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美援朝取得“立国”之战胜利后的30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开始畏惧忌惮中国,始终与中国若即若离,相互利用制衡直至冷战结束,而中国也从两国夹缝中走出了一条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下,中国提倡命运共同体思想,同在一片蓝天,共有一个地球,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各国要以"命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对于美苏两国,中国从未有过依附的想法,始终靠着自身的努力发展强大至今,可积极寻求合作。在面对刁难与摩擦时,也不畏惧,将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贯彻到底。对此,您怎么看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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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美国在全球多数地方的同盟体系也有类似的特点,比如说它在东亚,日本跟韩国之间闹矛盾,以前中国也加入它那个体系之后,中国大陆跟中国台湾之间有分歧,韩国跟中国之间也闹矛盾,中国跟日本之间也闹矛盾,这些矛盾它都是由中心的核心国家,由盟主它精心维持着的。但是现在中国从它的体系中正在独立出来,这种独立形成竞争之后,目前来看这种新的阵营正在悄然浮现。(文 | 翟东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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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中国“站起来”时期。大致是从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年代后期,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改革开放政策启动前。这一时期又以中苏分裂作为分界点。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中国外交的核心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经历过一些困难和“麻烦”,但是积极因素却都是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发展中国家。他们才是维持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中苏关系恶化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外交基本上就完全依赖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成为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这一时期,正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的支持,中国得以恢复联合国地位;毛泽东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等等。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在这一时期达到第一个历史高潮,但总体仍停留在“政治团结”的水平。第二阶段,是中国“富起来”时期。大致从改革开放到 2009 年(奥巴马当选总统)或奥巴马政府启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这一时期也有一个分界点,就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在此之前,有相当长时间我们对于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相当忽视的,为了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我们的交往对象重点转向发达国家。不过,也得益于中国和发达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也带动了中国与其他一些存在历史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地区的关系改善。政治风波发生之后,尽管与发达国家关系仍被“重中之重”,但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战略定位也因此得到缓慢回升。尤其是在整个90年代,我们需要通过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应对一系列的危机,包括1989年后的西方制裁危机、苏联解体后的边界划分问题、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非典,等等。进入21世纪后,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开始变得有一些主动的作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重点是地区性整体外交机制的发展,典型是中非合作论坛,但不够系统,发展也不够平衡。第三阶段,是中国“强起来”时期。奥巴马政府上台、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开始,中美关系逐渐发生质的变化,从战略合作转向战略竞争,这与中国逐渐“强起来”是对应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阻遏中国崛起的战略日益清晰和完善,我们发现,我们和西方、和美国的交道越来越难打。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不得不重新借重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战术重要性也重新上升。虽然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整体外交正迅速完善,发展中国家的战术重要性重新上升,但这是一种“消极的重要性”,我们将与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当成了对付别人、处理大国关系的一种“手段”,战略意识仍不够强,公众更缺乏此类战略自觉。随着中国崛起的战略环境改变及由此而来的中国崛起战略调整,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实现崛起的重要性也必然提升到战略的高度。中国崛起战略环境的根本变化在于,发达国家阵营看待“中国崛起”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此前发达国家认为帮助中国“富起来”便可使中国“社会化”,从而可规制“强起来”的中国,甚至根本上管理中国的“强起来”;但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的大国,其“富起来”与“强起来”根本不是西方所能控制或“社会化”的。因此,西方试图在中国尚未完全“强起来”之前,改变战略,阻遏甚至中止中国的“强起来”进程。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崛起过程中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自我定位,我们可不可能在崛起的过程中加入发达国家世界,让他们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的发展?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应该明确,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长期继续保持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份子,中国的崛起就要从根本上改变历史上大国崛起的老路。因此,我们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而中国的大国崛起进入的是“无人区”,我们正在面临历史上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和挑战,也必然要选择一条和他们有根本区别的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作者: 张春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中心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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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文师:历史上,在西陆和东海两个方面,中国同期只能在一面取得突破,这点从中国历代尤其是汉唐及清朝的治边经验中可以窥豹一斑。 1972年1月6日,毛主席在同周总理、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曾说: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不能两面作战。建国后中国审时度势,在不同历史阶段采取不同的外交策略,最大程度上利用了美苏争霸,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腾挪空间,取得了惊人的效果。 50年代,美国介入朝鲜和越南战争,对此中国狠抓基础建设,采取依陆向海、联苏抗美的策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中说: 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 进入70年代,苏联对中国北方的安全压力日增,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又果断实行改革开放,依海向陆、联美抗苏。 回望那段历史,中国先是跟苏联一起,通过越南战争拖垮了美国;然后又跟美国一起,通过阿富汗战争拖垮了苏联,解除了笼罩在中国北方的最大威胁。 而今,美苏两强争霸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被美国推到了昔日苏联的位置上扮演同样的角色,对我们展开全面围剿,并不断在中国周边挑起地缘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在复杂的地缘冲突当中,找出最主要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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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文师:冷战期间,中国高超的外交策略,最大程度上利用了美苏争霸,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腾挪出了空间。 中国先是跟老苏一起,通过越南战争拖垮了美国,后来又通过阿富汗战争跟美国联手拖垮了老苏,彻底解除了笼罩在中国北方的最大威胁。 所以我一直说,若论大国纵横,谁也不是中国的对手。因为华夏文明当中,沉淀了极其深厚的历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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