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航失踪,国人悲愤,文章出轨,横眉冷对,巨蟹座男,模范丈夫,居然出轨,一片哗然,微博微信同步刷屏,声讨责骂之声不绝如缕,动不动就有网友说,”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其实作为娱乐圈的一个艺人来说,这样不痛不痒的花边趣闻实在是平常不过的事,怎么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问题就在于文章本人,他和马伊俐的婚姻在圈中广受好评,被认为是模范夫妻,文章一直公开表达对妻子的真爱,这个巨蟹座男,大而明亮的眼镜,细腻的情感,不错的演技,观众早已默认:他是一个实力派演员,一个偶像派丈夫,当他出轨的新闻传出来,好像每个人的爱情梦婚姻梦都破灭了一样,也许是现实生活过于单调,一旦公众人物的话题出现了,人们就找到了感情的宣泄口,对于文章出轨,你我他都有话要说。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上演着类似的故事,可是公众人物犯错却需要承受的更多。我们习惯把公众人物理想化完美化,作为衡量道德的标杆,一旦发现偏差,就倾向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手画脚,作为个人自私的虚荣心的靶子,人人都可以去表达自己的观点,发泄自己的不满,却很少有人会反思自己的言行会给别人带来什么程度的伤害。
批判公众人物须理性,很多时候实属人之常情。你也要批评文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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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假如的话，如果真的有十足的证据证明造假，应该通过合法渠道向监管、决策者反映，抓紧纠偏...... 而不是利用网红舆论影响力广而告之，打击社会信心，公众人物必须对自己的话负责，这不仅仅是学术讨论，有没有证据？能不能指出到底是哪里造假？而不是自己想当然，觉得不可能
(0)公知们的汉奸称号已经毫无疑问的戴在自己的头顶了。可能他们对这样的帽子也会像汪精卫等等的汉奸们一样，会觉得已经无所谓了。即使到了今天，善良的人们还是不断呼吁这些公知们，请放下你手中的刀子，回到人民一边来。如果对百姓的召唤置若罔闻，不屑一顾，甘当汉奸的话，那么中国历史等待着给这些公知们画像，并且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未来的形象，那就是像西湖边上的大奸相秦桧的跪姿铜像一样，去每一天接受万千游人的唾骂。那就是你们留给未来的形象。想一想这种结局，你们会不会感到脸上发烧发烫呢？！
(0)无论是公众人物，还是普通人出轨都是对家庭的不负责不担当，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更应该注意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且考虑到后果，作为一个有点影响的人，不是让你觉得自己高高在上的，而是让你给别人做好榜样的。毕竟我们都不是圣人，不会做到完美，每个人都会犯错，所以并不需要站在道德的最高点去强制他人；如果在一件事情上犯了错误，但是能及时改正，并且吸取教训，接受大家的监督，肯定会得到谅解。现在明星的影响力这么大，或许大到我们也无法想象，也不能理解稍微的一个小动作就可能引起无数的关注，所以要弘扬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有利于现代社会的发展。
(0)人的一生不短，问题很多。面对自己、同事和家人，我们能隐隐感觉到问题的存在，却又不知道找谁倾诉。 生活在这个信息爆炸时代的年轻人，有一样东西越早接触越好——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这个老生常谈的词我们可能已经听过很多次，但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随处可见的谣言，还是那些“为了批判而批判”的声音，其实都与真正的批判性思维相去甚远。大多数时候，我们都并不认为自己在面对繁杂信息和观点时，是一味地全盘接受、囫囵吞枣。但是，多数人又似乎没能做到有逻辑地、理智地思考并做出判断。其实，这恰恰是由于我们在思考时陷入了一些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逻辑误区。
