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作为学生身处课堂，还是作为上班族蜗居办公格子间，身份的改变从来不会抹去捐款者的头衔。从道德层面看，捐款是一项公益，通过募捐等各种形式的公益活动，我们传递了自己的爱心，受捐助者解决了燃眉之急，同时，“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是华夏民族秉持的优良传统，现代人有义务传承，并发扬光大。不过，捐赠自始至终应该是一种自愿行为，待其被套上强制的枷锁时，公益只能是一块变了味的蛋糕。每个人处在不同的工作岗位，拥有不同的家庭关系，背负或大或小的经济压力，捐款与否、数额大小自然都是量力而为，在这种情况下，富者可以多捐多赠，不要为富不仁。因此，不要时时刻刻给公益行为定额定量，任意上纲上线。
其次，对于“众人添柴火更旺”的募捐资金，大家都很关心它的流向。由学校、公司等牵头的募捐资金数目较小，没有复杂程序，能及时送达受捐助者手中。而由公益组织、政府牵头的公益活动却会受到质疑，一方面资金数额大，另一方面在资金辗转多方后会被腐败的可能，在以往地震救灾中就出现始末资金数目不一致的现象，这也导致了群众不愿再捐。在红十字会爆出丑闻后，捐款流向的公开化更加紧迫。我们的捐款去了哪儿？如何才能保证捐着放心，被捐者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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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真的是完全无国界吗？很明显并不是，科技研发成果是无国界的，便利全球，但是这项科技研发的核心技术却是有国界的，不然辛苦多年研发成果岂不是要被“白嫖”了？富豪对于科技上的资金捐赠真的应该认真思考自己所处的位置，如今中国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科技领域仍然薄弱。除了学者们为国家做的贡献，要想留住人才，还是需要大量资金的资助。 虽然陈天桥已然移民新加坡，但他生为中国子民，还得为中国考虑，这不是道德绑架，只是希望我们都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0)人民从来都有记忆。人民会记住恶意。 当年汶川地震，举国为同胞捐款捐物资。 结果谁知，很多物资根本没送到灾民手中， 反而被红会堆在仓库发霉。 后来，郭美美事件，天价帐篷，天价矿泉水。 我们记得。直到这次，湖北红会物资调度不到位。 网友直言，以后绝不会给红会再捐一分钱。人民，也会记住善意。这次疫情，邻居日本，几乎倾尽全力相助。 日本300多个城市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 有些人口2万的小城市，甚至把抗震物资拿来捐赠。他们在物资上写下：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又印上《诗经》：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自民党官员说：这是我们两国间的友情。 就像邻居家发生火灾，我们一定要去援助。 他们给当地中学生发了手册，里面提到不要把中国人当成病毒。这些举动，我们都看在眼里。 身边朋友说： 疫情过后，一定会去日本旅游，好好拜访。人民会用脚投票，而投票的规则只有一条： 以德报德，以怨报怨。
(0)捐赠人有权查询、复制其捐赠财产管理使用的有关资料，慈善 组织应当及时主动向捐赠人反馈有关情况。慈善组织不仅要建立相关的台账，还要尽可能建立信息跟踪系统，让捐赠人了解捐赠财产的具体使用情况和进展。对捐赠人知情权的保障，也是对慈善组织款物使用情 况进行监督的一种重要机制。
(0)这个世界上需要我们关注的事情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但我们可以选择一两个领域关注，比如环保以及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对所关注的这个领域内的某个特定机构或项目给予小额捐助。我觉得公众捐款时还应该关照其捐赠的资金去向、如何使用及具体操作事宜自己是否认可、相关机构是否能就此有定时的说明或报告等等。我觉得即使你捐的钱数目再小，你也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公司的小股东，还是要看这个公司年报的。我希望公众可以带着这种心态投入公益和慈善，我强调的是捐赠者有权问责，也应主动问责慈善机构的善款使用情况，且是一种长期持续的观察，这就是我所说的“应把慈善视作一种投资”之内涵和深意。
