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十年了，这十年走过了不平常的道路。大家知道2013年9月、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分别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合称“一带一路”。
十年以来共建“一带一路”拉动了近万亿投资规模，中国和151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12份合作协议，开启了3000多个重大合作项目，建成了一批“一带一路”上的样板间或者是示范项目。而这十年的路程走过来特别不容易，中国受到了很多对冲、抹黑、打压、围堵，由于是开创性事业，自身经验不足，也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未来十年会更加不容易，因为共建“一带一路”的特点太鲜明了，它形成的新格局、框架、态势，太令人感到意外了，其实既出乎世界所预料，也出乎中国自己的预料......
故而，《共绘网》建议“一带一路”的缔约国（成员国）成立联合宣讲团，到世界各地巡回演讲“一带一路”的故事，使其深入人心，体会实实在在的好处！对此，您是否支持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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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我们把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摆到突出的位置，体现了宽广的世界眼光和高超的战略思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外传播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力推动国际传播守正创新，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集群，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和舆论斗争，初步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新的形势、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尤其是美国等加紧对中国的遏制，歪曲和丑化中国的行为前所未有，中国亟须在国际形象上发力破局。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研究布局，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作者：陶文昭为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1)文脉之一的“达用”：中国式现代化是坚持走和平道路的现代化。 这做得到吗？当今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对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和平发展，忧心忡忡，耿耿于怀。气又气不过，打又打不动，于是就大搞“割袍断义”、叫嚣“脱钩断链”、构筑“小院高墙”、鼓吹“去风险”，对中国百般施压竭力遏制。这不能不令世界有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担忧。其实习近平总书记早在十年前就明确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中国行动的基因，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远的文化传承。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我们追求的不是中国独善其身的现代化，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实现现代化。世界现代化应该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互利合作的现代化、共同繁荣的现代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阐明，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奉行“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和对抗性零和博弈思维不同，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既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发展中国家持续而协调发展、势不可挡的现代化；又是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有助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化。和平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得通、行得稳，不仅因其符合实际，实事求是；也因其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深叶茂。中国式现代化向世界展现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深厚情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让世界人民感受到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前途所在。（作者叶小文为十三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1)从世界范围来看，现代化是一种世界潮流，其发展模式和路径也并非只有一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实现人全面现代化和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题中之义。自18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先行开启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体系，一方面创造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和经济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资本现代化的支配-从属关系，率先垄断了现代化的解释模式和定义模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3这也意味着，当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会被卷入其中并处于资本现代性的支配-从属关系格局中。鸦片战争以后，国门被打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被迫卷入由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体系中。面对文雅的落后被野蛮的先进所打败，在民族觉醒意识与现代发展意识的双重推动下，中国对现代化发展的最初诉求表现为谋求现代化的一般发展，即一方面在物质层面追求物质富足、科技进步、国家强大，另一方面在精神层面追求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契约法制，以期通过器物、制度、文化方面的现代化学习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自强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等现代化的尝试和探索，都以失败告终。实践表明，现代化作为各个国家和民族迈向现代文明的进步道路，虽然具有普遍趋势，但也并不是抽象的一般化发展，现代化发展是以具体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为前提的。在20世纪的世界和中国具体历史条件下，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社会革命最终将马克思主义的解放本质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实关联起来，从而使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切入了中国革命实际，契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开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定向。这也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性展开是以社会主义定向的全面发展为基本规定的，“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本身是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实践的实体性内容，其既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所规定，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积极开启提供着思想指引。安昊楠
(0)观察者网：您在书中也提到，中国拥有大概100万哲学社科工作者，但这部分力量并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目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中国声音依旧很微弱。其中有很多是体制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如何解决学者在国际发声时的后顾之忧？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近两三年来，为如何解决学者在国际发声中的体制性顾虑，我与同事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正如我在《思想坦克》一书中所说到的，任何改革与事业转型都需要有配套保障机制。 中国学者对外发声的不足，除了个人能力、激励制度等原因，也与配套保障机制的不足有很大关系。这主要分为几个方面。 出国制度。目前学者们出国并不容易，尤其是带一些头衔、有一定级别的知名学者出国，仍受到天数、次数的限制。公务护照的审批非常复杂，平时护照交到所在机构，一事一申请，申请往往需要数周，填表、报批程序繁琐，形式复杂，人还未出国，心就已经累了。比起欧美知名学者国际参会的频率，中国学者肯定要小得多。 财务制度。被委托出国宣讲，受到了各类严苛的财务制度限制，基本属于“义务劳动”。而且高校的院长、教授一般只能坐经济舱，但这些人员往往是宣讲的主力。去周边国家还好，到美国、拉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宣讲，往往就会让身体欠佳、年龄偏大的专家苦不堪言。陪同出访的副司局级别的官员可能坐商务舱，但需要上前台宣讲、辩论、对话的院长、知名教授却只坐经济舱。久而久之，大家心中颇有微词。 交流制度。通过国际会议方式，将外国知名专家、驻华使节请到所在机构来交流，是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影响国际社会的重要途径。但主办国际会议的审批、对外交流的管理制度都相当严格，动辄就会踩到外交红线。从“百万大军”日常顾虑看，能少碰外国人、外国使节、国际事务就少碰，能不举行国际会议就别举行。这样的顾虑，肯定无益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项目制度。笔者所接触的实际经验看，外事形势变化快，与外交相关的项目课题要求高，出访任务急、时间长，投入项目工作的时间、精力往往是相同类型其他研究项目的2-3倍，但项目的经费往往是其他部委的1/2、1/3甚至更少。知名学者专家一般都是碍于情面承接，但经常外包给学生、青年学者草拟，久而久之，课题项目质量不一定会足够好。此外，出国宣讲的辛劳，也高度考验学者的觉悟与奉献精神。 人才制度。欧美国家具有国际话语权的智库学者，一般都有在外事部门工作过的经历，且职位都不算低。这段履历使他们在发声中更富有技巧性，在交往中更老练，在声音传播上更权威。相比之下，频繁为中国外交发声的专家，多是老大使，口径与外交部差别不大；仅有学术履历的中国学者，显得不够权威，没有分量。在中国，既有足够外交履历，又在国际有自己的话语特点，且有影响力的智库人士实在太少了。由此看，建立中国特色的“旋转门”人才制度变得更加紧迫了。由此看，制度变革仍是非常重要。改革永远在路上，许多制度变革仍很艰难，仍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以及大刀阔斧的勇气。
(1)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自信是人民最大的底气”，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总是能适时地散发力量，团结一致，自强不息，一次次的涅槃重生。在新征程、新起点，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向世界展现深邃悠久、美美与共、与时俱进的“别样中国”，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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