(0)有前科的公众人物，在面对吸毒事件不深刻反省自身，劝诫他人，还一副“我罪不至死”的态度。满文军这样一番言论，自然是引起了网友们的共同讨伐。封杀，比真杀还惨无人道。那么，请问那些因为你吸毒而真的牺牲的警察们，又该如何去要一份公道。一个公众人物，犯了如此大错，再出现在公众场合，容易造成一种局面：吸毒没事儿！改了就好！可是，这个世界吸毒后不再复吸的究竟有多少呢？ 没有多少。所以，要想当公众人物，就要别犯大错，这和什么“浪子回头金不换班”、“一失足成千古恨”根本不是一回事儿。他们只想的是自己，没有想到社会。被封杀这些缺少社会责任感的人共同的宿命。
(0)因为一个安检章的问题，潘石屹在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与深航员工发生冲突。而在潘与女地服争抢旅客监督牌时，由于动作过大导致监督牌刮伤了对方下颚。 事件发生后，网络上一片哗然。众声汹汹几乎都在指责潘石屹作为公众人物，在公共场合的举止未免过于粗鲁。何况就事论事，地勤只是做了其工作范围内应该做的事情。在本次事件中，潘石屹必须为自己的粗鲁行为道歉甚至赔偿。至于机场工作程序方面的问题，不应成为随意发脾气和行为失控的借口。 不过，许多人因此而指责潘石屹的行为代表了权贵阶层的特权思想等等，也未免过于上纲上线。此次小潘发火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推己及人，就连普通人也有搂不住火的时候，发脾气也未必就表示其人格有多么大的缺陷。况且造成旅客监督牌刮伤下颚并非有意为之，而潘石屹已在微博就此公开道歉。不管这种道歉是出于什么考虑，尚可说明其悔过的态度。 当然，类似发飙的行为如果单独看的话只是一件小事，但综合近年来的许多案例却会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始终存在一股戾气，而且越来越浓。在机场大厅，旅客会因误机而大吵大闹甚至冲上停机坪阻止飞机起飞；近年来患者家属因对医疗问题的不满而到医院吵闹，甚至杀伤医生的事件屡屡发生；几天前某中学老师在高考前制止高三学生集体撕书的行为，结果被打伤入院。而在本次事件中，甚至连经常以理性自居、理性发言的公众人物小潘都不能幸免，一瞬间变成歇斯底里的角色。而类似公众人物发飙的行为并非孤本，2010年汪峰在香港机场同样因为吉他被阻止带上飞机而对工作人员大吼大叫，令人侧目。 在日常生活经验中，只有小孩子才会经常用发脾气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要求。这是否说明我们社会中很多成员的心智其实尚未成长？而从客观角度看，这个社会是否为公民人格的养成准备好了相应的制度条件和行为回馈机制呢？答案可能也是令人失望的。 在上述案例中，我们所看到的不当行为很少得到相应的惩罚，由此鼓励了上述充斥戾气的行为的拓展；而投诉机制和渠道的不健全，也限制了人们通过理性渠道解决问题的想法。 匹夫一怒，流血五步；君王一怒，流血浮橹。很显然，如果这个社会中每一个成员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和行为，那么我们都将回到丛林时代。越来越多的社会戾气流布当头棒喝地提示我们：虽然经济现代化尚未收功，人的现代化已必须提上日程。在一个戾气遍布、社会粗鄙化的环境下，如何通过制度环境的建设，促进公民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以培育相应的公民人格，是我们时代的国家和个人都要思索的问题。（转载：社会戾气下公民的心胸培育）
(0)韩国总理郑烘原辞职的消息，引发韩国媒体和网友的热议。韩国NewOne新闻网评论称，现在国民对政府极其不信任，郑烘原的辞职，是政府重拾国民信任的一种做法。而韩国分析人士指出，总理辞职行为与韩国的知耻文化氛围有关。 据媒体介绍，韩国社会辞职、自杀风盛行，涉事官员在辞职信或自杀遗书中，他们都将“愧对国民”、“深感不安”，“辜负了选民、党员对自己的信任”等，作为辞职或自杀的原因。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爱惜自己的名节，比平常人更注意自己的言行与操守。 这个消息，让笔者想起了前几年自杀身亡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最近热映的电影《辩护人》据说就是以他为原型。2009年，卢武铉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他那让人褒贬不一、荣辱参半的一生。生前，他因腐败、裙带嫌疑遭到指控，身败名裂;死后却因以死谢罪、知耻敢当的勇气，赢得部分国民的惋惜和钦佩。 卢武铉在自己的最后一篇博文中说:对自己哥哥及好友“受贿”事情表示“百口莫辩”。他表示，即使说自己不知情，也无法获得国民的原谅，“在那个情况下我已经无法说更多的了。我说什么都会招致人们的愤怒与嘲笑。我也没有脸再说什么了……现在只剩下低着头，向国民请罪的事了”。