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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如何实现平衡发展?

发布日期:2014-04-25    浏览次数:2384

  

        当前,全球经济整体向好,尤其是发达经济体出现较强的复苏势头,而新兴经济体则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有倒退的趋势。2014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年来首次上调了对世界经济增长预测,但同时,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也有所增加。新兴经济体以中国为典型,其金融市场发展远远不足。金融市场的金融结构不完善,银行金融结构和非银行金融结构的发展失衡大大制约了金融市场的整体发展势头。其次,金融市场价格的不稳定,监管力度的薄弱和不健全,市场的参与主体的不规范等极大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无不拥有高度发达且较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其金融工具多种多样,积极推进金融创新,金融市场自由高效,有力地推动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更是给新兴经济体带来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发达国家金融市场的成熟和有效必然导致大量资本流入,这让新兴经济体面临资本的流失以及更大的风险在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如何巩固复苏“绿芽”、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如何实现平衡发展、新兴经济体如何规避潜在风险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对此,你有什么好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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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释放2019-12-26

土地改革、增加收入、扩张消费、消除过剩、资产保证、增强流动、货币稳定和稳定增长,中国完全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我们的计算表明,如果进行减税、国有企业、金融体系、人口迁移、农村土地和城镇土地等体制进行改革,2020年到2035年间,按低和高方案,年平均可获得1.89到2.88个百分点的增长潜能,分别使年增长速度达到4.73%和5.72%。这样两个速度,先后不同,都可在2035年前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而城乡土地体制改革释放的增长潜能,占到改革总潜能的按照低高不同,分别占到70%或80%,农村土地体制的改革释放的潜能占到改革总释放增长潜能的60%或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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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南飞2019-04-19

近年,传统市场表现停滞不前,新兴市场因而深受贸易商及投资者欢迎,业者都积极物色新商机,以作弥补。尽管「新兴」经济体与「成熟」经济体没有脱鈎,但由于经济结构、发展阶段、资源及政策法规等方面有所不同,某些市场一直以来的表现都超越同侪。 哥伦比亚便是个很好的例子。哥伦比亚是唯一从未发生债务违约的拉丁美洲国家,纵使全球陷入信贷恐慌,仍能给予贸易商及投资者较大信心。另一方面,自2000年以来,哥伦比亚经济从未录得负增长,期间经历多次全球经济动荡,仍能展现持续的复原能力。 哥伦比亚致力优化经济政策及改善投资环境,得以在世界银行2012年全球营商环境评级中名列拉丁美洲第三位,稍逊于智利及秘鲁,但远超巴西、阿根廷及墨西哥。除此以外,哥伦比亚拥有庞大的内销市场,消费者达4,700万人,形成一面坚固的后盾,有助该国抵御外围经济逆风的吹袭。 哥伦比亚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同样拥有丰富资源,蕴藏大量天然资源如煤、镍、石油及天然气等矿物,以及绿宝石、金、银、铂及其他贵金属。除了硬商品外,哥伦比亚亦是主要的园艺产品出口地,出口产品包括花卉及热带水果如香蕉、鳄梨(牛油果)、芒果及柑橘。这些产品为哥伦比亚与亚洲国家带来丰厚的商贸投资机会,互相补足。 制造业方面,除了传统的纺织及服装业外,哥伦比亚也逐渐成为拉丁美洲的汽车生产大国,由装嵌轻型车辆、货车、巴士以及电单车,到生产供国际代工生产商使用的各类汽车零部件,皆有涉足。多家来自欧美、日本及南韩的汽车生产商已在哥伦比亚设厂生产。最近,中国的福田汽车与哥伦比亚的贸易集团Corvette合作,在哥伦比亚兴建厂房,装嵌轻型货车。这些轻型货车除了供应本土市场外,亦出口至拉丁美洲其他国家。 纵使哥伦比亚的经济增长曾于2009年显着放缓,贸易锐减,但是由于该国经过多年改革,开放贸易,经济基础相对稳健,因此能安然度过近年全球经济衰退的日子。此外,哥伦比亚与多个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伙伴网络持续扩大,因此越来越多有意拓展拉美市场的公司,都考虑把制造工序和服务外判到哥伦比亚。 由于基础稳健,哥伦比亚的总贸易额只消1年便已回升,更超越金融危机前水平,在2010及2011年均刷新纪录。虽然2012年全年的官方贸易数字尚未公布,但鉴于该国推行上述产业促进计划及继续开放贸易,有助刺激经济,故此预期贸易扬升的趋势可以持续。 多年来,哥伦比亚十分依重与美洲及欧洲的贸易,与亚洲贸易较少。顺理成章,美国至今仍是哥伦比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2012年首10个月,哥伦比亚对美国出口占全国总出口逾三分之一,从美国进口的货品则占总进口差不多四分之一。哥伦比亚 — 美国自由贸易协定于2012年5月15日生效,令两国紧密的贸易关系更加巩固。此外,哥伦比亚 — 欧盟自由贸易协定预期于2013年3月生效,欧盟势必成为该国一个更加重要的贸易伙伴。 欧美虽是哥伦比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可是美国触发的金融海啸与欧洲旷日弥久的主权债务危机,已令哥伦比亚贸易商和官员警觉必须分散市场。蓬勃的亚洲市场日益受到重视,成为优先考虑的目标。 可是,哥伦比亚在吸引亚洲资金方面,却落后于智利及秘鲁等其他国家,这些国家已吸引了大量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内地的投资。据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表示,哥伦比亚吸纳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中国内地资金估计约2,400万美元。哥伦比亚人口达4,700万,其中只有约15,000人是中国侨民。为推动经济持续升级发展,哥伦比亚的当务之急就是制定策略,向亚洲招商引资,输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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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2018-11-06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复兴美国所推出的政策总体来看或对新兴市场不利。美国财政刺激政策的确将产生一定的提振作用,但其影响可能要在2017年后期甚至2018年才能显现。而在此之前,我们预计两股更强大的反作用力会先产生影响。一个是美联储升息步伐加快和美元升值:由于多数新兴市场自2008年以来负债水平明显上升,这会令其面临资本外流和信用违约的风险。另一个则是特朗普团队“美国优先”政策和谈判策略的核心:日益抬头的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更严苛的移民政策和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我认为这对新兴市场的冲击要大于发达经济体,因为新兴市场经济对贸易的依赖性更高且地缘政治风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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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贝贝2014-10-30

