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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结构性减速”?

发布日期:2014-02-28    浏览次数:2265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报告,2013年中国GDP增长率继续下降,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为7.6%,物价水平稳定在2.5%,中国在2014年也将处于主动减速、控制风险的调整年。经济结构性减速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城市化的压力,如果2018年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0%,投资率将下降,消费率将上升,也就是说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城市化率提高为导向的投资整体增速会下降。二是来自中国人口红利挑战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挑战,人口红利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导致劳动供给下降。三是中国已不再是完全靠工业推动的经济模式了,目前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工业部门,但中国服务业受到多方管制,导致中国服务业的劳动效率低于工业化,如果大量结构往服务业上配置,整个经济也要减速。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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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文忠2024-02-12

中国能否靠解决结构性问题来保持较高增长?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梁红博士认为当今中国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人口老龄化。现今,中国退休人口远超新增劳动力,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已低于其他国家,中国50-55岁的退休年龄需要尽快进行调整。同时,中国整体教育水平仍然不高且仍有庞大的农业就业人口。但是,年轻一代的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快速提高,人才红利可期。 中国需要靠解决结构性问题来保持较高增长的第二个挑战是高杠杆。中国杠杆率上升反映低效的金融体系配置资源的能力与“被迫”的高储蓄之间的矛盾,而非偿付风险。中国债务分布中还存在“奇葩”,包括居民部门银行存款大于总负债,广义政府部门(不算国企)银行存款大体持平于总负债,以及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可以覆盖四成以上的总负债,其中国企占比60%以上。出现高杠杆的原因还包括:政府及机关团体存款规模庞大,占比不断攀升;中国“五险一金”结余大部分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同时,梁红博士认为2014年以来中国宏观债务率上升是靠给居民、房地产企业、政府、融资平台加杠杆,而非房地产的实体企业显著降杠杆来实现。 第三个挑战是高房价。高房价出现的背景是中国实际城市化率仍然较低,且缺乏大型城市。中国的住房需求主要来自于改善性需求及农村人口进城的需求,但当今人口流入较大的城市新增住房供应不足,且大量住房的质量低下,不能满足新移民新增的和原住民改善性的住房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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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没味儿2023-09-30

纽时7月26日中文网刊登了一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标题是“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吗?”。 在文中,克鲁格曼断言,中国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并且会比日本更惨。他的全部立论根据就是人口增长率。他认为所谓日本30年经济增长停滞,原因在于日本人口增长下降和停滞。他用了这样一个数据统计的图表来说明: 然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经人口因素调整后,日本实现了显著增长: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45%。美国做得更好,但这并不符合日本停滞不前的说法。”这以后又简单地提到了劳动参与率和青年失业率的问题。 所有这些对日本的分析都是睁眼瞎式的分析。 首先,克鲁格曼绝口不提美国对日本高科技和汽车行业的打压。实际上国际经济学界认为,这个打压才是日本30年经济停滞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不但萎缩了日本的创新活动,而且打击了日本的士气,使日本上上下下都看不到前途在哪里。这个问题在这篇短文中无法展开说。 其次,他所引用的日本的劳动参与率,只是讲了成年男子,而日本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和美国一样低。在这一点上中国远高于美日。 第三,这个克鲁格曼也承认青年就业率实际上是一个波动的数值。经济波动所带来的就业波动,是一个经济学的常识,为什么他连这个常识都忘了? 显然这个克鲁格曼对日本经济分析所引用的数据是没有多大意义的。统计数据对于经济学的意义,另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白痴哈耶克,在他的获奖演说中明确指出,那是假装有知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其他的文章中再讲。 然后这个克鲁格曼就用寥寥数语对中国经济下了结论,没有引用任何数据和图表。 他说:“现在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有一些明显的相似之处。中国经济极不平衡,消费需求过低,仅靠过度膨胀的房地产行业维持经济运转,劳动适龄人口也在减少。与1990年的日本不同,中国经济的大部分领域仍然远远落后于技术前沿,因此生产率快速增长的前景应该会更好,但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中国可能已经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似乎困扰着许多新兴经济体,它们增长迅速,但是一旦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滞不前。” “所以,从经济角度来说,中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日本。情况可能会更糟。” 他对中国的预测对吗? 首先,他以及和他一样的那些中国经济学家睁眼瞎,他们说的话自相矛盾。劳动适龄人口虽然是个绝对数字,但与失业率存在相对性。如果失业率高,就说明在这一段时间内劳动适龄人口充足。其实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中国目前失业率高是一个不争事实。失业率高有很多原因,本文不做详细分析。例如文科生占每年大学毕业生将近一半,比例太高,是原因之一。这些文科生没有任何技能,只能填充像公务员、服务类的岗位,由于中国经济转型,公务员、中介公司、销售类的岗位正在大量流失,这些人去做快递员,我认为并没有埋没他们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没什么。 更何况智能制造正在中国起步和发展,未来会有大量制造业的人工岗位会流失,在可见的未来,中国恐怕不是劳动适龄人口不足,而是大大过剩。妇女劳动力曾经是中国低端制造业的一个优势,随着低端制造业的转移,妇女劳动适龄人口恐怕也将会是一个问题。 总体上说,中国的失业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经济结构性问题,不解决大量的结构性问题,靠发债发钱,这绝对不是一个出路,而中国经济学家睁眼瞎们的药方永远只有一个。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瞎了,他们瞎了难道奇怪吗?(于中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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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成友2021-12-23

