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美国政府就开始大规模地购买民间机构的服务。他们认为购买公共服务是一种节约开支并且减少“繁文缛节”以及官僚主义的有效方法。他们的购买领域涉及社会救助、社区服务、教育、公共安全等，服务包括精神健康辅导、毒品和酒精治疗、日托设施经营、老年人照料等诸多项目。事实证明，这样的市场机制的确有利的刺激了政府内部以及外部的竞争，提高了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也给民间机构的发展带来了新生。这对于中国起到至关重要的借鉴作用。
在我国，公共事业一直主要由政府直接承担，从最初的计划到最后的实施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导致政府职能越位与缺位并存，造成资源的浪费，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不仅能缩减政府规模提升工作效率，也能由社会机构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惠及民众。近年来，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省等地开始尝试推进公共服务合同制管理模式，已取得初步成效。其他省市也要求加快推进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在中国，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将是大势所趋，你怎么看？何时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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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购买服务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回答好“向谁购买”的问题。这就需要把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改革和事业单位改革、群团组织改革同步进行，实现部分承载服务职能的事业单位与原政府隶属部门的监管权、所有权分离，从而建立健全公平竞争的服务购买市场环境，为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政府购买服务体制奠定竞争的基础。这也是推动政企、政社分开，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加快服务业发展的重要途径。
(0)政府投入不少、群众满意不多——为了避免类似尴尬，“不缺钱”的城市文化主管部门，在前期调研和后期管理方面下的功夫也不能缺位，多几个设问绝对是必要的：设施设备是否是当地群众需要的？管理部门是否有专业的运营能力？建立什么样的考评机制来考评设备的使用效率……如果只是坐在办公室里做规划、闭门造车搞活动，还抱怨“设施、活动在这里，大家不来，我们也没办法”，群众的满意度就会越来越低。面对琐碎的事务和有限的编制，倘若政府真的力不从心，购买社会力量来做好服务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把做好服务的要求提出来，把做好裁判的任务给自己，奖优惩劣，自然能“逼着”服务质量跟上去。
(0)群众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服务模式、怎样回应群众的新期待等，都有赖于调研制度、参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推动公共服务决策机制，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供给导向转变为自下而上的群众实际需求导向，才能切实增强公共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建立公共服务责任机制，加强对公共服务市场和社会供给主体资质的审核，对公共服务执行绩效以及群众满意度进行第三方评估，既能促进公共服务满意度的提升，也有利于增进群众对公共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0)美国联邦预算执行主要由财政部负责。财政部下设司、局两类机构。司级机构负责研究、制定政策并提供政策咨询，局级机构则负责具体执行。财政部门的主要职责是组织收入和拨付国库资金。财政部具体负责预算执行的局共有财务管理服务局、国内收入局及国库支付局等12个部门。 支出预算主要由国库支付局负责拨付，联邦储备银行及其分行是国库支付局的代理人，受理汇入财政部的款项，并办理应由国库局付款的支票兑现。财政部下属的会计局主要负责制定联邦政府的统一会计制度和报表制度，并设有一套账目簿记系统 ，用以控制联邦政府的收支款项。同时，会计局负责编制定期的财务报表，签发用于联邦政府开支的支票。 美国实行国库单一账户制度，所有财政资金的调度和运作由财政部门集中管理。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都建立了迅捷的国库支付系统，由财政部门集中管理。财政部门在各银行都分别有收入户和支出户。纳税人纳税时在自己的开户行就可以便捷地实现缴库。财政部和联邦储备银行随时可以通过银行网络动态监控财政收入变动情况。财政部依据法定程序将资金由收入户划到支出户，办理预算拨付。美国财政支出的40%采用政府采购方式，由财政部直接支付，其他各项支出也通过国库单一账户直接支付。 美国联邦及各级政府预算要求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一般而言，经费超支或该花的钱没有花都是违法的。如需要追加或调整支出，必须由议会通过立法修正案。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具体执行部门可以取得议会同意后，推迟或者取消某些项目的支出。（摘自：美国预算编制注重成本信息分析）