当时韩国媒体也指出:卢武铉是个有洁癖的人，但发生违背本人原则和价值观的事情时，他会作出极端的选择。 可以说，无法承受的耻辱感是卢武铉自杀的直接原因。当然，单纯的耻辱感并不具备这么大的威力，韩国司法、行政部门的紧追不舍，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还有舆论监督、公众压力，联合起来，加重了“耻辱感”的力量，最终压垮了卢武铉。 这种“耻辱感”就是一种敬畏心，只有知耻，才能控制自己、把握自己、约束自己，谨言慎行;只有知耻，才能对不好的行为脸红心跳，不敢触碰道德底线;只有知耻，才能明是非，知荣辱，解善恶，正确认识过失、错误、主动改正。中国人曾经信奉“知耻而后勇”，知耻是一种力量和境界。 顾炎武曾说:“人之不廉，而至悖礼犯义，其源皆生于无耻。”的确，看我们身边的一些官员腐败案例，无论贪腐数额多大，情节如何令人发指，渎职滥权捅的篓子多大，贪官们很少因为自责而选择终结自己生命的。而且，他们还会多方为自己辩解、开脱，利用一切手段为自己寻找“翻盘”的机会，缺乏真正面对罪恶从而真正忏悔以获得救赎的勇气。他们心中没有荣辱、没有敬畏，只有无尽的贪欲。“知耻”的是非观念被各种“潜规则”所替代，所以他们敢于违法犯罪，而且没有底线、没有边界。 一些人之所以不“知耻”，除了个人修养的问题，还和周围的环境有关。如果“知耻”而廉洁与“无耻”而腐败的获得之间，如果“知耻”而守纪与“无耻”而违法的收益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在少数地方，无耻的人更容易得到更多的利益，获到更多可见与不可见的“好处”，赢得“尊重”，那么，人们因“知耻”而尚存的良知会逐步消逝，不知羞耻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所以，营造良好的廉洁环境，弘扬“知耻文化”也很重要。既要注意思想教育、制度管理、监督规范，也必须进行廉政文化建设，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是非标准，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让官员懂得什么是荣，什么是耻，知荣辱、明是非，有责任、有敬畏、敢担当。让无耻之徒没脸见人，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转载：韩雪《郑烘原辞职与[知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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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评人虽然不接触新闻事实,远离新闻现场,但应该有一种远离现场的谦虚与谨慎,耐心等待那些在新闻现场采访并接触过新闻当事人的记者写出报道再作判断。缺乏对具体事实的把握,不了解前因后果,如何去归因归咎并透视问题根源呢?可一些人不仅没有那种不在场的谦逊,甚至洋溢着一种不在场者的道德自负,将自己的脑补凌驾于事实之上,越是远离事实越是自负。一位著名记者说过,“我们对于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断,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强烈的单纯判断。”在现场的记者都还不敢轻下判断,而网上的评论却迅速泛滥成灾。“知道越少却判断越多”已经成为一种不治的“时评癌”,某些所谓的时评写作者在网上听了一半,只理解了四分之一,进行了
(0)一、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何以成了问题？ 今天的人们对民主自由有无普世价值，争论不休。一方说：一切民族和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民主自由就是有普世价值的好东西。另一方说：民主自由要分清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普世价值的东西。 可是，在1949年之前的毛泽东那里，这是不需要争论的。1945年8月底毛泽东赴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战后和平和建国问题。路透社记者甘贝尔向毛主席提出问题：中共对“自由民主的中国”的概念及界说为何？毛主席答：“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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