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事实如此，在受到疫情、金融危机、政治困局等多种因素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疲软期，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也甚嚣尘上。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通俗来说，就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而且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
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也存在减速：一是各种红利的消失，如人口红利、转型红利等；二是产业结构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转移；第三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生产要素报酬率的下降；第四是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同时，自由职业（含直播带货等）、慢就业和“炒卖”者（中间商）逐渐增多，一些人或家庭（家族）有了一定的积蓄，就容易躺平，工作动力明显不足（俗称啃老族）。加上老龄化日益严重，使得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脱实向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此，您怎么看待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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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正在步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漩涡。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场席卷国家命脉的深刻危机！过去一年的经济表现像是一记重拳，将我们从过去的繁荣幻梦中无情击醒。货币政策、财政刺激、减税降费……这些手段全数登场，但收效甚微。我们必须直面这四大历史性难题，看清卡住中国经济咽喉的，是怎样的四座大山！一、人口老龄化：沉默中爆发的国家级“核危机”老龄化，不再是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而是一头吞噬经济的无声猛兽。2022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4.9%，一脚迈入超老龄化社会的边缘！劳动力锐减、创新能力削弱，直接拉低经济增长的天花板。而更触目惊心的是，养老和医疗的巨额开支正将地方财政拖向深渊。债务负担雪上加霜，一场社会危机正在潜滋暗长。每一个“银发浪潮”的背后，是生产力的持续下滑；每一张养老金账单的背后，是财政负担的步步逼近。我们今天的对策稍有迟缓，明日可能便是全面崩溃！老龄化不是未来的隐患，而是当下的国运危机。
(0)中国确实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基于目前收入差距悬殊、国内消费不足的现实，我认为中国确实有很大风险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差距悬殊直接影响国内消费，造成内需不足、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失衡，而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扩大内需又导致产能过剩和其他无效投资，影响经济发展。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经济增长会持续乏力，最终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但导致这种危险的原因，无论从国内情况还是国际经验来看，主要都不是所谓的过度福利化。首先我们看那些成功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上世纪以前，西方国家贫富两极分化严重，没有健全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制度，导致收入差距巨大，而且不断爆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来，西方国家在保持市场机制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陆续建立了一整套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改变有效减少了收入差距，改变了早期资本主义贫富分化严重的局面，缓解了社会矛盾，减少了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不衔接造成的经济危机。王小鲁：著名经济学家，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1)人口老龄化：中国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还是“垫脚石”？ “经济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人口现象。”这句话道出了人口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人口不断增长，劳动力充裕，经济自然充满活力；反之，人口减少，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势必受到拖累。这正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速下滑的一大原因，而如今，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尤为严峻的是，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远超其他国家，这得益于我国长期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种“未富先老”的现象，无疑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以日本为例，其在1994年进入深度老龄化时，人均GDP已高达3.99万美元，稳稳地迈入了发达经济体行列。相比之下，中国在2021年步入深度老龄化时，人均GDP仅为1.26万美元，仍在向着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奋力前行。职场小白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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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资本炒作，人心静不下来了，没时间看蓝天白云，没时间看山川河流，没时间观察小苗的生长过程，没时间看白鹅戏水，面色凝重，脚步匆匆，满身的疲惫！脑袋不知道丢那里了，没有了静坐思考，何来……
(0)银发经济领域。银发经济是经济减速、老龄化时代“唯二”比较确定的大机会。 我们需要理解银发经济的规律和老年人消费的特征。通常，当一个经济体步入老龄化、深度老龄化阶段，政府财政支出逐渐转向家庭福利，尤其是养老金。换言之，大量的税收和政府债务融资转移到退休老人手上。退休老人的消费能力、预期和偏好，对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机会影响很大。 泡沫危机后，日本老龄化和大衰退，这两个周期是叠加在一起的。二者可能相互影响，老龄化可能加速了大衰退，大衰退可能加剧了少子化和养老压力。实际上，泡沫危机爆发后的1993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扩张基建投资，试图拉动总需求，填补房地产投资下降的空缺，从而抑制经济增速下滑。但此举效果不大。随着老龄化加速，养老金支出和利息支出规模越来越大，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财政转移到社会保障上。 政府对养老金的投资力度基本上决定了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我们看一个关键指标，叫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指的是养老金占工资的百分比，假如一个人退休前的工资是10000，退休后的养老金是6000，那么养老金替代率就是60%。它能够衡量老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落差。世界银行组织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 目前，日本养老金替代率大概是61%，稍微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58%，低于美国的81%和北欧国家的普遍水平。