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知这个词在近几年中频繁被提起，特别是网络的普及，微博等社交工具的大众化，让公知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中，但公知也有好坏之分，应当警惕。
曾经以鲁迅为代表的公知时代在网络社会中已经慢慢消融，更多的时候公知更像是一个贬义词，虽然拥有一定的话语权，有一定的关注度，看似公平正义却时常做着墙头草两边倒的事情......而中国应警惕部分留美、留欧、留日派学者即所谓的公知或智库的一些言论、观点和文章，别把中国带偏、带陷阱去了。中国需要客观、理性和科学的声音（智库）谋求复兴而不至于偏离轨道（航程）。您觉得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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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史与科学史观问题上，很多中西方著述的错误都在于：将科学史与世界史的实存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继而变成强弱问题、贫富问题，接着再变成文化问题，人种问题，历史传统评估问题，美学问题，自我认知问题。 由此，陷入次级问题的漩涡，进入玄学的伪命题的陷阱：为什么现代科学产生于西方？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 最后简化为一个死胡同问题： 为什么近代科学“只能”产生于西方？ 为什么中国不可能“产生”近代科学？ 此问题到这里，进入死结。 陈方正、吴国盛、金观涛等国内主流科学史（文明史）界作者，沿着这个死结去证明：中国从文明起源（如泰勒斯等古希腊七哲），或者所谓的“轴心时代”，就不具备科学基因。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 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不在近代，而远在公元前四五世纪之间甚或更早，譬如说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在世的“轴心时代”。 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 陈方正的上述观点，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他个人的主观附会之见，是打着学术幌子的荒谬判断。 由此得出一系列荒谬荒唐的结论，堂而皇之地在中国大学讲堂、公共读物市场误导乃至毒害中国学界与大众。 如，陈方正：我逐渐意识到，国人对于中西传统科学的一些观念（例如中国古代科学比西方优胜，而其后的停滞是由于宋明理学的影响，等等）是如何之广泛和根深蒂固。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商务印书馆）： 在理解科学方面，我们中国人最大的误解是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的独特性。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 现代科学起源于西方，最早孕育在古希腊文明中。 现代科学的起源正是《几何原本》在各种知识系统形成中的示范作用。科学、理性的观念天然地存在于古希腊文明中。 这三位教授的科学史观语言，就是霍布斯说的：含混不清的话语，满腹经纶的包装，装神弄鬼的骗术，让人们错误地将空洞哲学的“鬼火”当作了“福音之光”。 陈方正、吴国盛、金观涛的观点，都是结论先行，逻辑错乱，概念混淆，材料无据的玄学解释。 按照他们的文化历史基因论的解释，除了西方文明，其他民族是不可能懂得科学的（这也是流行的现代科学发明都是西方产生之说的配套证明）。 陈方正等中国文明缺乏科学基因的错误科学史观，必然面临彻底的破产，而沦为笑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著作，还会成为他们学术生涯里，洗刷不掉的污点。
(1)可以明确地告诉一些专家，现在老百姓没工夫听你们闲扯淡，没心情听你们歌功颂德，谁能让俺们把烧降下去，谁能帮助减轻感染后的痛苦，谁能引导我们回归正常生活，谁就是神，就是真正的好人。 三年了，有些专家们已经把自己的声誉透支怠尽，心里不能没数啊。 人民不是傻子，谁对他们好，谁在说实话，心里跟明镜一样。（作者 | 梳子姐）
(0)最近几年，很多所谓的专家、教授，纷纷站出来指点人生，结果不仅贻笑大方，还让民众憎恨。就说房地产领域的吧，几个月前，著名的房地产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董藩的“农民到县城买房，开车回村里种地”，就被成千上万的网友嘲讽和鄙视。
