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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忧患”意识

发布日期:2019-08-07    浏览次数:3235

“忧患”意识是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特色之一,内容丰富,影响深远。关于古代“忧患”意识,已有不少学人作过研究。现在有条件对此进行归纳,同时在某些观点上加以深化;例如关于“忧患”意识的历史分析,就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道德情操的表述

我们打开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它们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不注重道德品质的提高,不切磋学问,不按道义的原则去行动,有了过错不能及时改正——这些就是他目睹春秋末期现实状况而产生的忧虑。

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同上《学而》)经常看到并且宣扬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结交有高尚品格的朋友,踏踏实实地培育自己的德行——这三种就是对人有益的快乐呀。

孔子的“忧”与“乐”主要指“君子”体现在学业和品行上的高尚情操。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同上《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同上《述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它们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孔子为人的思想感情提出了道德标准,而情感与道德的结合就称之为高尚的情操。对于人的道德情操的重视,正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显著特点之一。


  “忧患”——人生价值观的核心

战国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

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练出来的。比如,舜出身于农家,后来成为一国之君;胶鬲这个人遭遇战乱,以贩卖鱼盐为生,后来周文王提拔了他,为周朝做出了很大贡献;孙叔敖隐居在海滨,楚庄王推举他做令尹,有很大的政绩。这些事例说明,对于人来说,如果没有“忧患”的磨练,没有失败教训的反思,要培养出刚强意志、奋发精神,那是不可能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忧患足以使人生存发展,安乐足以使人沉沦死亡。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

在孟子看来,仅仅懂得“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是不够的。有大志的人应当在此人生哲学的指导下勇于实战,勇于开拓,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此,孟子说了一段很有教育意义的话,其大意是:一个人要挑起重担,他的身体和思想都要经受长期的锻炼,饥饿、困乏经常袭来,思想矛盾经常发生,不如意的事经常遇到。这样,只有这样,才能坚定他的意志,提高他的能力,使他更加冷静、成熟……(参看《孟子·告子下》)

在孟子看来,人们在“忧患”中磨炼,最重要的是,培育一种基于高尚理想和志向的精神。他称之为“浩然之气”或“正气”。这不是天生的,要靠后天的培育。“正气”的长期积累,才能使人实现自身的价值,并逐渐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有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高度。可以看出,孟子关于人生价值观的论述,以“忧患”意识作为起跑点,而“大丈夫”则是力争达到的目标由此构成了严密的人生哲学体系,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忧患”意识与古代哲学辩证观

“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优秀的文化思想遗产,并不是哪一位先哲从他的头脑中猜想出来的,而是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其中便含有哲学理论思维的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哲学辩证观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关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40)。“反”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顶点,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而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还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状态。因此,老子所说的“反”含有对立转化和返本复初的两种含义。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

还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书《孙子兵法》,其价值并不限于军事,它实际上也是一部讲哲学辩证观的著作。在《孙子兵法》看来,人在“物极必反”的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在军事斗争领域,人们——优秀的军事指挥家们可以认识并利用事物的辩证规律,制定符合实际所说的战略战术,从而指挥并取得战争的胜利,由此显示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作用。

中国古代儒家学派称辩证观为“有对”之学,“万物莫不有对”。《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认为商汤灭夏、武王灭商,这些都是顺应历史潮流的革命。还有一点,《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当政者应当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无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头脑的清醒,谦虚谨慎,扎扎实实地做事,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念实际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们的重视。有了辩证观,才有“忧患”意识;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之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由此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


忧国、忧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秦统一六国,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观点。

西汉初期的贾谊是一个思想敏锐、敢讲真话、有强烈责任感的政论家。他心系国运,给汉文帝上书,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时当西汉立国20多年,政权日趋稳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然而,贾谊却根据他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在上书中忧心忡忡地指出,“进言者皆谓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认为当时的“事势”不容乐观,有“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之处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法,像贾谊这种警世危言正是责任感的表现,并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悲观绝望。

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件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 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岳阳楼初建于唐代,守仁宗时重修。范仲淹应友人之邀,曾访问岳州(今湖南岳阳市)岳阳楼。这篇名文首叙登楼俯视洞庭湖的景观,接着作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览物之情,得无异乎?”意思是说,人们欣赏景物的感触,会不会因环境的变迁而改变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楼观景,使人产生“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际登楼,又会使人“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结尾:

“嗟夫,予喜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等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尼庙堂之高,则忧其尼;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矣。……”

一个人怎样才能不因环境变迁而改变自己的志向?不因个人得失而转移自己的感情?这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念。这个信念可以这样表述:在朝廷做官,要心系平民百姓;不在朝廷做官,要有对国家的忧患情怀。当天下人都有了快乐幸福,这个时候才有个人的欢乐愉快。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崇高的感情!宋代文学家欧阳修为范仲淹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已任的崇高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


“忧患”意识与改革要求

中国封建社会末期有些有远见的思想家们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提出了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

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他伪托三代(夏、商、周)为黄金时代,说这时“以天下为主,君为客”。三代以下情况大变,“以君为主,天下为客”。由于主客颠倒,君主视天下为己物,独占天下之利,形成黑暗政治。黄宗羲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夷待访录·原君》)。他提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同上《原臣》他将个人的忧乐归结为众人的忧乐。他又说,臣之出仕,“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同上)。“天下”这是具有深刻内涵的名词,与一家一姓的统治是不同的。黄宗羲的挚友顾炎武同样强调“保天下”,他说:“……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日知条》卷/3“正始”条)。顾炎武于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给黄宗羲的信中说:“……大著《明夷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亭林佚文辑存》)“忧患”意识促使他们将希望寄托于未来。


(作者:马岂之)【来源:《炎黄春秋》200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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