日本一对退休夫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大约是其退休前工资收入的六成，与年轻工薪夫妇的月工资收入差不多。所以，尽管日本政府负债累累，但日本老年人有消费能力的。 在同等收入的情况下，老年家庭的消费预期低于年轻家庭，原因是复杂的。或许跟生命周期有关系，老年人消费活力与兴趣下降；或许跟信贷市场有关系，年轻家庭更敢借贷消费。 最后，老年人的消费偏好定然有差异，更多转向跟健康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医疗器械、生物制造、老年人食品、养老服务、陪伴型机器人等等。比如，日本的GROOVE X株式会社是做陪伴型机器人的，明治是一家大型的食品公司，开发了不少适合老年人身体的食品。 如今，日本的银发经济非常成熟，国内不少大健康类企业也去日本考察大健康和老龄化市场，学习日本企业如何做好大健康。不过，我们也需要了解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和银发经济特征。首先，当前中国生育率比日本还低，少子化正在加速，中国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速度比日本还快，这是一个确定的事件。 其次，中国老年人的养老金处于什么水平？目前，中国养老金替代率大概是41%，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另外，中国养老金存在“三轨制”，农村老人每月领取两三百元，职工平均养老金是农民养老金的17倍，体制内平均养老金是农民养老金的20多倍。最后，中国普通家庭的老年人消费预期更加保守，更倾向于储蓄，将仅有不多的养老金留给另一半、下一代、孙一辈。 所以，养老金替代率低、养老金不足、“三轨制”，是中国银发经济的需求特征。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银发市场是一个不均衡的市场，存在结构性的机会，主要购买力来自体制内退休人群。回归到具体市场上，受传统文化和购买力的约束，养老院服务是一个不好做的市场，轻型社区养老也是叫好不叫座。老年人健康食品、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大有可为，可穿戴的医疗仪器和提前干预医疗机会很大。比如种牙市场，所谓“老掉牙”，牙齿坏了掉了将影响咀嚼和消化，进而影响老年人的寿命，种牙将迎来长牛。三月份，我带家人去一家医院种牙，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医生告诉我他们这里80%的患者是香港老人，香港老龄化的红利外溢到深圳。最后值得关注的两个市场：一是跨国养老。日韩不少老人去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养老，中国东北老人去海南养老，未来也可能去东南亚，这部分主要是较高收入退休老人。二是老龄化时代的投资机会，日本、欧洲、美国在股票投资上的风险偏好差异很大，但无一例外地将保险（储蓄、养老和重疾）和养老金的配置比例提高到26-30%。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0)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结构性放缓，这不是周期性的...我们的经济正处于结构性放缓的压力之下，我将其归因于以下因素: 1、要素条件的恶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它将导致劳动力供需关系的转变。劳动年龄人口，即15-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减少约300万...这种趋势导致我国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优势，导致我国许多产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迁移。这种转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将近 10 年。 2、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 当要素条件变得不利时，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可能抵消这些不利变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遗憾的是，根据相关研究文献和我们自己的计算，我国要素配置效率的增长率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呈下降趋势。我们在研究“十三五”规划时计算了这些数字，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均呈下降趋势。应用简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估计表明，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即使没有先进的经济知识，也可以理解这一点。 3、中美关系紧张导致外部环境恶化。 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仅是我们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 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 4、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前景。在考虑了上述所有因素后，我估计未来十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4%至5%之间。这一潜在增长率比我们制定“十三五”规划时的估计低了近2%。我们当时估计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6%......这种结构性减速压力对国家规划和政策制定提出了重大挑战。如果你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领域，你会注意到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并没有设定年均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曾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后来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起参与过从“第八个五年”到“十三五”的许多五年计划，观察到这是第一次“五年计划”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反，它建议经济增长目标由年度计划确定。这种方法推翻了以前使用五年计划为年度计划提供基础和指导的计划逻辑。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疑这一变化反映了规划者在许多不确定性中设定明确的五年平均年增长目标时面临的困难明年（2024）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回到4%左右的潜在增长区间。徐林：历任国家发改委财政财政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
(1)我到了日韩，旅途中最大的收获，是我和一个日本学者的交流。 我们聊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特别像1990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后，戛然而止的状态：第一，房地产崩盘；第二，金融出现危险；第三，实业出现危机；第四，经济停滞不前。 所以，西方整个在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将走衰，很多国内的学者和企业家也持悲观态度。 但这个日本学者对我启发非常大。 他说，“我今年40岁，我出生的时候日本还在高潮期，随着我长大，感觉一年不如一年，陷入失落的30年。后来大学毕业后，看到中国正在日新月异的崛起，我选择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致力做中国的研究者。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中国不可能陷入停滞的30年。理由有三： 第一条，日本作为1亿多人口的岛国，只能靠出口。而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14亿人口，而且很多是中产阶级，中国靠内需拉动外需，内循环拉动外循环，就足以抵御全球几乎所有的打压和挑战。第二条，中国有全球最完整、最强大的工业产业链，任何国家，不跟中国合作都没法完成最终产品。第三条，中国政府有强大的调控能力，而中国人民又愿意在危急关头让渡部分个人权力来服从大局，这种调控能力足以支撑中国穿越周期。王志纲
(1)“工作不好找了、创业失败了、收入下降了、房子不好卖了、婚不结了、孩子也不生了……”等等，这就是后果。造成此后果根本原因是经济秩序混乱，而造成经济秩序混乱的结症是电商野蛮无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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