(0)从“专家谏言”到“辟谣声明”，翟砖家的变脸，不可谓不快。然而不仅群众不买账，连主流媒体也下场批评。第一财经发文《用养老金调整倒逼打疫苗是违法之举》，直接把翟砖家钉在了违法的耻辱柱上。老人是我们的弱势群体，连弱势群体的钱都不放过，除了丧心病狂，我想不到别的词来形容翟砖家了。 再看看翟教授的头衔，怕是一张A4纸都要放不下了。可读那么多书，是为了戴上华丽的面具作恶的吗？ 柏拉图说，“不知道自己的无耻，乃是双倍的无耻。” 这话送给翟教授，分毫不差。我们对翟教授的痛骂，并非他忧国忧民的“好意”，而是他以妄图以群众的“软肋”为抓手。老人和孩子，是我们最大的软肋。 正是有这些软肋，才冒出“有100种方法刑事你”的镇委书记，“他的软肋是儿子”的社区书记，以及“老年人的软肋是退休金”的翟教授。 翟教授的文章思路，和那些书记如出一辙，就是“利用普通人弱点”，搞胁迫式治理。 当“软肋”成为一门显学，某些治理手段便会只关注工具性，忽略法律和道德底线，进而沦为纯粹的权术运作。通俗讲，就是精于治人，而非治事。你不配合，我总能找到一种方法治你。 这件事更恶心的地方在于，一位法学教授，高级知识分子，不是用自己的学识为民谋利，而是妄图和权力结盟。他既丢失了法律的温度，也丧失了知识分子的良知。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宁愿向泼辣的妓女立正，也不要向死样活力的文人打绷。” 希望这样的专家，少点建议，做个人吧。（作者：刘三刀）
(0)为了让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有切身的了解，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可以要求他们有半年到一年在农村、工厂或者党政部门脱产工作的经历，作为职称评定的硬性规定。中国读书人如果一直停留在“子曰诗云”或者“马曰美云”之中，以为“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或者“美国宪法包治百病”，只会落得可怜可悲可笑的下场。中国读书人只有认识到自己只是现代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与工人、农民只有分工之别没有贵贱之分，像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一样创造新知识和传播新知识，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找到合适的位置。然后，学者应以建构为志业。很多中国学者将批判捧得很高，以批判为志业，实际上批判是容易做的事情，因为任何制度和任何理论都是有缺陷的，找出理论的缺陷是轻而易举之事，也是学者最基本的素质。批判是为了更好地建构，能否建构出比已有理论更优的理论是关键所在，可以说，建构一个更优的理论胜过批倒一万个理论。当前我们急需建构尊重事实、逻辑一致的现代社会主义理论。（柯华庆，四元论提出者、党导立宪制理论创立者。）
(1)互联网内容产业不应该只关注点击率、阅读量，而应该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和义务。无论传播环境如何变化，有深度、有思想的内容永远不会缺少观众，也是这个社会所必须的。作为中国民间智库的领头羊，《共绘网》（http://www.gonghuiwang.cn/）一直勇于当先，不断繁荣自身的内容生态，为网民带来更多权威优质的内容。我们“共绘网人”将充分利用互联网的赋能，共同牵手社会推出全面、权威的学术思想，向社会提供更多公益免费的高质量学术信息，也向世界传播《共绘网》的优秀学术成果。而这些内容极具现实意义、历史价值与研究价值。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我们身处怎样的时代，优质的内容永远都是网民的第一需求。让我们一起打破信息孤岛，尽享知识海洋带来的无尽欢乐！
(1)罗崇敏在2022年6月3日发表了署名文章《端午：一个鼓励自杀的日子》。他在开篇写道：「统治者把屈原的忌日生拉活扯拉进了一个美好的民间忌日——端阳节……是利用屈原告诉人们：无论皇上再昏庸无道，臣奴们要忠君爱国。如果报国无门，你可以投江自尽——但绝对不反朝廷。」然后他开始宣扬所谓「现代人的生命观」，称「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病句）」，得出莫名其妙的结论——「自杀是属于违法行为……『自杀秀』具有双重违法性：其以自杀为手段是违法的；其将自杀与某种目的相关联并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属于扰乱社会秩序」 毛主席曾将屈原赋的楚骚比作「杀人刀」，指出屈原的著作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檄文，高度赞扬屈原「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这样一位不屈服于恶势力、视死如归的义士竟被罗崇敏污蔑为「作秀」的「臣奴」，这段本身就是胡言乱语。 在怀疑和反对「屈原以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愚忠」之后，罗崇敏话锋一转称日本人践行了中国儒家「杀生成仁」的精神，而且「比中国人还践行得好」，还借所谓「当地老人」之口歌颂日本人「保护了曲阜，保护了孔府、孔庙、孔林」。日军侵华历史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血泪史，侵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罗崇敏公然洗白侵华日军、美化战争罪行，严重伤害中国人的民族情感，天理难容。 接下来他开始介绍我国青少年自杀人数「呈上升趋势」，将其归结于中国「生命观和生命教育的缺失」。