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把陆丰市公安局党委原委员、碣石镇镇委原副书记赵海滨戏称为“房爷”，坐拥192套房产，这都是他利用虚假身份下海经商的累累硕果。之所以能保留公职从事经商，这得益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系列鼓励官员经商的政策性措施，不能否认的是，这些措施造就了如今中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但其也滋生了一群贪图利己的官员，他们利用职权光明正大地赚钱吸金，破坏着公平自由的市场。2004年起政府对公务员经商明令禁止也抵挡不住这些人前进的脚步。赵海滨被双规，可遥逍法外的还有更多的漏网之鱼。官员能从商吗？还有多少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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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校长要求所有学生须备齐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记录、户口本、身份证……等等的复印件才能入学的时候，校长的亲属就一定在校门口开好了文印店，价格比正常高几倍。就问你要不要上学就行了，要就乖乖掏钱！
(0)从2008年汶川任县委书记，到2018年被查，十年时间，青理东从一个敢作敢为，一心为民的“公仆”，到贪污受贿生活糜烂的赃官，即使演技再高，那么多的党委政府的监督机构难道就是摆设吗？期间，所有的高层领导和监督机构就没有接到过群众的举报吗？“两面”官员被揭掉面具，身败名裂，对监管部门也是提醒：要对那些习惯于表演的官员打个问号，也要对那些张口“廉洁”、闭口“清正”的官员多加求证。正所谓“听其言观其行”，真正的清廉绝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有学者建议，应科学完善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并全方位、多角度地考察干部的“德”，防止失实失真。诚如斯言！除了及时清除“两面”官员，更需净化政治生态防止“两面”官员出现。在目前的政坛，像青理东这样的“戏精”官员应该还有，要预防腐败，不能仅仅是打掉一个苍蝇老虎，要从制度上抓起，从根子上抓起。这样，才能够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才能给老百姓一个干净的社会环境！这才是青理东案给我们的启发，才是我们应该反省的地方！
(0)在中国，我们最讨厌的就是官商勾结，而在美国，人们不必担心这点，因为官就是商，商就是官，只是一个头衔不同而已。这些大财团的总裁合伙人摇身一变就可以掌管CIA甚至整个国家，当然他们在自己公司的股份从来没有动过，是为了拿年仅30万美元的总统年薪为美国人民效力还是为了从经济集团那里获得取之不尽的金钱为他们效力？
(0)泱泱华夏，5000年文明，到头来才不到100家百年老店，这里有三个主要原因： 一是中国企业的身段比较强硬，不象日本企业家身段比较柔软；就目前日本形势分析，这个国家的许多企业家行事非常低调，大财团和企业一般都不进入政界，老板都在幕后，出头露面的事都交给代理人来干。 二是历朝历代中国企业家喜欢官商勾结，企业做大之后就千方百计要进入官场，也喜欢巴结朝廷，好处是能够得到官府的保护，坏处是一旦朝廷或者官员垮台就会有灭顶之灾。 三是中国企业“潜规则”意识比较强，注重垄断，没有工匠的耐心和毅力；渴望赚快钱、赚更多的钱，往往不太考虑长远战略，不重视“回头客”，都是“一锤子”买卖；赚钱的目的要么是为了享乐，要么是为了买官做官，再要么就是把钱贮藏起来供子孙妻小使用。 比较中日两国企业的经营理念会发现：对于企业的“强大”有着不同的理解。日本人认为：寿命长短是衡量企业的“强弱”程度，而不是外表“强硬”。只要企业的寿命足够长，确保企业经久不衰，就代表着“强大”。而中国企业家讲究的是“官商勾结”，靠山的“强大”程度决定着企业的“强弱”，因此与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终成了官府手中的玩物，结果把自己害惨了。
(0)首先当官经商是指国家干部私人办公司经商，那是腐败的根源；而现在的国有企业是集体领导，企业的老总、董事长是有国资委任命的，且有任职期限，如犯有错误，经查实后可以撤职、查办；如有触犯法律可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0)他们如果经商就会利用手中职权为自己牟利了，如果有个项目他正好符合，那他还会公平的和别人竞争，招标吗？准保自己就把这项目给自己的，可真是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了，世界各国一般都规定主要官员是不能经商的，不然国家总统开个公司不就垄断了？
(1)为了中国社会的真正清正廉洁，必须从法律上禁止任何公职离任后（包括正常退休）不得利用原来的职务影响去从商，例如在具体行业上，曾经在政法战线工作过的官员，终生不得从事律师行业，这样才能保证司法公正。从大的方面来说，必须禁止只要当初进入到公职行业，必须保证离任公职之后不得经商，当初为了当公仆必须要坚守一辈子的清贫，否则就别想着去当官，必须坚守“当官即不许发财”理念，如果离任去经商发财就是违背了当初的承诺，完全是违约行为，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是为了发财去当官，这样能会有清正廉洁的官员吗？这样能让政府廉洁吗？恐怕完全是不可能的。因此，官员离任从商是政府清正廉洁的一把无形杀猪刀，最后必将杀死官员自己，更会杀死政府自己，让政府失去最重要的民心。为此，必须禁止官员离任后从商，必须从法律上绝对禁止，才能保障最大限度的公正和清正廉洁，否则将必然制造出腐败的政府和官员。