(0)总体来看，公益领域当前无论是自身建设还是社会外部环境都存在一定问题，当然，很多时候这些问题相互交织。从公益组织自身来说，外界的批评与质疑的确显示，很多公益组织在财务公开和善款使用方面有待改进，今后依然面临公益透明化的任务。然而，作为一个普遍性问题，公益透明化可能并非是当前公益组织发展的首要难题，生存困境恐怕才是很多公益组织面临的迫切问题。目前民间公益机构普遍独立性不足，多数民间公益机构都是依托挂靠模式得以存活，这也导致它们缺乏精细化的操作，为了生存而执行缺乏延续性的慈善项目。公益组织不遗余力跑项目，彼此竞争甚至还出现纠纷，其所谓表面上是拉善款、做善事，其实都是为了各自的生存，这无疑背离了公益的价值观，它们对于公益发展所起到的负作用恐怕多于其公益贡献。 公益组织今后需要有明确的分工和持续的坚守，走出充满生意嫌疑的运作模式，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在价值观及公益行动模式方面有所转变，包括公益组织和民众之间建立信任，创新公益模式等。此外，政策层面也要为公益组织的生存发展提供便利，公益人的热情是公益事业发展的一大动力，但对于那些切身参与公益的人而言，如果看不到其他回报，这种热情势必难以持续。现有法律规定，企业和个人在慈善捐赠之后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税收减免，但本届慈展会上不少公益组织反映，由于手续烦琐、操作困难等原因，现实中很难申请到免税。可见，即便是现有的好政策，也存在执行不到位的问题。 除了政策层面，社会外部环境方面的问题还表现为，公益行动在与地方融合过程中出现摩擦，以致公益行动受到排斥。公民的公益意识觉醒是近年来才有的现象，就此而言，中国公益事业接下来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局限于政策或机制环节，与公益相关的现代观念也亟待孕育。 （摘自：《公益进入常态发展，观念仍须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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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整理公众最希望了解慈善组织哪三方面信息，并与去年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发现，2014年公众最希望了解的是“资金去向与使用状况”，其次为“善款来源”，这两项的排名与2013年一致。 而这些，仅仅依靠慈善组织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严格落实监督机制，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能，也是促进公开透明的重要一环。当检查、审计等手段及时跟上，对各类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财务报表等进行有效监管，配合严格的问责，必能促进慈善组织在运作当中更加阳光、更加透明。 数据链接：公益基金会只有8%披露善款流向 日前在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的《中国基金会透明度发展研究报告（2014）
(0)一、携善款“玩失踪”引发质疑 连日来，32岁的王海林成为许多媒体与网友关注的对象。 近日，有网友发现一个戴着红色假发、穿着粉红套裙的“女人”在成都街头摆地摊卖卫生巾。这“女人”其实就是王海林男扮女装，打扮成这样只是为了招揽生意，为自己年仅2岁半的患病女儿小雅筹集医药费。 小雅罹患白血病，需要高达30万元的治疗费用。想尽一切办法后，无奈之下，王海林想到了在成都街头男扮女装卖卫生巾，筹款救治患白血病的女儿。 王海林卖卫生巾救女的感人故事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王海林也在网上发布帖子，诉说了自己的不幸与需求。一时间，王海林成为网络名人，获得了来自全国各地数十万网友的同情，大家
(0)通过整理公众最希望了解慈善组织哪三方面信息，并与去年数据进行对比，我们发现，2014年公众最希望了解的是“资金去向与使用状况”，其次为“善款来源”，这两项的排名与2013年一致。 而这些，仅仅依靠慈善组织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严格落实监督机制，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能，也是促进公开透明的重要一环。当检查、审计等手段及时跟上，对各类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财务报表等进行有效监管，配合严格的问责，必能促进慈善组织在运作当中更加阳光、更加透明。 数据链接：公益基金会只有8%披露善款流向 日前在第三届中国公益慈善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的《中国基金会透明度发展研究报告（2
(0)近年来中国红十字会及其下属机构丑闻不断，无论郭美美的商红会总经理，还是李亚鹏嫣然天使基金侵吞善款疑云，不但破坏了红会的公众形象，也使中国的慈善事业蒙受极大损失。所以，回顾一下中国红会的历史，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据说中国的红十字运动肇始于1880年代，最初出现在台湾，后来扩展到上海、东北一带。但由于社会制度和传统思想的影响，整个中国对于红十字会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理念非常陌生。正因为如此，甲午战争期间，当人们看到日本赤十字会的医生在战火中救治双方伤员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种落后观念曾经引来国际社会的嘲笑。 1898年，一位名叫孙淦的旅日侨商通过中国大使上书总理衙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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