借此攻击国家的「革命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走向「暴力化、极端化、泛政治化的误区」，指责国家「树立了刘胡兰、刘文学、王二小等英雄，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树立了一批忠君爱国的自杀者榜样。这就误导青少年以自杀来表达自己的抗争和勇气。」 这段更是完全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刘胡兰烈士年仅十几岁就开始组织参与当地妇女革命工作，最终不幸被阎系七十二师残忍杀害，「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刘文学烈士为制止地主王荣学偷盗集体财产，在搏斗中被后者杀害，可谓见义勇为的榜样；王二小烈士为了保护转移的乡亲，将日本侵略者带进八路军的埋伏圈，被敌人发现后用刺刀刺死，壮烈牺牲。 这三名英雄都是被侵略者或反动派敌人杀害的，罗崇敏却要将他们污蔑为「自杀者」。根据《英烈保护法》第二十二条「禁止歪曲、丑化、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罗崇敏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国法。他身为党员和国家厅局级干部，知法犯法，更应予以严惩。 罗崇敏在后文中鼓吹「生命价值高于一切价值，以保护国家和他人的财产去献出生命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值得的」。如果人人都如此自私，在二十世纪初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之际，没有革命先烈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没有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慷慨就义，就不会有富强繁荣的新中国，也不会有如今和平安定的环境让罗崇敏可以无忧无虑地大放厥词。（阿敏随笔）
(0)复旦大学又出奇葩教授了，他就是黄有光，他提出的建议简直无底线，我们一起来见识一下。 1、油价上涨10倍。 上海复旦大学黄有光教授针对目前咱们国家日益严重的堵车问题，认为现在的人之所以会这么轻易地选择开车出行，是因为现在选择开车出行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说得直白一些，就是在黄有光教授看来，当前的油价太低，非常低，低得离谱！ 因此他提出建议：“油价上涨太少，应该上涨十倍，这样普通人就加不起油，可以大大缓解交通压力。” 黄有光还认为卷烟、珠宝也要涨价，上涨空间很大。 而事实上，我们老百姓一直头疼油价的问题，如今汽油已经达到8—9元每升，相比前两年的5元每升，价格上涨幅度达到80%。 按照目前的油价来计算，加满一辆容量为50升的车子，那么就要花费400元左右的费用，相比以往要高出100多块钱，这无疑给开车上班的群体加重了生活负担。 如果按照黄有光的说法，油价上涨10倍，也就是达到约22元每左右升才更好。 那我们普通人真的开不起车了…… 哦，对了，黄有光教授加入了澳大利亚籍，老婆孩子都在那生活，那里的油价很低，每升才1.7澳元，相当于人民币7.8元，但澳大利亚人均GDP是5.17万美元，而中国去年人均GDP是1万美元。 2、一妻多夫。 黄教授在文章开头表示，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每100个女的，约有117个男的，大约会有几千万的适婚男子会找不到妻子。 至于为什么这个问题很严重，是因为这些人“自然的生理和心理需求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对快乐的影响肯定是会有很大的负作用的。” 为了满足这些人生理和心理的快乐，黄教授首先提出可以让妓院合法化，“使没有妻子的人可能通过购买合法与保健上比较可靠的性服务而部分获得满足”。 我寻思着这跟鼓励嫖娼也没什么不一样吧？ 当然，合法化妓院只能解燃眉之急，最重要的还是要开放一妻多夫，因为“妻子的功能远远超过房事而已，还有伴侣、生活和养育儿女等考量”。 此言一出，引起舆论哗然。 3、默认捐赠器官。 黄有光提议：政府应把公民同意捐赠器官作为默认选项。 什么是默认选项呢？ 就是说原本应该是人们主动打勾捐赠器官选项，才会在死后进行捐赠。但经过修改的话，将变为没有在不予以捐赠器官选项打勾，人们死后会被默认捐赠。 目前，国家法律规定，遗体捐献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缺一不可。1.捐献人必须是主观自愿的。 2.捐献人必须签署有效的自愿捐献文件。 3.捐献人的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必须都同意捐献，一人不同意，捐献不能成功。 黄有光长期生活在发达国家，又受过良好教育，本以为他会带回文明和人性，没想到他带回的是野蛮和兽性。不是他不懂好，而是他不希望别人好。有些人坏就坏在，自己衣食无忧，却要别人缩衣减食，而且不把别人当人看。 （阿敏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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