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多年来一直占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位,去年,我国刚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国人收入水平逐年提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存在着划分低产阶级、中产阶级与高产阶级的标准。据了解,目前我国中产家庭仅3320万户,约2亿左右的物质中产群体(阶级)。
这3320万户中产阶级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但令人担忧的是,当今社会极度缺乏文化中产。文化中产,是指那些在社会中,不仅物质生活得到改善,而且在精神和道德上也得到提升的人。他们被称为“仰望星空”的人,是社会需要的人。文化中产应该具有理性精神、创新精神和责任担当。然而,目前中国的商界、学界和公务员系统这三大中产群体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堕落,思想贫乏。社会上也有一些人,他们只看重物质利益,忽视社会责任和道德约束以及精神文化方面的高品质追求,这样的人,无论多么富有,都不能被称为文化中产。因此,我们需要不断改变,以培养更多的文化中产与社会公共知识分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清醒吧,中国人。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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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问题还需要从精神层面来看。究其本质,这是一个无望的社会,多数人活在一种浮躁中,被各种表面的光鲜刺激着感官,由于无法深度思考,所以无力构建坚定的内在世界,只能由外界来塑造自己的生活。
有人说,现代社会是一个“谈资比名牌包更奢侈的社会”,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再是物质条件,比如背什么包,而是内在的精神世界,比如认知、谈吐、见识。 事实上,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最能看出一个人品味和修养的,不是知识,而是审美——也就是艺术修养。 甚至可以这样说:审美的差异,比贫富差距还要大,比知识差距更令人绝望。财富如同潮水,可以借助天时;求知如同采矿,可以花费苦功。唯有审美能力,一旦获得就可以终生受益,却无法通过吃苦耐劳来提升。 所以木心先生说:没有审美力是绝症,知识也救不了。 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美育能否代替宗教很难说,但可以看出美育在社会生活中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审美能力决定了生活品质;艺术修养能熏陶气质,使人独特;懂得审美,就会有不一样的眼界;审美对个人和社会都至关重要,缺乏审美的人就会生活邋遢,缺乏审美的社会就会各种脏乱差。
西方人与中国人本具有不同的思维模式,今人想方设法把自个变为西方人的思维模式,这条路注定不会成功。原因是任何文明的中的人们其思维都是历经几千年塑造而成。 现代中国人处于中国思维与西方思维中间地带,又不是传统的中国人,也不是正统的西方人。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如同失去了家园的流浪者一般,没有可以安放之处。一面是看上去繁荣的现代社会,一面是枯竭的精神世界。今人对于物质的追求已远越对精神的追求,可以预见,如此这般发展下去,中国人的精神必将陷入虚无。复心同然
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是推动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不仅是物质富足的现代化,也是精神富有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一般来说,现代化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但现代化并不是经济、政治或文化某一领域的单一变革,而是全面的社会变革。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因此,现代化进程不仅改变着人们的物质生活,也改变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所以,现代化进程本身包含着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改变,一方面,现代化的工业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创造了物质财富的丰裕和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现代生产也创造出新的交往方式,生产着新的现代精神需要,现代发展精神不仅深深渗入到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也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化可以看做是代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的一种‘文明的形式’”,甚至“主要是一种心理态度、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改变过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物质世界上的现代生产,也表现为精神世界上的现代化追求。但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现代化一般原则的简单搬用,不是单纯强调现代化工业生产的工具理性精神,甚至是以“可计算性”来审视世界,而是强调社会主义定向下的全面发展,即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促进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安昊楠
中国精神作为根植于中华文化的精髓和中华文明活的灵魂,其生成进化大致经历了先秦之前的奠基期、秦之后的进化期和近代的觉醒期等三个大的时期,其曲折运演的进程反映了基于中国具体历史条件的历史逻辑。与西方不同,中国精神的变化发展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基础上,又表现出了特殊的内生逻辑,它通过不同文化派别的相互涵融、吸纳而不是相互斗争、对立而获得自身的发展,在近代的变革中经历的是先器物后制度再到精神的“三段论”,这一自我反思和自我觉醒是在严峻的外部挑战情势下所作出的一种自觉回应。在当代,中国精神以新的形式再次重演了辩证的“三段论”,通过外在的自然物质形式、社会的制度客体形式到达精神的自我回归和觉醒,这是精神运演不可规避的时代逻辑。深入地认识和研究中国精神的本质规律,把握其生成发展的历史逻辑、内生逻辑和时代逻辑,自觉地做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最坚定的弘扬者和践行者,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应当积极肩负起的历史使命和文化使命。左亚文,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在世界历史的发展阶段中究竟占据什么样的位置,不在于这个民族外在成就的高低,而在于这个民族所体现出的精神,要看该民族体现了何种阶段的世界精神。 “共绘网人”坚定不移地践行着独善其身,又兼济天下的使命。
从价值观念上说,经过20世纪国内的剧烈变革,特别是经过后期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价值观念已经冲击殆尽;而近年来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又受到政治与商业利益的双重影响,不仅没有起到创新的作用,反而导致了不少糟粕的沉渣泛起。对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本来就因解释的多变而无法确立,又因“文革”的终结和改革开放而发生根本性的动摇。而西方的价值观念虽然早已在中国传播,并随着开放而长驱直入,但影响毕竟有限。加上西方价值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一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所以即使在中国比较西化的人群中,这种价值观念也往往是实用的、不完整的。今天的中国很难说有哪一种思想或价值观念已经取得了真正主导的地位,从而成为新的精神文明的规范。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有了足够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人,即使他们非常愿意丰富精神生活,也会不知所从,甚至南辕北辙。 另一方面,中国远没有建立起与物质文明的进步相适应的法律和制度,并不足以引导或强制富人将财富投入文化事业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即使是拟议中的遗产税开征,具体的措施还是很不够的。相反,由于近年来官员中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以及由此而在社会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正将社会风气引向反面,并且为民间的富人树立了恶例。由于富人的社会地位和炫耀作用,他们的行为自然而然地为相当大一部分人所仿效。总之,衣食足只是提供了知荣辱的物质条件,是否能真知荣辱,至少还要有上面这两方面的条件。原载《葛剑雄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