北大国发院黄益平:中国奇迹之所以发生,一方面是因为过去经济水平确实很低,增长潜力自然就大,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确实释放出了能量。过去的“不对称的市场化”,也就是各种要素市场的扭曲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中国产品的低成本优势。 在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的同时,这样的政策扭曲也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 中国经济增长对于投资的依赖度很高,最高时是在2009年,投资占GDP的45%。这样看起来当年的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当年的投资会变成来年的生产能力,生产出的产品最终要在市场上销售,而老百姓又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消费,最后产能压力就变成很大的问题。中国的运气比较好,当时正是一个大力宣扬全球化的时代,中美关系也处于良好时期,而美国人正在尽力消费,其储蓄率非常低。美国的消费能力和中国的生产能力刚好碰上,一拍即合,中国生产出的大量产品都销售到了国际市场上,最主要的方向便是美国。于是,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大,美国的逆差越来越大。 但这个体系是不可持续的,我们当时预料到国际贸易要出问题。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时,很多国家并不太在意,而且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因为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好事。但在中国的经济规模变大以后(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麻烦就来了,原因在于大国和小国对于世界市场的影响是很不一样的。像中国这种体量的大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市场不断扩张,意味着中国的市场份额在扩大,别的国家的市场份额则在减小,后续就会出现就业问题。最近这些年可以看到,在国际市场上,凡是中国需求量大的商品,价格就会上扬,而在中国制造的商品占据主导地位的市场上,价格就会下跌。中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无论是从投资效率、经济结构失衡,还是从国际市场调整等方面来看,中国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都是无法持续的,奇迹总归是要过去的。当时我们观察到两方面的变化:一是劳动力市场已经出现了逆转,以前劳动力严重过剩,后来逐步出现了短缺问题,2005年后工人的工资就明显上升了;另一方面,政府也不断地说要推进要素市场化,即过去的种种扭曲要被取消,比如让市场来决定利率水平。如果上面的分析成立,也就是说要素市场的扭曲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很快、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那这种扭曲的消除必将会大大影响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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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星树2020-10-11

逆全球化,不谈别人就说说我们自己! 中国一直是外向型经济,依赖外需,是全球化最受益的国家,逆全球化后中国会陷入长期严重通缩的局面,失业率会一直处于高位。 以往经济出现危机时,下意识的反应就是搞基建。基建短期看提供的是内需,长期看提供的是产能,等经济危机过去,扩大的产能刚好用于出口,然后等下一次危机,循环往复。 但这次可能不灵了,如果还动用基建和制造业投资,等这次危机过去,逆全球化兴起,必然会导致更严重的供过于求,制造业通缩,现在的投资都会变成无效投资。 目前来看,中国控制住了病毒,中国经济处于上风。坊间舆论是,中国经济会成为避风港,全球资本涌入,人民币升值。 可最近两周美元流动性危机过去后,人民币仍然在低位徘徊,并没有升值,反倒中国的信用利差扩大,这很像2018年的情况,不是个好苗头。我猜测是因为出口问题,中小企业出现危机。 与之对应,之前美元流动性危机时,中国央行一直很鹰派,没有丝毫的放水动作,最近两周却动作频频,降准、逆回购降息、降超额准备金利率,以压制信用利差的上升趋势。 最近部分城市房地产销售火爆,是因为外需下滑还没有传导到楼市。再持续几个月,中小企业批量倒闭,地产火爆必然难以维持下去,很快就会出现大面积的房价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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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2020-03-19