(0)就说官员吧，当了官，执掌了权力，按说就应该临渊履冰，好好治国，替百姓多办些正事。但不，纱帽若是熊掌，一旦到手，眼里就盯着了鱼——当个学者好不神气。于是千方百计要弄个博士头衔。认真读点书，弄顶方帽子戴戴，过把瘾，本也无妨，但他并不读书，只是要那头衔。待到弄到，可以收手了吧？又不，他就一本正经当起了“专家”，放着政事不理，走穴讲课，独揽课题，出国参加学术会议，接受各界咨询，比教授还要教授。如果官再大一些，说不定又觊觎两院院士呢。官员乌纱博士衔，该称心了吧？不，毕竟经商来钱更快。于是，他还想当老板。好在企业巴不得与权力挂钩，于是，明的、暗的，一个个又兼起了董事长、总经理，次一等也要参股分红。中国某些行政效率不高，同一些官员贪多务得，不务正业，大有干系。
(0)43岁的陈江曾有几个不同的身份：尝遍生活艰辛的穷小子、颇为成功的商人、春风得意的镇长、仕途顺利的商务局局长……而现在，他只剩下一个身份——阶下囚。错不该“把官职当作生意来经营”，陈江在深墙内写下对自己最无情也最客观的剖析。生意怎么做？用个人资本，通过合法手段，追求自己最大化的利益。正如陈江之前开的餐饮店，守法经营，获利再多也无可厚非。官员怎么当？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追求最大的利益。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用个人资本获取个人的正当利益；而后者，行的是公权，只能为人民谋利，不能为己谋私。陈江，正式混淆了做生意与做官的本质区别，拿了“公权”获取“私利”，最终落得悲惨下场。经营官职，践踏的是为民宗旨。权为民授，服务人民是权力的本质，体现在公职人员心系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不计报酬。如果将权力视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作“发家致富”的“资本”，就会偏离服务人民的正确轨道，势必车毁人亡。为官岂能靠“经营”！只相信金钱力量的人，最后都会败给金钱。防治腐败，纯净思想观念是基础。唯有加大执行力度，筑牢“不想腐“的保障机制，才能断了诸如经营官职的念想，打造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大气场。
(0)你信不信：“苍蝇”没有“老虎”个头大，可有时候危害却一点也不比“老虎”小。少数地方、部门存在的“处长经济”“科长经济”，就是这样的一群“苍蝇”：在巴掌大小的地盘上，这些人都能把可以掌控的公权透支成个人的私立。这种“经济”显然已在少数地方、个别部门、部分干部成了习惯，制造了交易的市场，还养活了一些饭店、礼品店、歌厅、洗浴中心等产业，“不怕处长将原则，就怕处长没爱好”。“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折射除了行政审批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一些部门“权力”很大，但实际上却分解、掌握在几个关键处室中，具体权力又落到了几个人手里，一个处长、一个科长的一支笔、一句话，就可能涉及成千上万的资金、项目，主导一个地方、一家企业的命运。进一步改革简化行政审批，市场能办的就交给市场，备案能行的就不必报批，这都能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上述问题。不可否认的是，我们数量庞大的处长、科长队伍中，总体上充满正能量，绝大多数是为民务实的优秀干部。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同时，我们要进一步放大他们的正面影响，让部门行政之路干净、清洁起来，少数“苍蝇”才会无容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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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大思想家董仲舒在其代表作品《天人三策》中,曾经严厉地批评当时盛行的官员经商之风,并且义正词严地提出官员和官府不与民争利的朴素民本思想。他认为,一个合乎于“天人相应”的基本法则,就是人和自然一样,如果在某方面已经拥有了特殊利益,就不能再贪图和攫取其它方面更多的利益。据此,董仲舒提出了一套理想的治国原则:“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他说上古三代圣君明主治世的基本规律,也是人必须符合天道的道德规范:凡是获得爵位和官禄的贵族和官员,就不能经营农业,也不得搞商业。董仲舒在这篇著名的策论中,举了一个经典事例——后来因之成为传诵千古的典故:在鲁国做国相的公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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