目前全球经济放缓,从欧洲到美国等发达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十年前辉煌的新兴经济体也遭遇经济减速。最新的预测描绘的是灰暗的全球经济图景,2014年平均经济增长只有3.3%,未来10年可能继续下降到2 .4%。所有国家皆面对如何刺激下一轮经济增长、寻找下一个经济驱动引擎的课题,个人经济行为是关键,个人的投资,个人的消费,个人的创新和个人的再培训会塑造整体经济行为,这才是未来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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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此间2014-06-30

 《环球时报》前不久发表巴曙松先生的一种观点,认为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赖,彼此互利,不应将各自发展中出现问题的原因归结到对方身上。此观点貌似公允,其实是曲解了中美经济关系的实质,笔者不能同意。   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的实质,将其概括为竞争合作的关系,或是彼此互利的关系都不够准确。坦率说,中美经济关系的实质是崛起与反崛起,遏制与反遏制的关系,看清这一点,对深刻认识中美经济政策的分歧和争论产生的原因,准确把握中美经济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势,正确制定处理彼此关系的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美国是最大的经济体,也是衰落中的经济体。美国轻视政府干预,过于重视市场作用,导致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为了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日益加剧的矛盾,美国政府不得不靠举债维持经济运转。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一些美国学者和政客将美国经济失衡的原因归到中国头上,认为美国之所以大规模进口和负债消费,是因为中国产品过于廉价和人民币严重低估。事实上,美国变为债务大国完全是由美国自己的制度和政策造成的,怨不得别人。   中国30多年前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按照国际规范融入激烈竞争的国际大市场。今天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我们的发展和崛起既没有挖美国的墙角,也没有违背国际规范,但是却不断受到美国的阻挠和遏制。美国不断制造种种争论议题,如所谓人民币低估论、政府提供保护论、汇率操纵论、血汗工厂论等,与这些议题相配合,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一系列不合理的限制和惩罚性举措,如强迫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输美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拉帮结伙拼凑新贸易联盟以孤立中国;只允许中国大量购买美债,禁止向中国出售高新技术,严格限制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大力推销“普世价值”,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横加指责,竭力唱衰;等等。所有这一切严重践踏了中美发展经济关系本应严格恪守的互利原则,给中国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中美两国目前都面临着经济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但是中美各自经济结构失衡的特点和成因不同,调整的重点和措施也不同,从两国经济关系角度看,两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是相矛盾和冲突的,而非彼此互利。中国大力推进发展方式转换,即从主要以出口和投资为主导的模式转换到以消费为导向的模式,建立更为全面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家庭储蓄水平。随着中国调整盈余储蓄来养活自己的公民,剩下来用于支持储蓄不足的美国人的储蓄就会减少。这很可能影响到美国吸引外国资金的条件,从而导致美元走软,利率上升,通胀上升,经济陷入更加严重的危机。   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量化宽松政策以及所谓的页岩气开采技术、生物技术、汽车技术上的创新难以改变美国经济衰退的趋势,中国从中得不到什么机会和好处,而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也挽救不了美国,只会更加强势并招致美国更多的打压和遏制。   中国希望互利共赢,不会主动挑起争论议题,但是也不俱怕争论和压力。无论如何,中国走好自己的路比什么都重要。(转载:何自力《莫高估中美经济的互相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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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ga2014-04-28