(0)“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的改革举措，5月19日，北京市政协召开议政会，围绕如何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各民主党派北京市委、北京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和委员们展开了探讨，大家认为应尽快出台配套政策和细则，而这些建议也得到了市政府负责人的积极回应。 政府购买服务，买什么？怎么买？谁来买？花多少钱？农工党北京市委认为，截止到目前，北京市对这些问题还没有一个全市统一、具备指导意见和法律效力的目录性文件，“权、责、利”三大要素不清晰。民革北京市委认为，当前政府购买服务有一定随意性，建议尽快完善配套政策，制定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明确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对政府购买服务的程序、步骤、权责、监管、评价等做出具体规定。北京市工商联也建议完善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并重点培育发展服务性、行业性、公益性社会组织。致公党北京市委认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应该建立在法治基础上，建议北京率先对此进行地方性立法，发挥国际大都市和首都的示范性作用。在台盟北京市委看来，除了制定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还应完善监督运行机制，尤其要组织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评价与监督。谈及公众参与，无党派人士王雍君呼吁发展制度化的参与机制，包括听证、评估、公示和信息公开等。“信息披露一定要做到公开、透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合同内容、服务承接主体负责人相关信息都应可查询。”邓国胜委员说。 目前，北京市政府正在研究制定《北京市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实施意见》，出席会议的市政府负责人表示，该意见将对“买什么”、“怎么买”、“谁来买”、“向谁买”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并表示将吸收采纳此次会上的建议。（转载：谢靓《北京市政协召开议政会 探讨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工作》）
(0)我认为当前，我国服务业发展不充分、层次偏低的问题比较突出，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现代服务业占比偏低，特别是关系民生的养老、家政、社区服务等生活服务业发展滞后。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意味着一些原来由政府直接提供、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将移交给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机构或企业来完成。政府承担着向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责，这些服务既包括硬件方面如城市交通、供水、供电、供气、污水和垃圾处理等，也包括医疗、教育、社保、养老、就业、文化娱乐等软件方面的服务。这些领域可以延伸出很多新兴服务业，如家庭教育、儿童营养、节能环保、职业培训等，释放出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很多社会组织、民间机构和民营企业进入。统计显示，截至2012年底，我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有49.2万个，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量为3.7个，尽管较过去有很大提高，但与国外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早在2010年，法国每万人拥有110个社会组织，日本97个，美国57个，新加坡14.5个，巴西13个。此外，按照国际平均水平，社会组织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约占整个经济活动人口的4.4％，目前我国这一比重还不到１％，如果国内社会组织发展达到国际平均水平，则至少可以增加3000万个就业岗位。值得关注的是，我国社会组织长期存在行政色彩浓厚、职责定位不清的问题。一些基金会、行业协会、社团法人具备深厚的官方或准官方背景，往往被公众贴上“政府代言人”的标签，影响了公信力。社会组织要获得公众认同，必须增强其独立性和客观性。政府也要改变社会组织“官办、官管、官运作”的老做法，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助、培育孵化等方式，为社会组织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
(0)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通过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会购买。数据显示，我国一年的政府采购金额虽然超过1万亿元，但占GDP的比重仍不足3％，与国际上平均10％的占比仍有差距，尤其是服务类政府采购占全部政府采购比重还不到一成。由此看来，我国政府采购在数量上提升的空间还较大。国外政府采购比例较高，是建立在采购质量有保障、采购过程较透明的基础上的。采购过程的公正、透明是保障采购质量的重要条件，而采购质量的保障又是提高采购数量的基础，否则在财政资金紧缺、民生刚性支出要求难降的条件下，一味要求提高政府采购比例恐难达到好的效果。而且，某些不透明的政府采购可能蕴含着较大的暗箱交易空间。国外的政府采购经验或许能带来一些启示。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兴起了一场以新公共管理为标志的行政改革运动，其中有项内容是主张全民、社会都参与到公共服务供给中来。政府可以通过契约化、民营化等形式，把公共服务的生产交由市场和社会力量来承担，通过鼓励私人投资和经营公共服务行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效率。目前，政府购买服务已在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广泛应用。政府购买服务是拿着国家财政和纳税人的钱为国民和整个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省钱保质是其首要选择，其具有相当的公共服务性质。因此，提供商机和让社会组织赚取利润应该放在次要地位。为了更好实现政府支出购买服务的质量，降低成本，就需要扶持一些不是过于追求利润，但愿意献身社会事业的公益组织的成长。经济收益无疑是社会组织维持运作和劳动者保持工作热情的动力，但其并不是实现社会服务完善的充分支撑。公益性组织的成长和完善化需要资金支持，政府采购也需要一些社会组织提供物美价廉的服务来为未来的政府采购助力。而政府采购实行较好的国家，往往社会公益性服务团体的发展也是较好的。
