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刺激政策，就是政府在短期内，用负债、用扩大的货币供应等等一系列的方法来刺激经济。而引导和刺激消费无疑是会导致浪费的。
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有需求就有保障供给的生产厂家。毕竟生产厂家只有把一批又一批的产品销出去，才能维持正常的生产，积累雄厚的资金扩大再生产。可《共绘网》认为：与其“刺激经济”大水漫灌，不如将资金用在刀刃即科研（研发）上，走高质量与高科技发展之路，对此，您是怎么看的呢？赶快来《共绘网》的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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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刺激消费的有效手段是什么？刺激汽车或楼市，是有效手段吗？效果如何？ 王小鲁：我历来不赞成刺激消费的提法。老百姓只要有消费能力，还用别人刺激吗？他们无力消费或者不敢消费，是因为面临重大压力和风险。不解决这些问题，刺激起来的消费也不可持续。例如根据2021年数据，城镇调查失业率5.1%，按城镇就业人数推算，失业人数超过2300万人，实际可能更多，但全年领取过失业保险金的只有600万人。失业了又没有保险，哪来的钱消费？还有更多的人随时可能失业，怎么敢消费？现在急需的是把失业保险做好，对失业保险暂时覆盖不了的失业者，要把失业救济做好。还有城镇劳动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住房保障，都需要尽快扩大覆盖。政府要承担责任。这种普惠型的公共服务政策要比政府到处找投资项目借钱投资，或者搞这个刺激、那个补贴等等特惠型政策，对拉动需求会有效得多。来源：中国企业报
(0)以后只谈刺激而拒绝深改，肯定难以形成系统拐点。这一次的经济困难是改开以来最为复杂和最难消解的，深度改革和继续开放似乎都成了时代的奢求，很可怕的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只能暗自期待新思路以力挽狂澜于不倒。有个判断不得不说：凯恩斯失灵了，毛毛雨没用，小打小闹和小恩小惠都没用。 必须及时处理消费与投资的矛盾。2022年全国最终消费只占GDP的53%，居民消费只占37%，消费率严重过低，基本国情还是投资率仍然过高。令人惋惜的是，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应该没有更多的选择和可能，不太可能突破历史上类似国家经济奇迹后的平淡化走向。近期出台的刺激政策多只涉及短期维稳目标，但愿后期顾及久久为功的消费失衡的修复，而这恰恰才是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当前国内外资本关注的核心。如果继续避重就轻地选择过去的路径，就再次说明中国注定难以摆脱“日本病”模式，过度投资和低效投资反而会深化矛盾、酿成未来一蹶不振的大错。 （看未来，民营经济表现是关键性因素。大家都知道“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的内涵，说明有些问题不是短期可以轻松改变的。只要民间投资和消费动力不足，那么预计因此带来的复苏力度也会有限。） 总之经济下半场，整体调整在所难免，改革值得期待，越早越好，围绕民生福利的财税和收入分配改革是核心。即便不能很快好转，也要认识到均衡发展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经济增速本身，千万不可以短期增长的需要而继续扭曲经济结构并激化社会矛盾。（一德首席 郭士英 ）
(0)2023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4.5%，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4.0%。但一些结构性问题——如外贸和房地产，让不少宏观分析师产生了“复苏能否持续”的隐忧。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1区间”徘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7个月为负值：另一项观察通胀的指标——通过名义增速/实际增速计算GDP平减指数，处在低位。 这些也在第一季度引发了“中国经济是不是在通缩、类通缩”的争论。 4月28日，中央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其中提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 恢复和扩大需求是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所在。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 谈到通缩与有效需求不足，近100年前凯恩斯就给出了解决方案：通过扩张性经济政策增加内需。 最近几年，余永定一直主张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他认为包括地方债务等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速支撑。此次演讲的观点，可谓一以贯之。 然而同时，我们也看到：一季度，广义货币（M2）增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新增贷款都强于去年同期。今年2月的M2增速甚至创下7年新高。 十年前的2013年3月，M2余额突破100万亿元；yi情之初的2020年1月，突破200万亿元；如今，300万亿元就在眼前。 2023年一季度宏观杠杆率达到281.8%，相比去年年末上升了8.6个百分点（2022年四个季度分别上升了4.5、4.6、1.0、0.3个百分点）。但居民部门相对躺平，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增速，也没有带来对应的投资增速。“放水”的速度似乎不算慢了，问题是，如何引导水去往该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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