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思想家犹如先知，能看透社会运行的本质，看清事物的发展，帮助人们积极探索和谐、幸福的人生。
古今中外，世界上伟大的思想家都对人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对各个层面的学术都有着广泛研究，包括宗教、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给人类进步指明方向和目标，给人类心灵予启蒙......而如今的美西方若无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胸怀和视野，将很难诞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甚至政治家。您说是不是呢？如果您还有良知，是为公平、正义和共建美好世界而来，那就请你将《共绘网》转发出去，让更多人受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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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哲学也的确无用，它并没有帮助希腊人强盛;而东方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财富和技术等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只是到了17世纪，由哥白尼的“日心说”引发了科学革命，才让无用的哲学（科学）与有用的技术相结合，激发了实验科学的发展，遂使得西方文明迅速超越了东方文明，至今仍然居于领先地位。因此，我同意吴国盛教授的观点，即李约瑟难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伪问题”。当李约瑟追问“为什么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时候，言外之意是中国古代科学曾经很发达而且世界领先，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然而实际上除了希腊人之外，中国乃至所有的古代文明都没有产生科学，所以中国不只是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实际上也没有产生古代科学。在某种意义上说，科学求真，技术实用。古代科学是哲学，近代科学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技术”。17世纪笛卡尔所引发的哲学革命虽然试图以重建形而上学的方式为新兴的科学技术奠定基础，但是由于哲学仍然坚持自上而下解释宇宙的理性主义方式，实际上就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哲学危机的种子。简言之，哲学的危机与哲学开始“有用”（即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从17世纪起促进了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哲学中的科学因素与技术相结合，恰恰是哲学自身与科学技术分道扬镳的开始。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不具备实用性的古代科学（哲学），也就不可能有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此而论，我们如果仅仅把科学理解为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而忽视古代科学（哲学），那么恐怕我们的科学技术也走不了太远。张志伟
(0)南怀瑾大师过去几十年的努力，着重于帮助中国人领悟儒学传统的精神基础，以及如何将其与其他学问融会贯通。他以为，在过去500年里，这种领悟大都遗失了，但在今天却迫切需要。比如，他在《原本大学微言》中的诠释中指出，《大学》是一部以“领导力形成发展的七证反思空间”（知、止、静、定、安、虑、得）为根基的领导力培育手册。领导力并非来自企图心或是源自地位的威权，而是来自于一个人一生专注培育自己的深入倾听能力：既倾听当下，又倾听若隐若现的未来，以及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无论是财富、权力，还是奉承等自我关注或他人的不良影响中释放出来。领导人需要培育孟子所说的“不动心”，继而形成明晰的愿景。他们要有诚信，才能因此而建构服务于更为远大目标的真诚协作。他们要成为罗伯特·格林里夫所说的“仆人领导”，为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福祉服务。“一切如常”的领导力需要智慧，并非只需要情感。我相信，如前述例子所示，我们所需要的智慧须来自于重振各地的智慧传统，来自于展示这些智慧与我们所处困局的相关和相适。虽然这一行动超出了中国自身的范围，但如果不是中国带动这个进程，我看不出谁还会有这个力量。——彼得·圣吉《2017年<第五项修炼>系列中文版序》
(0)权威靠著述树立。 学者的权威在于能够拿出成果说话，权威也应该是那些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1968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大牌教授D．Gale Johnson曾亲口对他说，该大学经济系教师升级的衡量准则，不论发表文章的多少，发表的学报的声望，有无博士学位和名衔，等等，单论研究成就，而一个人研究成就的大小，全看弗里德曼等大师如何表态。 文学家蒋寅也曾说，“文革”前社科院文学只评过一次评职称，其过程“就是何其芳一个人说了算。何其芳对钱钟书说：你是一级研究员。钱钟书点点头。何其芳又对某某人说：你是二级研究员。某某人说，知道了。”这就是学术权威的地位与影响。 权威是靠著述树立的。弗里德曼的代表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于1962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面世，之后又被翻译成18种语言出版。何其芳能够对同行的科研能力与水平了如指掌，并做出最公允的、令人人信服评价，在于他是文学所所长，更在于他在早年就发表过大量诗歌与政论文章。（李文老师说）
(0)社会大环境如此，学校的老师在大环境里如何才能保持清高，如何保持德？大环境如此，独善其身何其困难！国家应该从大环境治理，而不仅仅是处理这一个刘宏什么老师，否则最多按住葫芦起来瓢，甚至葫芦瓢一起起。一方面更意味着，我们的社会精英，享受着国家最优待遇和最多尊崇，拥有最大话语权的那帮人，已经背弃了国家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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