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香港电视剧片头总有“如有雷同 纯属巧合”的字样，如今不管打开电视机还是走进影院，“雷同”已不新鲜，用脚趾头也能猜到剧情。如此重复制作，可又几部能登奥斯卡的大雅之堂呢？
影视翻拍、题材撞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各种爱情片、战争片、古装片等各类影视玩“撞车”，让观众看到一堆“多胞胎”，到底是纯属巧合还是有心促成。目前中国影视剧的原创越来越少，跟风越来越多，大量复制、模仿致死的问题很多。重复的拍摄不仅造成题材撞车，影视的投资巨大，少则几百万，多则上亿元，荧屏如此火拼，造成的观众分流、审美疲劳，加大了市场风险，势必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这种“镜头上的浪费”实在有悖于“厉行节俭、反对浪费”的精神。为了影视界的未来，应该怎样整顿？重复制作同一题材的电影、电视剧是否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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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不讳言社会主义主旋律创作中的说教倾向。这种倾向，是由主客观两种原因造成的。 从客观上说，是因为一个时期内，我们在文艺领导上存在“左”的错误倾向，如过多强调党性而相对忽视个性，过多强调社会责任而相对忽视创作自由，过多强调政治标准而相对忽视艺术标准，如此等等。从主观上说，则是因为一些文艺家所要表现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转化为自己的情感形式，没有获得有血有肉的生活体验的支撑。于是，抽象、空洞、生硬也就在所难免。比如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本来是要表现爱国主义的，然而男主人公的那种爱国主义精神却非常不近人情。他的恋人越狱根本不是出于叛国的动机，但是男主人公却偏要把她打成叛国者，以显示自己对祖国的忠贞。这不是爱国主义，而是教条爱国主义、庸俗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主义”说教，有谁会买账呢?相反，凡是获得充实的情感积累和生活积累的主旋律创作，都能产生真正的艺术品。比如周立波的《暴风骤雨》、柳青的《创业史》、贺敬之的《回延安》,还有最近正在热播的电视剧《海棠依旧》等等，你能说这些作品是说教的吗?能说这些作品老百姓不喜欢吗?总之，说教之过，在于没有贯彻好党的文艺政策，在于文艺家自身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主旋律或者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毫无干系。把“说教”、“难看”之类归罪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目的绝不是为了纯洁艺术，而是要用损害人民利益的意识形态取代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建设者，绝不能因为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理而原谅自己在艺术上的缺陷。我们不仅要在意识形态上超越资本主义，也要在艺术上超越资本主义。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作者：刘润为
(0)近年来荧屏银幕上还有一种吊诡现象。一些偶像剧和综艺节目中，男艺人和男性角色有的妆容浓重、衣着妖艳、雌雄难辨，甚至把刻薄没教养当成个性，自私自利、缺乏担当。部分现实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邀请“小鲜肉”出演英模、硬汉，使本该阳刚、成熟、正气的形象变得幼稚、邪魅。特别是一些抗战题材作品，男主演妆容面若桃花，战斗时一袭华服、头油锃亮，一番厮杀过后发型丝毫不变，还时常摆酷造型，令观众大跌眼镜。借助商业运作，“小鲜肉”们迅速走红，片酬也水涨船高。一些明星为了保持自己的商业价值，刻意制造热点，曝光私生活，炒作绯闻，蹭热度，引导粉丝投票刷榜。更有甚者故意挑起或煽动粉丝之间的争端，造话题、买热搜，刻意制造一场场网络骂战，使得社交媒体上乌烟瘴气。不少青少年为了成为像他们一样的明星，用青春做抵押，离开学校，开始“练习生”生涯。 事实上，大多数青少年并不真正欣赏那些病态形象。今年庆祝党的百年华诞，一批高水准主旋律影视剧作品被青少年广为称赞，如电视剧《觉醒年代》《山海情》，电影《1921》《革命者》等。许多青年观众观后感慨，这才是中国青年该有的样子。文艺工作者应该从中有所启悟，认识到只有用正能量赢得大流量，才会既有市场，更有口碑。要用好文艺批评的利器，旗帜鲜明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使文化作品供给在审美上更加正向、丰富、多元，以文化人、立德树人。只有多管齐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这股畸形审美风气。在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要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使社会文化审美实现健康发展。（陈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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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西方的角度说中国，比如抗日好作品多了去，改革开放前的《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战》、《狼牙山五壮士》那个不真实、不精典？而作者徧对改开后的《血战台儿庄》赞口不绝，还有什么《血战昆仑关》赞口不绝，为什么？因为这是国民党军队的抗日篇。其实抗日是中华全民族的大事，国共都参与了抗日，只不过阶级性的局限，两党的坚定性、主观性、贡献性冇不小的差别。如谁也不能否认，国民政府先是回避抗日、无奈抗日、时常摇摆，胜少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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