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GDP的增长，国富民穷成为人们不想承认却又不得不面对的残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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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利率均衡没有实际意义新古典理论认为当利率降至零也不能实现储蓄与投资相等时，可以实行负利率，达到负利率均衡。然而，负利率均衡是一种数字游戏，只是在数学层面有意义，在现实经济中没有实际意义。负利率对于货币经济而言就是储蓄或者购买债券的收益率为负，但对于实体经济来说，负利率均衡表示企业要为多生产出来的产品付钱，即生产者要将一部分生产出来的产品亏本卖给消费者，如此才能达到充分就业。然而作为理性的生产者，为什么要多生产出来这些产品进行亏本销售？当产品利润为0时企业就会停止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产出不会达到充分就业产出。因此，实体经济的负利率均衡是没有意义的。一些经济学家希望通过提升通货膨胀率来实现实际负利率，即假如均衡利率为-10%，则只要将通货膨胀率提高到10%就相当于在银行利率为0的情况下实际利率为-10%。然而，这样的做法并不能解决储蓄过剩问题。为使问题简化，假设10%通货膨胀一步到位，则所有商品的价格都上涨了10%，原来100元的商品变成了110元，物价上升了10%，人们的收入也随之增加了10%，储蓄总额同样增加了10%，在这种情况下印钞只是使物价发生了改变，人们实际收入、实际消费、实际储蓄与实际投资均维持不变，储蓄超过投资的情况仍然存在。虽然通货膨胀的发生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渐演变的，但上述结论仍然成立，只是演变的过程会较为复杂。即使通过不断印钞使通货膨胀率持续维持在10%，也不可能实现负利率均衡，因为消费者与投资者会充分考虑通货膨胀率后调整消费、储蓄、投资、资产配置等，而不会坐等通货膨胀损害自己利益。负利率均衡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为某个负值能达到储蓄与投资相等，是一种静态均衡。比如在通货膨胀率为0的情况下达成储蓄与投资均衡的利率为-10%，按照负利率均衡要求需要将通货膨胀率提高到10%。然而，一旦通货膨胀率提高至10%，则原有的物价体系将会发生改变，人们的收入、消费与投资就不再是通货膨胀率为0时的数值，而是改变为通货膨胀率为10%时的数值，投资与储蓄之间的实际缺口并不会改变，更不可能实现均衡。此时如果要实现均衡，理论上需要额外增加10%的通货膨胀率，这显然成了不可能实现的悖论：在一定的通货膨胀率下再增加一个通货膨胀率能实现储蓄与投资均衡，但增加新的通货膨胀率后已经改变了原有的通货膨胀率。事实上，假如高通货膨胀率能实现储蓄与投资均衡，那么滞胀时期宏观经济应该投资旺盛、GDP快速增长，而不是经济停滞。从投资收益角度看，实体经济的负利率没有实际意义。利率是货币的价格，货币收入对应实物收入，利率受投资收益影响，投资收益高则利率提升，反之亦然，实体经济的负利率意味着实体投资收益为负，这样的投资对整个社会有什么意义？谁会投资？此外，储蓄者也可以通过将收入储存到其他产品或者市场上来规避负利率对自己的损害，比如窑藏现金、投资房产等。同时，负利率本质上是由于实体储蓄超过实体投资，表明消费需求跟不上投资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强行通过负利率来刺激投资增加会导致更加严重的投资过剩，这显然更加行不通。最后总结一下，负利率的实际含义是：市场上储蓄超过了投资，多出来一笔钱（假设是1万亿），现在只要某位投资家愿意借出来投资并亏损10%（亏损1千亿）就能实现经济均衡，达到充分就业。问题是：这样的傻子哪里能找到？当储蓄不能全部转化为投资时，就会存在产出缺口，此时经济是受需求约束而不是供给约束的。包海松
(0)降低利率可以刺激企业投资，但如果利率已降至接近零，如美国近年的情况，降息空间有限，难以通过降息进一步扩大投资。随着经济发展，对投资规模的需求增大，但由于利率已达底线，企业无法通过降息获得更多投资机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现象出现。
(0)金融机构进一步降息，给实体经济和居民让利。 我们国有银行现在每年实现的利润，占全社会企业总利润的比重过高，银行已经成了实体经济甚至地方政府的吸血虫，这是一种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不合理、不均衡的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实现的利润占全社会企业利润的比例，也没有这么高，国内金融机构存在的高食利畸形状况必须调整和扭转。 今后要推动金融作为服务业的本质转变，形成金融业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赢的和谐生态。要坚持和贯彻金融行业的人民性和普惠性原则，引导国有银行进一步下调贷款利率，充分为实体经济和老百姓让利。 具体到金融服务消费复苏而言，要继续下调存量房贷利率和消费贷款利率，让老百姓的债务负担进一步降低。监管部门要打击互联网平台的高利率贷款行为，禁止国有银行和第三方机构合作推出高利率贷款产品，加重老百姓的利息负担。 有关部门要保持清醒的认识，金融行业还有很大的利率下调和减小息差空间。在金融机构给实体经济让利的过程中，不要动辄就被“金融风险”“金融安全”这样的说辞和借口吓到。当实体经济都不挣钱，全社会都在给金融机构打工，这才是最大的金融风险，这才是寅吃卯粮的最大金融隐患。所以在推行金融机构让利的举措中，必须打破部门和小群体既得利益的阻挠干扰。 亚当特烦恼
