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欧洲学者扬·奥伯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国会五年前曾通过一项法案，该法案涉及15亿美元的支出，目的是在五年内培训西方记者撰写有关中国的负面报道，由美国国家机构或媒体执行。
其中特别点名“一带一路”项目调查，2023年“美国之声”关于“一带一路”的报道93%都是负面的。政府伪造“债务陷阱”概念后包装成学术成果，再由美国国际媒体署下属的媒体和所谓研究机构配合炒作，同时用金钱收买相关国家记者发布负面报道。这样，一条炮制“债务陷阱”的造假链条就此产生，而这项法案与美国《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高度吻合。奥伯格指出：“如今，像我们这些到过中国的人或者生活在这里的西方人，看到了中国的复兴和广博，并能站在中国的立场去理解中国，就会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一些美国人则不同，他们迫切需要‘树敌’。”
奥伯格称，他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并没有看到对美国的威胁。他表示，中国也没有将军舰开到加利福尼亚或达佛罗里达的海岸外，反而是西方，用军舰“包围”了中国。对此，您觉得中国该如何回应（击）？是否能利用出国人员和外国留学生来讲好中国故事？为此，“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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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库的不足。在充分肯定中国智库建设取得的成绩与进步的同时，更要看到中国智库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中国智库的问题与不足首先还是在于，中国智库自身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长期大量的实践积累，自然无法达到很高的水平。具体来说，中国智库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智库研究的专门化、专业化水平不高。智库研究是一门专门化、专业化的科学，其主要领域在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战略与政策研究。既然是科学，就要有别于宣传和思想文化传播。但现在许多智库还不能区分科学与文化功能，许多智库的研究产出并非科学成果，而是流于一般化的思想文化传播与宣传。这样就降低了智库的科学功能。现在不少所谓智库粗制滥造廉价的宣传材料、阐释文章，不仅浪费了大量资源，还在国内外产生恶劣影响。 第二，智库研究的衡量和评价标准、机制有待建立和完善。高度、长度、深度是由“尺子”决定的。中国智库要进一步发展，向专门化、专业化发展，需要建立起一整套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应该说，有什么样的评价标准和机制，就会有什么样的智库研究。智库是有别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专门领域，不能用一般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机制衡量和评价智库及智库研究。况且，现在我国社会科学评价标准和机制本身就存在很大问题，造成了大量的学术资源浪费，形成严重“内卷”，影响了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 严格讲，我国尚无智库评价的专门标准和机制。由于没有行业标准，各种打着智库旗号的机构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智库成果产出更是缺乏客观公正和正确的评价。比如，每逢年底年初，一些所谓智库机构纷纷提出“年终报告”和“新年预测”。这些所谓的报告、预测，有头没尾，有些机构做出的预测，十有九错，谬以千里。这样的机构及所谓成果是害群之马，本应剔除。但由于没有或缺乏评价标准和机制，只能听任这类滥竽充数的机构和所谓成果败坏中国智库的声誉，降低中国智库的水准。未来中国智库的发展和水平的提升，主要取决于智库评价的标准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当务之急是在多年来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智库评价的标准和机制。这是中国智库发展的关键所在。（作者房宁，为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
