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 反映城镇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城镇化是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经过程，也是中国现代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合理的城市化可以改善环境，例如：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水利设施、绿化环境等措施，使得环境向着有利于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和促进社会发展的方向转变，降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压力。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71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200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0346万人，减少152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6.1%，显而易见中国的城镇化在一步步走向成功。那么您觉得中国成功的城镇化经验能在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广吗？希望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民众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中国和世界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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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转变：发展动力从 “土地依赖” 到 “特色产业”。过去城市发展，简单粗暴，就是靠 “卖地赚钱”，土地财政占比一度超过30%，但这种模式不可持续。2024年全国卖地收入跌破48699亿，比2021年峰值下跌了44%。制图：城市财经；数据：财政部现在要找新动力：每个城市都要挖自己的 “独家优势”。深圳、杭州、上海要继续维持并扩大以科创驱动城市发展的势头。北京、广州、成都要提升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占比。苏州、重庆要继续夯实其工业制造的底色。三四线城市也要改变千篇一律的模式，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景德镇靠陶瓷文创打响 “千年瓷都” 品牌，年接待游客超千万；苏州依托智能制造和生物医药，成为 “最强地级市”；遵义把白酒产业做深做透，茅台镇成了特色产业标杆。未来没有特色产业的城市，只会在竞争中被边缘化，而找准定位的城市将迎来 “特色红利”。在这方面，其实很多千亿县比城市做得好。晋江的鞋服冠天下。邵阳下辖的邵东，打火机之都，打火机产业占全球70%的份额。绍兴下辖的嵊州，领带产业占全国90%、全球80%的份额。商丘虞城县，钢卷尺占全国85%的市场份额。杭集的牙刷、丹阳的镜片、平乡的童车、诸暨的袜子、永嘉的纽扣、古镇的灯饰、江山的羽毛球、荔浦的衣架、澄海的玩具礼品，在全球市场份额中，都是独树一帜。这些产业即便放在地级市范畴内，也是可遇而不可求。放在县级市范畴内，则足可以支撑一个县级市的辉煌。此外，澎湃新闻旗下的“澎湃美术课”去年根据阿里巴巴的《1688 产业地图》梳理的数据显示：浙江衢州的柯城区的鱼子酱年产量已超过200吨，其中70%以上出口国外；山东的临朐县和安徽的霍邱县两地的鹅肝产量，已经占到了全球的45%。而最早把鹅肝发展为成熟产业链的临朐，就是在上世纪80年代通过丹麦、荷兰的民间组织的资助，开启了摸索饲养法国朗德鹅的产业路径。山东曹县从影楼布景和摄影服饰加工起步，到如今已经形成覆盖设计研发、剪裁绣绘、营销售后的全流程汉服产业链，占据国内汉服市场四成份额，“全国每10条马面裙，就有8条就来自曹县”。作者：余飞
(1)2004年出台的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提出，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减少挂钩，即“城乡用地增减挂钩”制度： 县域之内，城镇开发占用多少农地，可从农村新增同等面积的农地补上。比如通过拆旧区（闲置的农宅、废弃的厂房），将村民转移至小楼集中居住，原来的农村建设用地则复垦为耕地。一减一增之间，往往会节余出不少建设用地指标，农村便可将其卖到城市中换取资金，分享城市化红利。 城市购得指标后才有资格继续扩张国有建设用地、建新区。 2006年，原国土资源部选定四川、山东、江苏、湖北、天津作为首批增减挂钩试点地区，下发试点项目区183个、使用周转指标7.38万亩。此后几年，又扩大了试点范围及规模。 起初，增减挂钩的建设用地节余指标只能在县域范围内流转。2008年汶川地震后，原国土资源部为支持四川灾后重建，允许都江堰等地将节余指标在市域范围内流转买卖。此后，为支持脱贫攻坚，又允许贫困县增减挂钩节余指标在省内流转，深度贫困地区可跨省流转。指标卖到更发达的地区后，农村每亩土地的收益从原先8万元、12万元、20万元可增至上百万元。 “增减挂钩”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城市招商用地难题、缓和了城乡矛盾，因而受到地方政府的欢迎。但节余指标的流转受额度限制，且指标卖入城市后，农村会更局限于农业。 因此，2007年成都获批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在第二年制定了地方政府规章，开始探索“小挂钩”试点。 姚树荣等专家介绍，成都利用部省市三方协议，突破土地管理法，将乡镇范围内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审批权从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下放至设区的市政府。“小挂钩”项目区仅在本乡镇范围内设置，建新区的土地性质不必转化为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仍归农民集体，以此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同在2008年，成都开始探索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以“还权赋能”为核心，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农户使用权和全部房屋的农户所有权的确权、登记和颁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农地承包经营权、山林承包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以及房屋产权的规范流转——如此一来，农民拿到权属凭证后，不靠自己种地赚钱，转变为按股份享有土地或资产经营的红利。 按计划，成都将用六年左右时间，对全市农村的300万亩耕地和30万亩左右的农村建设用地进行综合整治，平均每年节约出建设用地3万－4万亩。然而，单靠政府力量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市场化机制随即被纳入其中。文 | 《财经》记者 邹碧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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