现在我们从追求高速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发展,为什么不追求高速发展了呢?这个高速度如果说是能达到的同时能维持科学审慎的系统机制又有经济效益,那谁不想做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客观世界在改变,调整的依据是社会效益要最高、收益要最科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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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KFN2020-01-20

刘世锦:中国经济怎么走上去?当然,这里所说的走上去,不是速度再提上去,而是我们通常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要走上去。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5%-6%这样的增长速度已经不低了。从全世界大的经济体来讲,这个增速是排在前面的。对经济增速,人们容易产生一种数字幻觉,主观上以为现在的增长不如以前了。增长速度是将分子和分母比较,作为分母的经济基数每年在扩大,其实分子也在增长,只是放慢了,但在数量上每年仍是上升的。2018年我们的经济新增量相当于一个澳大利亚的经济总量。2019年,中国现价 GDP增量在10万亿元左右,这个新增量很可能与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比较接近。 所以,即使增长5%,每年新增量在世界上依然是最大的。以后要维持这样一个中速增长平台的新增量,将会是非常大的挑战。中国之所以增速高于其他发达经济体,主要是因为我们还有结构性动能。过去高速增长的结构性动能是基建、房地产、出口等,进入中速增长期后,这些老的增长动能对存量稳定依然重要,但对增长的作用已经不大了,下一步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挖掘与中速增长期配套的新的结构性动能。 第一个新动能是通过城乡生产要素双向流动加快大都市圈发展。中国今后10年,新的经济动能70%-80%以上来自大都市圈。大都市圈提供的能量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大都市圈是“小分散、大集中”,在疏解原有核心城市过重负担的同时,还可容纳更多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农村人口进城,也包括人口的城际流动。可以预见,中国将会出现三五千万人口的大都市圈,上亿人口的城市群、城市带。其二,制造业从城市中心转到都市圈周边小镇,可以降低成本,同时分享专业化分工网络的好处。此外,大都市圈城市网络扩张也将为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等带来新机会。 都市圈的发展面临一个瓶颈问题是农村土地改革。现在一方面农民要继续进城,另一方面城市人口也要下乡,后一方面看起来面临着更多的体制机制政策的约束。下一步需要推动改革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大都市圈的增长潜力可能即使看得见,也抓不住。 第二个新动能是低效率部门的改进。中国经济中还有不少低效率的洼地,主要问题是基础产业领域市场准入不够,缺少竞争。能源、物流、通信、土地、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都比较高。如何通过实质性的改革降低这些成本,不仅包括制造业的成本,也包括服务业的成本,还有人民群众日常生活成本。 第三个新动能是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提升。农村就业者和大城市就业者的收入差距和财产差距可能很大,但他们的能力差距并没有那么大。农村的孩子小时候开始就营养不良,上学的时候缺少机会,工作的时候也缺少门路。他们在整个经济社会关系中处于一种机会不公平的状态。所以,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根本上说,还是要促进机会公平,重点是要提升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而教育是贫困地区年轻一代发展的关键因素。 第四个新动能是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中等收入群体有4亿人,对这部分人来说,尤其对城市人口来说,商品消费已经比较充分,服务型消费则处在快速发展阶段,这包括医疗、教育、文化、娱乐、养老消费等。 另外,生产性服务也非常重要,包括研发、设计、金融、物流、信息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本服务等。这些产业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说,服务业的发展和制造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 服务型消费和生产性服务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都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很可能成为新的主导产业。 第五个新动能是前沿性创新。数字经济是中国近些年最为活跃的一个领域,这方面,中国的优势明显。首先是市场大,收入处在快速增长期。数字经济对市场有非常强烈的依赖性,只有比较大的市场才能形成商业模式。其次,中国产业配套能力强。我们看到中国在数字领域已经有一批走在世界前列的企业。 但是,在创新方面,我们最大的短板是高水平大学教育和基础研究滞后。中国目前原创性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我国的创新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基础研究跟不上,创新到一定阶段将会后劲不足。 第六个新动能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包括但不限于污染治理、环境治理,还包括绿色的消费、绿色的制造、绿色的融资、绿色的创新。中国需要逐步形成一个绿色经济体系。绿色经济不仅是做减法,更多是做加法和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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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hrtefr2019-11-13