(0)抹黑中国经济 是美西方的应激反应.谈及近两年来西方国家此起彼伏唱衰中国经济的论调，伊朗—中国工商会会长马吉德雷扎·哈里里表示，如今，许多国际学者和活动家都清楚地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健势头遭到一些西方大国别有用心的抹黑。然而，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的贡献与日俱增，这一点有目共睹。“媒体、简报、公告等是西方制造舆论攻势与虚假新闻的重要工具之一，所以我个人不愿相信、也不会重视西方所谓‘知名媒体’对中国经济前景的片面认知与刻板偏见。”哈里里说。白乐 中国社会科学报
(0)“理性人”博弈。 所谓博弈便是两个理性人之间的博弈。博弈的主体是理性人。很显然，在和美国博弈时，我们首先必须是理性人。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理性人”依然是一个问题。尽管研究美国的人很多，但很少看到基于理性的研究。尽管在中美关系中并不存在学界所说的“中立”，但“客观”则完全是可以实现的。经验地看，“客观”是短缺的。我们对美国的研究大多停留在情绪状态，或者态度状态。 概括地说，我们对美有四种态度或者四种“极端”认知。第一个极端是轻视美国，或者“轻美派”，即认为美国仅仅是“纸老虎”，做什么都是吓唬人的，根本就不用怕；第二个极端是恐惧美国，或者“恐美派”，对美国恐惧得不得了，中美之间一旦发生些什么，就和生死存亡联系在一起；第三个极端是“亲美派”，美国做什么都对，我们做什么都不对，中美关系搞不好，应该是我们需要反思；第四个极端是仇视美国，或者“仇美派”，无论美国做什么都是和我们作对。 当然，人们还可以细分出其他态度。但这并不重要。这里的重点是，只要我们还停留在情绪或者态度的阶段，我们就不可能和美国进行理性博弈。道理很简单，博弈是“理性人”之间的博弈，不是“情绪人”之间的博弈。情绪是我们最大的短板。在以往和美国的交往中，我们一直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因为美国人知道我们的情绪，利用我们的情绪把中美关系引导到美国人想要的方向。这种博弈非常不公平，也很危险，迫切需要改变。郑永年
(1)漂亮国圈养了一批所谓的“民国大师”，开始清一色地否认传统文化。他们毕生致力的研究课题，不是夏朝不存在，就是老子是虚构的人物；要么推动个废除汉字的运动，要么就鼓捣个“废中医法案”…… 其中最凶险的一次就是这个“废中医法案”，如果不是当时有志之士组织了个中西医擂台赛，就像这两次疫情一样（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个法案可就真的生效了。中医是传统文化最接地气的代表，一旦中医被灭，传统文化将不复存在，中华离灭国也就不远了。 这样的日子，中华民族一过就是120多年。这种“天时”的不利，在对方打着科学、民主的旗号，有着巨大发展差距的情况下，即使是伟人在世，也无法与之抗衡。在撤换卫生部长仍然无效之后，伟人无奈派了60万赤脚医生到农村，算是为中医保留了一批种子......布易班
(0)看一个社会好坏，最简便的判断就是看文人为谁说话。主流以家国情怀为重，即便有点小资情调，也无伤大雅。主流若整体堕落唯利是图，即便有几个屈原，最终也是死路一条。文人高尚，社会无论怎么堕落都有救，文人无耻，社会或许会有短暂荣光，终究会跌入深渊。东方必胜
(1)争利于市。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个新生事物。传统上，从理论上说，知识分子和商业是远离的。从认同上说，知识分子显得清高，不能轻易谈钱的问题；从制度层面来说，“士、农、工、商”的社会安排把知识分子和商隔离开来。当然，在实际层面，两者也经常走在一起的。不过，现在情形则不同了。知识分子其利益为本、以钱为本，公然地和企业走在一起，各个产业都“圈养”着一批为自己说话、做广告的知识分子。 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房地产业。中国的房地产能够走到今天那么荒唐的地步，不仅仅关乎房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关乎于这个产业“圈养”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在每一步论证着政府房地产市场政策的正确性，推波助澜，而非纠正错误。 作者：郑永年
(0)有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而要说国人讨论热情最高的话题，则非“国际政治”莫属。 从安倍遇刺到俄乌战争，从“突围论”到“大棋论”，再到“文明的冲突”、“大国争霸”，国际政治不仅成为茶余饭后最大的谈资，其激烈程度也到了割席断交，乃至拳脚交加的地步。 然而，大多数人对国际政治的认知，仍然停留在“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层次。 身边的政治争论也充斥着“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等传统权斗思维，与现代政治文明理念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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