(0)问：结构性货币政策是否加剧了货币在金融系统里的空转？偏向化的结构性政策带来利率的扭曲，是否加强了民营及小微企业的利率压力？ 王小鲁：实行结构性货币和信贷政策本意是想支持实体经济、改善小微企业融资条件、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但因为很多体制和政策问题没有解决，这样的结构性政策往往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例如，大银行给小企业贷款，信息不对称，风险大，只能提高利率以对冲风险。加上如果总想支持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不到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就必然导致不平等的融资条件。这些问题需要改革金融体制和银行管理制度，反思和清理各项政策，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来源：中国企业报
(0)伴随着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积累方式的变化，东亚地区的现代化正在经历“国富主导型”“对抗型”向“民富主导型”“并存型”转化。邓小平同志关于储富于民，抓住机遇，发展经济的思想，是探索新形势下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逻辑出发点。以政府指导下社会财富在民间积蓄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模式的建构，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民间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参与等理论与现实问题开拓了新的视野。
(1)强调政策落实效果，增加农民土地收益。在最新版土地管理法的基础上，完善区片综合地价的定价细则，建议从中央层面设定各主要城市平均区片综合地价的可浮动参考标准，从省级层面设定省区内其他城市区片综合地价的可浮动参考标准。参考标准也要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刘奇）
(1)财政政策要优先于货币政策。稳增长，国务院已制定了33条措施，包括方方面面。哪些是重点？下面说说我的理解： 第一，财政政策要优先于货币金融政策。 现在不是货币不宽松，是贷款放不出去。4月份M2增长10.5%，相对于当前经济增长而言已经相当高。问题是企业面临市场萎缩和生产受阻，不敢贷款。再多放货币，必然进一步导致金融泡沫、结构失衡。为此财政政策减税降费为企业脱困应优先于货币金融政策。 第二，财政政策重点不应放在扩大政府投资，首先为企业减负，和改善民生、启动消费。 政府投资不能代替企业投资。基础设施很多领域已经饱和，一定要找投资项目，必然大量上马无效低效的项目，导致无用投资，浪费资源，扩大负债和泡沫，反过来会挤压企业需要的资金来源，挤压居民消费。 一个重点是保障失业人群基本生活。很多农民工参加失业保险但领不到保险金，要扩大保障范围，简化手续，应保尽保。还有很多人未能参保，财政应额外拿钱对未纳入保障者发放失业救济。目前小微企业纷纷倒闭，对倒闭的小微企业也应进行紧急救济。有些人主张发消费券，可以发，首先要发给失业者，作为失业救济的一部分。第三，防疫措施要精准有效，避免形式主义，避免一刀切，去除那些防疫效果有限，但严重影响企业经营和居民生活的措施。改善企业营商环境。疫情是危害，经济垮了是更大的危害。（作者网易研究局）
(0)“治国之道，富民为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要稳步朝着这个目标迈进。这就要求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来源：人民日报评论）
(0)央行：目前企业贷款利率为改革开放以来最低水平 ，下一步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报告中提及，第四季度我国经济恢复企稳，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精准、合理适度，注重做好跨周期调节和跨年度政策衔接，前瞻性、稳定性、针对性、有效性、自主性进一步提升，货币信贷保持平稳增长，企业贷款利率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下一步将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边际变化，加强对财政收支、政府债券发行、现金投放回笼和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调整等不确定因素的监测分析，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为中枢上下波动。完善货币供应调控机制，持续缓解银行信贷供给的流动性、资本和利率三大约束，培育和激发实体经济信贷需求，引导金融机构有力扩大信贷投放，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健全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多渠道补充商业银行资本，加大对中小银行发行永续债等资本补充工具的支持力度，提升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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