中国经济,每一年都在被一些人看衰。被看衰了几十年,不仅没有崩溃,还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一直都觉得奇怪,这些人是出于什么心态,老诅咒着渴盼着自己的国家经济崩溃。好像国家经济崩溃了,他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一样。 好比一个坐船的人,老念叨着快沉船啊沉船,好像船沉了,只淹死别人,不会淹死他。友邦的船,可并没有多余的船票卖给自作多情的精神外国人。友邦都是精明的生意人,他们的船上不拉只会抱怨诅咒却没钱买船票的人。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价值观,那是人各有志的事。上面两段,并不是要争价值观上的政治正确或者不正确。而是想说,经济分析的一个根本前提是,不可以有心理主义倾向,而是要客观,要超脱。唯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洞察力,找出经济现象的问题症结和本质。 而抱怨,愤懑,情绪,诅咒,对经济分析的价值是零。甚至可能是负价值,因为基于心理主义出发得出的判断和结论很可能全是错误的,那么根据错误的判断出发,又会导致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必然的会招致损失。 中国经济,每一个阶段,都会有新的问题和风险出现。历史上,世界上,都没有先例,也没有什么模板和历史经验可供参考借鉴。很多现象,用既有的主流的经济学模型,甚至连解释都无法解释。 这导致一些照本宣科的学者们认为,不是模型错了,而是中国经济错了;不是理论错了,而是现实错了。如同拿着张图去找马,发现现实中的马和图里的马不一样,就宣布现实中的马不是马。 按图索骥,也是经济分析的大忌。如果模型解释不了现实,那显然是模型错了,理论错了。在经济分析领域,教条主义也是没有前途的。 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客观存在的风险和问题在于,上一个周期遗留下来的问题需要解决,新的增长点还没有找到和发挥引擎支柱作用。解决上一个经济周期的问题,就要排洪排涝,自然导致流动性枯竭,于是增长失速。 经济转型关键期,结构要调整就要疏浚阻碍新经济的旧的生产关系,那就要深化改革。从上一个周期,如何平稳的过渡切换到下一个景气周期,是V型过渡,还是U型过渡,还是L型过渡,这都是摆在当前的问题。 是问题,也更是风险。 如果是V型过渡,那么就是大破大立,一些激进的政策出台,把之前的旧模式都打的稀巴烂,剧烈的阵痛过后,然后再重生。短期内,即可过渡切换到新模式。相信,这不符合稳健的基本思路和方针。因为这个选项,是风险失控的选项。既然要稳健,那么风险控制肯定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未来中国的经济,不会出现V型过渡。睡一觉,第二天天一亮就好了,这样的事,可能性不大。 如果是U型呢,那么就会是一个中等周期的调整。7%左右的低速增长,会持续好几年的时间。风险会控制的更稳健。新常态,并非是指新模式和新经济,而是指两个景气周期之间的调整期过渡期。解决遗留问题,寻找新的增长引擎,如何实现呢,唯有通过改革。 如果是L型,则说明,不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国内的环境,都遇到了更复杂的难题。那么这个调整周期就会加长。在改革的政策举措上,也会更加的深耕细作。深度上,也会更深。 无论是U型过渡,还是L型过渡,中国经济出现崩溃的风险,可能性都很小。因为激进高风险的V型过渡选项,已经被排除。 最大的洪涝,已经安全过境。所以,后面不会再有更大的洪涝出现,中国经济的崩溃风险,可以认为,已经被排除。 排除了三战的外部风险,排除了经济从内部崩溃的风险,并已经确立了高远的新的战略决心和使命,满足了这三点前提,那么才有资格有条件谈后面的经济转型和新的经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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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hocb2019-09-26

