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场所，人们需要维护秩序和规则，以确保公共安全和保护公共资源。但同时，也需要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例如言论自由、行动自由等。
如何在自由和秩序之间取得平衡，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毕竟在公共场所，人们需要遵守各种规定和规章制度，以确保公共秩序和安全。但是，这些规定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自由，例如：不能随意摆摊、吸烟或携带宠物进入某些公共场所。在公共场所，个人的自由可能会与他人的权益发生冲突。又例如，有的孩子在公共场所嬉戏喧哗，可能会干扰到其他人的休息或工作。个人的自由可能会涉及到道德问题。再例如，有人可能会在公共场所乱扔垃圾或破坏公物，这可能会对公共环境造成危害......所以如何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便体现了每个地球公民的素质水平，您说是不是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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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 我认为，人文精神的精髓和本质就是以人为本，将人类的利益放在首位。人类有物质利益，也有精神需求，两者固然不能相互替代，也不能偏废，但对不同的人、不同的场合、不同的阶段，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对衣食不继的人来说，解决生存问题自然是当务之急。但即使对挣扎在饥饿线或死亡线上的人，也不能无视他们的精神需求和人格尊严。 以人为本的另一个原则，就是推己及人。自己是人，别人也是人。对自己讲人文精神，对别人也要讲人文精神。关心人，但不强加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未必就能施于人，还得看别人是否需要，是否愿意。 以人为本，看来十分简单明白，不过遇到实际问题时，一些人的想法和做法往往与这一原则相悖，包括一些自以为很有人文精神或很文明的人。
(0)为什么现在不讲文明，不讲道德的人越来越多，其实就是在这些势力所谓“务实”观念的影响之下，逐渐形成的。我们试想一下，在几十年前，有插队的么？即使有，也会被群众一齐指责，从而阻止这种行为；几十年前，有欠钱不还的么？即使自己无力还债，也会教育自己的妻子和子孙牢记这笔债务，一旦有了能力就会主动还债；几十年前，会出现一些有钱人仗势欺人的现象么？肯定没有，如果哪个人敢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定会被群众的道德力量所淹没。 而如今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有的人总是责怪别人没有文化，素质不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知识面更广了，受教育程度更高了，但是我们能说人们的素质上升了么？好像不是吧，在我看来，不仅没有上升，还严重下降了。现在社会上随意插队的人到处都是，还认为是自己得到了好处；欠债不还的老赖越来越多，这些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为自己能够早日转移自己的财产，成功逃避债务而暗自窃喜；而一些仗着自己有点钱，有点权欺负弱势群体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我相信大家从我们身边，从网络上，从新闻中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现象。那么两相对比一下，相对于几十年前，很多人的知识储备多了，文化水平是提高了，但是他们的素质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我相信大家都非常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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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道德溃败的政治与制度逻辑。既然市场经济并不必然导致道德溃败，甚至可能鼓励美德与品格，那么如何解释目前中国很多领域的道德溃败呢？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霍尔巴赫都认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状况、社会风尚和文明礼仪，很大程度上是由该国的政治状况、制度安排和政府行为塑造的。 美国学者科迪维拉的著作则干脆以《国家的性格：政治怎样制造和破坏繁荣、家庭和文明礼貌》为标题。这一理论视角值得借鉴。 首先，道德风尚会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响。如果非法市场行为不受惩戒，就是鼓励这种行为，结果会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其根源则在于法治的缺位。中国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治。从世界经验来看，没有哪一个法治缺位的国家能够塑造优良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和社会风尚。 因此，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导致道德溃败，而是不讲规则的市场经济、处处都讲“潜规则”的市场经济导致道德溃败。如果一个制售假药的企业可以逃避严厉的惩罚，企业主不会因此倾家荡产或面临牢狱之灾，甚至通过关系和贿赂还能继续经营，客观上就是树立了“坏孩子”的榜样。长期来看，哪里没有法治哪里就没有道德。 其次，道德风尚会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影响。政府管制过密，企业负担过重，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几乎注定会危及道德风尚。管制过密和税负过重，会诱使或迫使企业违规经营。一旦企业选择违规经营，就倾向于规避一切可能的监管，并与监管部门官员形成复杂的交易关系。这会严重地腐蚀政商关系。 政府支配资源过多，容易导致寻租泛滥。对那些通过贿赂就能获得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他们的主要经营策略就是寻租。“刘志军案”、“丁书苗案”都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企业主对公平竞争、提高质量、创新技术和改善效率通常并无多少兴趣，其经营关键就是“与政治联姻”。 如果这些做法大行其道，美德不仅无法获得竞争优势，甚至还难以立足。正如美国著名腐败研究学者艾克曼所说的，“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是基本的生存策略”。 再次，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本身就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在古老的帝国，君主所崇尚的往往是其臣民所崇尚的。如果君主喜欢歌功颂德和豪华排场，阿谀奉承和奢侈之风就会迅速流行。 在当代很多国家，官员行为和政府风尚仍然左右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在已经公开披露的动辄上万元、甚至数万元一桌的宴请中，都有政府官员的身影。 如果在官场——普通人眼中的“上流社会”，奢侈作风被认为是身份显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间社会塑造节俭与审慎的美德看来难度很大。如果奢侈意味着显赫，那么节俭就意味着卑微。目前奢侈之风日盛，无疑也受到了官场风尚的影响。 此外，如果政治权力能量巨大且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运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不是一种自由、平等和协商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上级更容易变得独断专行和高高在上，他们往往热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级更容易变得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他们往往热衷于博得上级的欢心。 这种官场风尚一旦形成，往往会快速传染。这与基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驰。官场风尚还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与企业、与社会打交道的方式，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尚。这是塑造道德风尚的另一种机制。文/包刚升
(0)复旦投毒案引发的争议：高学历的野蛮人。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下决心通过大学考试招生制度的改革来逐步扭转这一局面。然而，当下的社会舆论环境、公众对于教育公平的简单理解和忧虑以及缺乏信任度的社会文化心理，都进一步强化了教育过程中对“选拔进程的负责度与选择结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进而加大了改革所面临的阻力并可能削弱改革的效果。 此外，正如储蓄不能直接转化为投资一样，上学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接受到好的教育，学生所具有的扎实的基础知识如何转化为提供创新思想的源泉和支撑，也是中国教育界所面临的另一个严峻的挑战。 我们之所以送孩子上学，并不是因为孩子必须要上学，而是因为他（她）要为未来的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接受教育，是一个人为了实现人生目标而必须经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内容是：认识到你未来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来源：INSIGHT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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