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像中国开始在崛起,很多传统大国的影响力在下降。经济的重心慢慢从北方国家开始移向了南方国家。 2000年时,以PPP(购买力平价,老方法)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2007年,以名义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超过德国,位列全球第三。中国前进的速度非常快,几年一个台阶。而且从2007年到现在,每年GDP增量都是全球的老大。2010年,以名义美元国内生产总值,中国超过日本,位列全球第二,而且甩开日本的速度相当快,现在中国名义美元计价的GDP总量已经是日本的1.4倍有余。 从长时间视角观察全球经济治理,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40-1970年以美国中心、以正式国际协调机制和机构为手段的“硬治理时期”。二战之后罗斯福建立了一套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等等机构肩负起进行经济治理的责任和义务。美国也是通过这三个机构来实施美国人心中的最佳全球经济治理。 上世纪70年代之后,受石油危机、战争以及滞胀等影响,美国经济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有所削弱。通过与其他强国之间的共治成为替代方案。这段时期出现了G7平台。G7的治理模式是论坛性质的,没有明确的约束,比较松散。早期专注于经济议题,随着2000年之后欧洲经济和美国经济慢慢步入正规,G 7治理开始从经济转向国际关系、安全问题。然而,由于不断拓宽的议题领域,也不断稀释了G7治理的能力。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出现时,传统的G7治理模式越发显示出不足。首先,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高度类似,债务问题、需求不足问题、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次,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上升成为系统重要性国家。再次,很多全球性问题中新兴经济体成为问题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比如贸易失衡问题等等。这时就出现了G20——— 南北共治的雏形。 治理结构变化的背后其实是经济在起决定性作用。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影响力下降的一个表现是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话语权提升。例如2006年中国人陈冯富珍当选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2008年G20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超越G 7,到2009年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立,2011年具有巴西人若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为粮农组织新任总干事。2013年中国人李勇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干事、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当选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国际组织的负责人,而负责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主导该组织的发展方向。 G 20与金砖尽管都是首脑峰会形式的经济治理平台。但是,两者的区别较大,G 20目前仅限定在财经领域的经济治理合作,并不讨论国际安全、人权、意识形态等分歧较大的问题。其次,G20的发展进程,是典型的危机推动型全球经济治理模式。 2008年的危机不是在发展中国家爆发,而是在美国爆发,而且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这时光财长和行长开会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因此,顺理成章地财长会上升成为G20首脑峰会。2008年之后,2009、2010年G20峰会是一年两次,危机平复之后变成一年一次。G20存在较多质疑的地方,首先是非危机时期合作进展小,缺乏可见意义的成果。原因在于G20成员较多,国别心态差别比较大。其中既有守成大国又有新兴大国,利益分歧大,谈判效率和实际的执行力较差。其次,G20目前的决策机制是一致同意,因此如果有一个国家表示不同意就不行。 金砖国家的治理则覆盖多个领域,不仅仅是经贸合作,另外还有卫生、科技、文化、农业、统计、智库等等方面的合作。由于今天的主题是经济治理,因此后面主要讲经贸这一块。 金砖国家的发展有其历史必然性。这些国家都是区域性大国,经济增速都比较快。而且比较微妙的是,金砖国家曾经都被邀请列席参加G7国家的会谈。从2005年开始,G7国家陆陆续续邀请新兴市场国家参与他们财长会的对话。作为列席代表,只有旁观全,甚至偶尔还会被教育批评,例如指责中国汇率等等。这种令人尴尬的感觉不光是中国有,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也都一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金砖国家合作的积极性。2009年金砖国家开始了第一次首脑间峰会,2011年南非加入。 金砖国家自身之间也具有合作基础。2000至2012年,中、印、俄、巴和南非五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分别为10%、6.9%、5.2%、3.4%和3.5%,全都高于全球2.6%的平均水平。另外,金砖国家的发展阶段与发展理念类似、经济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金砖国家有许多共同点,例如金融体系相对薄弱,都曾经出现过金融危机,都是区域性大国等等。 总体而言,金砖国家合作的经验相对不足。以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合作,而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则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作为务实合作的典范,先从亟待合作夯实实力的环节入手显然更为现实。由于金砖国家普遍金融发展滞后、金融稳定性差,因此金砖国家财经合作的成果主要侧重在金融合作上。 金砖开发银行是金砖国家间财经合作的一个典型案例。该倡议最早由印度人提出。2012年印度迈入中低等收入国家,也意味着将从世界银行的EDA贷款项目中毕业了,不再能获得低息优惠贷款支持国内建设。2013年3月经金砖国家协商后宣布考虑建设金砖开发银行并将展开可行性研究,同年9月可行性分析报告出炉。但目前而言,最后建立的时间表仍存争议。 对于金砖开发银行而言争议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首先就是初始股权分配。一种方法是按照IM F的方式,参考GDP规模大小给出出资额。中国和俄罗斯较认同这种做法。还有一种方式是均分股权,即每一个国家的股权一样。从权力均分角度而言后者显然更公平,但是这种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南非、印度等国政府资金已经紧张,再拿出一大笔的钱投资到金砖开发银行不太现实。因此如果考虑其出资能力将可能会限制开发银行的规模。但是对于金砖开发银行而言,规模太小就意味着它实际上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其次,在组织结构方面也存在争议。例如如何确定行长人选、总部选址等。还有一个重要的争议领域是主权担保业务。这意味着国家能不能作为主体从金砖开发银行借钱。以主权作为担保品是否可以被接受?目前不少人认为如果考虑到可持续性,金砖开发银行应该更多地去遵循商业银行的模式经营。(摘自:陈建利《从治理中国到参与治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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