对世界经济形势有一个清醒的判断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到经济减速的增长平台,这意味着,今后十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将以7.5%—8%的增速运行,即结构性减速。所谓结构性减速,即使经济成长的多种结构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会使经济增长落在一个新的平台上。这个增速是与潜在增长率相适应的速度,即意味着通货膨胀率较低。我们可以从容地进行结构调整,如果坚持按照潜在增长率来确定我们的增长速度,这将是一个新的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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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wwfwvsr42019-03-21

中国经济,每一年都在被一些人看衰。被口头看衰了很多年,不仅没有崩溃,还发展得越来越好了。未来十年,中国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图景,将会切换到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而设计和开发这个全新操作系统所用的语言,一个是科技,一个是万物互联,一个是文化。 未来已来,预见方能遇见,如何拥抱?经济分析的一个根本前提是,不可以有心理主义倾向,而是要客观,要超脱。唯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洞察力,找出经济现象的问题症结和本质。 而抱怨,愤懑,情绪,诅咒,对经济分析的价值是零。甚至可能是负价值,因为基于心理主义出发得出的判断和结论很可能全是错误的,那么根据错误的判断出发,又会导致错误的决策。错误的决策,必然的会招致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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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富2016-01-26

我们仅以经济发展速度为例。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快一些当然是好事,但是一定不能把中国过去数十年来动辄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当作常态。姑且不说这一速度是过去特定时间段内各种发展要素难以复制的机缘聚合,比如恰好处于世界经济上行期、恰好处于国际产业分工分化期、恰好处于国际自由贸易蜜月期、恰好处于中国社会赶超发展爆发期等等,所有这些“恰好”中的任何一项都是一个经济体能快速发展的有利因素,而中国社会在当时恰好又同时得到了这些“恰好”,发展速度想不快也难。可是 “恰好”本来就是偶然性的,不是必然、不是常态,不可能永远存在。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不仅要看速度,还要看质量与效益,其实后者更加重要。过去的发展速度是很快,但是发展的质量、效益与速度并不呈正相关,甚至很多的时候还可能是负相关。比如,曾有一段时间,我们的经济发展成果并没有变成人民群众生活改善的物质基础,最明显的信号就是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民群众收入增长速度。而这两年来虽然经济增长速度下来了,但人民群众收入增长速度却跟上来并保持了大体同步,这才是经济发展进入良性轨道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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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光2015-08-24

中国经济自2011年以来一直呈现减速下行态势,目前下行压力依然很大。经济下行带来很多问题,其中去工业化问题尤为值得关注。笔者认为,对于工业基础并不牢固的中国经济来说,去工业化一旦发生,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必须引起高度关注。   去工业化是指一个国家业已形成的制造业优势走向萎缩和衰落的态势,表现为制造业产值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迅速下降。西方工业化国家的去工业化问题早就引起西方学界和商界的关注和讨论,但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去工业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性现象,是产业结构演化变迁的必然趋势,因此没有必要加以干预。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经济体并没有实现经济更加繁荣的目标,相反去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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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守华2015-02-14

中国的稳定和谐与复兴。 重视完善科学管理方式,采用一切必要手段治理官风、民风、国风、环境风。战略上要有好的政策,战术上要完善科学的管理监督手段,方能完全。不要主顾政策,而不顾对策和手段。战略上只有好的政策,战术上没有好的监管手段就是形式和空架子,就不能达到治理的效果。邓小平因为改革了大锅饭,施行大包干的制度,使中国农业得到了空前发展,中国经济也迅速壮大,这就是管理的方法和手段。中国的政策是好的,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施行起来却非常的难,原因是只善于领导,善于发号施令,善于形式主义,不善于使用手段,不善于管理,没有科学的管理,只注重政策,不注重手段和策略,管理上有缺欠和漏洞,就导致腐败和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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