比指标,其中重庆是3-5年内该比重达到三分之二,甘肃是2020年该比重达到60%,而江西则是5年内混合所有制经济占国企的70%。 目前,所有方案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式都缺乏可操作细则,例如,引入民资的交易方式、如何进行信息披露等等。更令人忧心的是,各省市复制粘贴一线城市方案,让强调“一企一策、一股一策”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又变相回到了“一刀切”的状态。若所复制的改革方案内容与当地实际相符亦算合理,只是不学习北京因地制宜的做法,却照搬上海、广东可嵌套本地内容的部分,甚至连瑕疵都照搬,实在难逃应付交差的嫌疑,需警惕落入数字游戏的陷阱。 (转载:《地方国企改革复制忙,应警惕落入数字游戏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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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颖莉2014-07-17

刚刚公布的数据:6月全国财政支出大幅攀升,同比增26.1%至16522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支出增幅更是达到28.3%,比中央财政支出高出两倍多。看来中央批评地方政府“花钱太慢”奏效了,这也解释了6月份PMI为何大幅回升,增长总是可以买来的。 “微刺激”到底有多“微”,说多了已没什么意思。26.1%的增幅是2012年7月以来最高,据此我们也可以明白现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说来中国经济其实也没什么可选择的,当此经济去房地产化的当口,当此美联储将要加息的前夜,除了继续进行债务扩张,我们拿什么来捍卫GDP? 看看今年1-6月份的卖地收入吧,全国总计21129亿元,同比增长26.3%,而在往年,增幅都在40%以上,如果考虑到今年一季度的增幅还在40.3%,而6月份的增幅直降至7.3%,那么,现在政府卖地收入的下滑,简直是自由落体!下半年怎么办?明年怎么办? 当然是举债啰!广东不是已经发债了?山东刚刚也发了债,利率比同期的国债还低。市场人士都惊诧:你山东的信用级别能跟国家比吗?能跟广东比吗?凭什么利率比人家还低,这不是有形之“手”在搞吗?唉,一家子打麻将,钱在谁口袋里重要吗?就是个戏而已。山东的,广东的,还有买债的银行啥的,不都是国家的?否则,以目前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哪个地方发债都不容易。所以,各地花钱也好,发债也了,整体上都可以看作中国政府持续的债务扩张。 可以预见,未来数年中国政府都将有一个持续的债务扩张过程,从宏观策略来说,它可能是要为企业的去杠杆做一个托底,因为中国企业的杠杆率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目前新的经济形势下,已被迫去杠杆了,必须要做一个资产负债表修复。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央紧锣密鼓地加速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制改革,连同政府大力度推进负面清单管理,其目的都是要为实体企业创造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以便在政府负债见顶之前,在企业层面真正完成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时间很紧,也就3-5年而已。 既然政府继续搞债务扩张,宽松的货币政策配合也是免不了的,因为高利率对高负债是不利的,何况企业还需要修复资产负债表。随着下半年到明年房地产泡沫逐渐破灭,通胀会持续低位徘徊,外占将会减少,甚至是负值,这可以让央行连续降准,准备金率会回到个位,国内资金成本会明显下降。理想的情况是,房地产税会在房价见底后适时推出,以阻止未来房地产二次绑架经济,资金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只有进入实体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会走高,股市的景气度将因资金的持续流入而大幅提升,帮助实体企业完成资产负债表的修复。 从更远的时间看,未来不可避免会有一次债务货币化,无论是稀释政府债务,还是解决本轮企业去杠杆所带来的坏账,都有这个必要。债务货币化究竟是不是洪水猛兽,待考,反正美欧日都在这么干,这可能是未来人民币大幅走贬的一个步骤,而人民币走贬,不仅利于出口,还可以像日元那样,在全世界赚钱以补贴国内。所以,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步伐还需要更快。看看国内一系列的金融改革,特别是在人民币跨境流动方面近期频密的突破性动作,就可以知道,这是一盘大棋。(转载:江风扬《债务扩张政策还将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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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里2017-02-17

国务院办公厅14日发布《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明确将对地方政府性债务高风险地区实行分级应急处置,必要时将依法实施地方政府财政重整计划。在反复强调中央不给地方政府举债兜底的基础上,这一预案无疑对地方政府举债发出更为明确的警示信号:今后不管以何种方式举债,都必须在心中高悬风险利剑,先想好怎么还债,否则将因债务“亮红灯”而被追责。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日前在部署近期经济工作时强调,要注重抑制资产泡沫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预案的出台,意味着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形成了“闭环”,在此前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实施债务限额管理、纳入预算管理等举措基础上,从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环节加大了刚性约束。根据预案,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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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格2014-10-27

贵报10月16日社论《政绩工程乱象,在于主政者权力缺乏制约》可谓一针见血,揭了政绩工程的老底。 不过,一提起政绩工程,不仅让人怀疑背后的腐败问题,我总是忍不住联想到各地的地方债务问题,恐怕很多政绩工程都是建在债台之上的。 站在我家的窗前,就可以看见窗外不远的地方是县政府前面正在施工的一个新广场,对于一个经济不怎么发达的农业县来说,那是一个相当浩大的工程。再仰望着高高的县政府大楼,我不由得想问,本县到底欠多少债呢?我是一声叹息。 据一个在县统计局工作的朋友说,我们县去年地税以及各种收费另加卖地,也就四五亿元的样子,国税返还一部分,全县财政收入不过六七亿元,仅够给吃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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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国华2014-10-22

这个镇的情况并非个案,在全国不少地区不同程度存在,审计署曾多次发现地方虚报财政收入的情况。虚报财政收入掩盖了财政收入的真实性,影响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和预期;更严重的是,政府先征税后返还的做法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一些企业利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迫切心理讨价还价,设立“空壳”公司避税逃税。从全国范围看,流失数量将十分惊人。   如此明目张胆的造假,理应受到惩处。但一些基层干部对虚报财政收入被处理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有的认为是“运气差”,有点冤;有的认为是上一任政府造的假,不应该由本届政府承担责任;不少人认为虚报财政收入是上行下效,基层最苦最难做。   这些情绪和想法反映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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