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早之前我们就知道其他国家的环保污染,像是伦敦光雾事件、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美国三里岛事件、日本熊本水俣病、印度博帕尔事件……
各国应该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具体内涵是,代价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续;根本要求是,大力推进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融合;基本目标是,建立健全六大体系。这是中国环保新道路的核心内容,这也是对于经济工作的具体要求。前中国环保部长周生贤也曾说过,如果照搬发达国家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一个是走不起,再一个走了也不起作用。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一定不能再重蹈它的覆辙了。您的看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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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污染,后治理”成为一些地方发展的路径,或许在一些地方政府管理者的心中早已意识到发展经济、保住GDP的想法,势必与环境污染有所抵触。熊掌和鱼虽不能兼得。但为了囿于利益、责任、地方形象,为了给自己管理一方留下的光彩的一笔,对污染企业重错轻罚、明罚暗保、以轻罚将污染行为合法化,也就不足为奇。经济发展靠企业,环境保护是硬任务不可或缺,绿色发展更是大趋势。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两不误,让天常蓝、水常清,人民群众获得感满满,污染治理就不能依赖媒体曝光。
虽然「一带一路」国家多属低至中等发展经济体,但随着逐步踏入工业化发展,当地越来越多民众关注工业化带来的污染问题,迫使政府规划者和开发商在有关工业发展项目更注意环境保护。事实上,环境评估已成为不少合作区的投资要求之一,而且这些经济合作区主要建立在未曾开发或农村地方,工业发展难免对环境造成影响,而中国内地企业在环保方面仍有待提高正面形象,部分合作区附近居民针对一些中资企业带来污染的抗议行动偶有发生,对合作区的长远发展带来一定影响。而且,规划及兴建有关环保的基建设施需时,亦需进行足够投资,若不能赶及有关合作区发展项目,可能产生难以挽回的环境和污染问题。
印度发展从来不搞先发展后治理的模式。印度独立时,美国著名化工大王杜邦 拜访印度向尼赫鲁总统建言,在印度开设化工厂。 被尼赫鲁总统拒绝, 他说,洁净的恒河水是印度人的母亲河, 绝对不能有一丝污染。 60年来印度从来没有化工问题, 并且建立了以机械,钢铁,生物技术, IT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工业。
现在社会随着工业化建设的推进,国与国之间高科技武器装备的比拼,工业、汽车、化学等污染日益严重,人们对地球的空气、水土、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也导致地球本身的运行轨道和磁场发生某些变化。另外一方面,大自然空间瞬息万变,我们所处的太阳系正在逐步的衰变,太阳的衰老以及其他星体的突然爆炸、消失都会对我们生存的地球家园造成巨大的影响。若是家园遭受巨大的灾难,身处其中的人们又如何能够独善其身呢?
空气污染问题自古就存在,甚至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伦敦则自13世纪开始尝到空气污染的痛苦滋味,其时,需要高温煅烧的石灰窑成为污染的主要来源。随着煤的广泛使用,至16世纪末期伦敦的空气污染问题趋于严重。重度污染“培养”了17世纪英国第一位环保激进主义者约翰•伊夫林,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肯内尔姆•迪格比、约翰•格兰特等环保学者。他们积极寻找空气污染的根源,研究空气污染跟疾病和死亡的关系,并向皇室提出了一些补救方法。然而,环境理想主义势必会与经济考量发生冲突,王室、议会和教会之间矛盾激烈,这批最早对伦敦福祉存在的风险有着清晰把握的人物,最终没能得偿所愿地落实其计划,伦敦的空气污染依然如故。
如果提到英国北爱尔兰城市贝尔法斯特,国人可能并不熟悉,但如果说起泰坦尼克号,却会唤起很多人的回忆。贝尔法斯特正是泰坦尼克号邮轮的制造和下水之地。记者近日跟随欧洲华人旅游业联合总会赴英国北爱尔兰参观考察,得以目睹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造船之都的历史变迁和转型之路。 十九世纪末的贝尔法斯特是英帝国时期发展最迅速的新兴都市,亚麻制品、绳索制造、烟草生产和威士忌制作,是让贝尔法斯特得以经济腾飞的主要产业,其中以造船最为著名。历史学家、《泰坦尼克》一书的作者斯蒂芬•卡梅隆说,贝尔法斯特不仅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还有最大的玻璃制造厂、绳索制造厂和烟草制造厂。当时在贝尔法斯特,城市中弥漫的除了烟草的香味还
风过气清,北京重见蓝天,整个华北都在努着劲儿透气。如果问一声,雾霾是否还会重来,北京是否还有可能重启空气重污染红色警报?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在10日举行的发布会上,北京市有关负责人表示,这个城市从2013年到2017年,预计投资7700亿元治理大气污染。这位负责人提出了耐心、信心还有实际行动。这意味着,即使如此,让人民呼吸清洁的空气,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我们需要抱定长期的观念。 我们觉得表达还应该更清楚一些:需要坦诚地告诉公众,对雾霾之战,是一场不存侥幸和浮夸的持久战。这不仅事关北京。应该承认,当注意力聚焦于这个国家的首都时,我们很容易忘记,雾霾肆虐绝非北京一地,华北一些县市祸害更深更重。甚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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