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公认为世界上有三大宗教，分别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宗教为基础，以各自的思想特点为分水岭，世界上的哲学体系又可分为三大类，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
由于哲学与文化的差异，所以在西方人眼里，自然是如何运行的，社会和人就应该如何运行。中国人讲的“克己复礼”在他们那里很难被理解和践行；而印度哲学觉得人的内心感受不是由外界刺激生起的，它可以由心灵的控制任意生起，一个人可以不必关心自然与社会，同样可以得到最终的美和解脱。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为何不建立新理念、新范式的全球一体化哲学思想体系（理论）来推动全球化的建设呢？如果您有何锦囊妙计可以安邦治国平天下，赶快来《共绘网》评论区参与讨论吧！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儒家讲仁爱，佛家讲慈悲，道家讲顺其自然，这些难道不对吗？ 当然，很多具体观点都有其合理性。 问题恰恰就在这里。 局部合理，并不能证明整体合理。 一栋危楼，用了很多优质钢筋，并不能证明整栋楼安全；真正决定它是否安全的，是整体结构。 思想体系也是如此。 任何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都可能包含不少正确观点。 这些观点，本来应该接受逻辑检验。 但当一个社会缺乏逻辑分析能力时，人们很容易犯一个最常见的逻辑错误——以偏概全。 看到几个正确观点，便推导出整个体系都是正确的； 看到几个道德主张，便推导出整个文化就是文明。 这就是我提出的一个概念：文明幻觉。 所谓文明幻觉， 就是用局部合理性，去换取整体合法性。 那些真正值得反思的底层结构， 反而因为局部正确而获得新的生命力。 例如： "善恶有报"、"民贵君轻"、"德治天下"、"顺其自然"…… 这些观点是否有合理的一面，可以分别讨论。 但它们并不能自动证明整个思想体系， 具有持续推动文明进步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很多思想体系并不依靠持续自我修正来获得生命力， 而是不断筛选、强调那些符合现代价值的部分， 再用"去伪存真"的方式，为整个体系重新建立合法性。 于是，局部正确越来越多，整体结构却越来越少被讨论。 文明包装越来越精致，文明幻觉也越来越牢固。 因此，我真正质疑的， 不是某一句经典，也不是某一个观点。 我质疑的是： 一个思想体系，是否具有持续自我修正、自我证伪、自我超越的能力。 如果没有，那么再多局部合理，也不能证明整体先进。 因为真正决定一个文明高度的， 从来不是它拥有多少正确观点， 而是它是否拥有不断修正错误的能力。
(1)什么是哲学思维，哲学是通过思想改变思想的，它基于抽象推理，探讨科学和神学无法证实的问题。这种哲学思维的核心特征包括： 反思性思维：审视自己的思想、行为及动机，不断追问“是什么”和“为什么”，以洞察本质。 批判性思维：对现有观点保持怀疑，通过逻辑和证据检验假设，避免盲目接受表面结论。 辩证思维：承认事物的矛盾性和动态变化，从整体和联系中理解问题，而非孤立看待。 抽象与概念推理：使用高度抽象的概念（如“存在”“无限”）进行推导，不依赖具体事实验证。
(0)希望一说到哲学的希望，令人颇费踌躇。如果造成上述这些危机的因素都不能消除，那哲学的希望在哪里？叶秀山先生的遗著《哲学的希望》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讨论“欧洲哲学的发展”，下编分析“中国哲学的机遇”。我同意叶先生的说法，现在是中国哲学的机遇期，因为前述之哲学的危机严格说来主要是西方哲学的危机，中国哲学是一种与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既然有所不同，中国哲学或许能够成为西方哲学的补充，弥补西方哲学的缺陷。只不过要从事这项工作，首先需要切实地理解西方哲学，与此同时切实地理解中国哲学，这两者是前提条件，缺一不可。可惜的是，这两个条件现在都不能得到满足。自西学东渐以来，不过百年之久，想当初佛教东传，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中国化，所以就我们学习西方哲学的时间来说，远远不够消化其营养，生长自己的肌体。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既不系统也不全面，更难说深入，这意味着我们所了解的似乎是一个残缺不全、时序错乱的西方哲学。张志伟
(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构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同时标志着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发展阶段。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战略全局，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给我们的经济实践带来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新挑战。特别是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冲击，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响亮的理论回应，提供了很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经济政策意见和建议。但同时，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理论体系构建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逻辑主线。 以一条鲜明的逻辑红线把相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串联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是近年来理论体系构建工作的主流方向。这种方法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采用一以贯之的逻辑线索，体系的各部分呈现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能够比较好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学说的完整性，同时有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更为扎实牢固的学理支撑。但是，运用这种理论体系构建方法的难度也很大。马克思写作《资本论》、列宁写作《帝国主义论》都是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业已成熟之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实践从新中国成立算起也只有七十多年，我们开启改革开放更是只有四十多年的时间。也正是因为实践时间还比较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内在规定性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揭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经济体系仍然处在激烈的变化、发展和演进过程之中。经济实践的复杂状况也就决定了理论上必然还存在着大量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甚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公有制与国家所有制的关系、按生产要素分配、社会主义劳动力是否成为商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包含哪些内容等一些基本问题都还存在激烈争论，这就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难以形成理论界普遍接受和认同的逻辑主线。 从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看，出现了以“经济制度—经济运行—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平等劳动等作为逻辑主线的探索，但这些构建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选择都还只是学者个人的学术尝试，还没有形成公认的标准。而且，以逻辑主线构建理论体系的做法还面临难以避免的劣势：以逻辑主线串联理论内容，这就使著作的学理性较强，但是这些学理性内容与经济现实和国家政策的匹配程度不高，在阐释党的理论创新方面显得过于学术化。某些论著选取的逻辑主线与经济实践距离较远，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结合比较牵强。作者简介：周绍东，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邹赛，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1)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