(0)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向社会购买。按此要求，凡是禁止性规定之外的，尤其是能够增加社会净福利的有关政府事务性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原则上都应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在开展工作时，不要过于拘泥于一些概念的理论分析和探讨，而要更加注重实践和操作。要在调研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按照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降低服务成本，有利于提升服务质量水平和资金效益的原则，认真研究制定政府购买服务的指导性目录。第一，要结合实际。在准确把握公众需求的基础上，全面梳理并主动提出购买服务的内容和事项，明确购买的服务种类、性质和内容。购买服务目录应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的，应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根据经济社会和政府职能的发展变化，及时进行动态调整。第二，要突出重点。在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多样化的形势下，应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重点考虑、优先安排与保障和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和项目，把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第三，要逐步扩大。用渐进改革的思路，按照“先易后难、积极稳妥”的原则，先将一些便于操作、条件较成熟的服务项目纳入购买目录，然后逐步增加购买内容。对于政府新增的或临时性、阶段性的公共服务事项，凡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原则上都按照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进行。看得准、拿得稳的先推进，一时看不准、有疑问的要深入研究，条件成熟了再推进。既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推动政府简政放权，防止“大包大揽”；也要确保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防止将应当由政府直接提供、不适合社会力量承担的公共服务项目推向市场。（转载财政部副部长刘昆《在全国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0)社会力量提供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成本与政府提供的相比，具有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有可能效率更高也有可能不尽如人意。比如，英国推行公共服务社会化的一项重要措施，是把国营铁路交给了公司经营，结果铁路的事故率上升了。因为对服务供应商来说，唯利是图的商业本性和公共服务的持续性要求存在内在冲突。服务质量的稳定性、可靠性程度也受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还有一种可能是政府与服务提供商形成“肮脏联盟”，增加受益人的负担。这些都属于社会力量承担公共服务的风险。要避免风险，首先要做两个评估：一是对政府要做绩效评估，看看政府在某个公共领域的管理是否效率低下，如果管得很好，就没有必要交出去。如果有可能进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那就可以试着交出去；二是交给社会之前要做全面的风险评估。比如服务提供商是否能提供有效的高水平的服务，如果社会力量做不好是由政府收回自己做，还是有其他替代方案都要详细考虑。公共服务是以数量和质量来评判的，数量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要满足公众的需要。公众的满意程度是最重要的。所以，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不能简单一推了之。如果这两个评估没有做好就把公共服务推出去，就会把公众利益至于高度不确定的位置。一般的政府采购不达标可以退货，但是一旦公众因为公共服务不佳而利益受损，很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
(0)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是指政府在承担公共服务供给责任的情况下，将公共服务交由社会组织、企业等社会力量提供，政府向其支付费用的新型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政府由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转变为购买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由“划桨”转变为“掌舵”。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积极推行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和培育社会组织。 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效率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直接目标，主要是解决“如何买得值”的问题，即以相同财政投入换来更大效益的公共服务。实践中，由于公共服务的购买者和消费者并非同一主体，服务质量的评估和控制存在一定困难。作为营利组织的企业在利益驱动
(0)经济参考报记者在北京、河北、江苏等地采访了解到，在各地探索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过程中，由于财政预算管理上的弊端及监督管理机制不完善，资金管理问题突出，违规、垄断、暗箱操作、逆向选择等现象多发，一些公共项目回扣高达40%，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恐将成寻租与腐败的新灾区。 就此，不用怀疑，购买公共服务作为一种政府管理改革探索，就是将本来由政府承担的一部分公共服务职能，通过付费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的一种改革探索，追求目标也是为了提升公共服务的水平与效益。可现在违规、垄断、暗箱操作、收受高额回扣、逆向选择等现象的多发已表明，一些地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正面临成腐败新灾区的危险。那背后原因又有哪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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