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有风险，这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观点。然而，尽管股市存在风险，但仍然有人前赴后继地去往股市，好比中国，其恐怕是世界上股民人数最多的国家。但风险与收益往往是并存的。在合理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投资者有机会在股市中获得较高的收益.....
而在资本市场上，有些公司却为了圈钱欺诈上市，他们通过不诚实或不合法的手段获得投资者（实际上长年操盘的中国股民大部分是中产阶级）的资金，这不仅损害了投资者(股民)的利益，也破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透明度。这种行为会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对资本市场产生不信任感，从而影响整个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再就是某些上市公司上市后不努力经营和分红，意味着公司没有将投资者的资金用于有效的业务扩张或提高盈利能力，而是想办法融券套现，亦或将资金用于其他非生产性用途，甚至用于个人消费或非法活动等。这些种种行为不仅会导致公司业绩不佳，还可能引发更多的法律问题和道德风险，甚至退市。最终演变成社会上所说的“六化”：注册外国化（动机不纯）、资产私有化（掏空公司）、负债公司化（银行背债）、风险社会化（股民接盘）、子女欧美化（铺好后路）和爱国淡漠（淡薄）化（资金外流）……
当这样的公司无法为投资者带来合理的回报时，投资者可能会遭受损失（深陷其中套牢），而公司的管理层或相关利益方却可能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利益。这种利益的不平等分配会加剧贫富差距，即中产群体----股民的资本向少数人----上市公司的高管集中，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对此，您怎么看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一共有人参与 条评论
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是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主题，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内在要求。当前我国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距离高质量发展还有不少差距。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以金融自身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者：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 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
(1)支持领导严查造假上市公司，严惩不贷。普华永道表达的词语就是在回避自身的不端行为回避曾经的犯罪。 这么看，以前上市的企业有好多烂得都难以想象......建议倒查十年
(0)金融创新导致政府难以及时监管。等到风险集中爆发时，政府为了防止危机进一步扩大，往往只能选择为经营困难的金融机构提供救济。20世纪2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的创新绕过金融监管，成为大萧条的导火索，政府救助不及时使得危机规模空前；20世纪60-70年代，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创新绕过金融监管，不断爆发的金融危机迫使政府持续救助，成为滞胀危机的根源之一；2008年危机爆发后，美欧各国对金融机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救助计划。面对越来越复杂的金融创新，各国央行能够成功执行的只有最后贷款人职能，监管职能趋于失效。 大规模救助虽然可以避免危机进一步恶化，但是要看到这种措施实际上是用全体人民的财富为少数金融家兜底，这是一种极不公平的财富转移，会严重降低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危害党的执政根基。2008年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为大而不能倒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提供了巨额救济，结果大量美国普通群众因不满而发起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更为关键的是，政府救助反而会坚定投机者的信心，事实上是对过度投机行为的保护和鼓励，结果就是陷入“金融投机-政府救助-更猖狂的金融投机-更大规模的政府救助”的恶性循环，危机的根源并未消除，泡沫越来越大。这正是2008年后世界经济陷入长期停滞的原因。田磊 昆仑策研究院
(0)我国调节消费与投资的市场力量不足。 对任何一个经济来说，国民总收入中有多少应该变成消费，有多少应该变成投资，应该取决于投资回报率的高低。换句话说，消费与投资占GDP的比重分别应该是多少，由投资回报率这个价格指挥棒来调节。当投资回报率高的时候，经济就应该多投资、少消费；而投资回报率低的时候，经济就应该少投资、多消费。有这样的市场机制调节，才能保证经济中的投资和消费占经济的比重持续处在最优的水平。 我们都知道，消费主要是由居民部门做出，投资主要是由企业部门做出。在国民经济初次收入分配中，居民所获得工资收入和企业所获得的资本回报占经济的比重大致恒定，不会因为资本回报率的变化而有太大变化。因此，资本回报率对消费和投资的调节作用只能通过二次收入分配，尤其是二次收入分配中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分红来实现。 当投资回报率比较高的时候，企业部门应当少向居民部门分红，从而将更多企业部门初次分配得到的收入变成投资。反过来，当投资回报率比较低的时候，企业部门就应该向居民部门多分红，从而让更多收入从企业部门流向居民部门，从而让投资规模下降，居民部门的收入和消费上升。可以说，投资回报率对消费和投资规模的市场化调节，正是通过企业向居民分红规模跟随投资回报率的变化而变化来实现的。离开了这种市场调节机制，经济中消费与投资的占比就会偏离最优水平。 以上这种市场调节机制要发生作用，前提条件是企业股权大部分被居民部门持有，居民部门因而对企业分红决策有话语权，可以在需要企业分红的时候要求企业向自己分红。而前面讨论我国高储蓄问题时，我们其实已经分析清楚了，我国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之间的割裂，让这种市场调节机制很难发挥作用。 来自我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过去20多年，尽管我国企业利润占GDP比重一直在20%左右波动，但我国居民部门获得的企业分红（包括国企和民企的分红）却一直不超过我国GDP的0.5%，微乎其微。 所以，尽管现在我国已经投资过剩，投资回报率偏低，按理说我国应该减少投资、增加消费了，但因为在现实中企业向居民部门的分红渠道不畅，从企业部门向居民部门的收入转移受阻，所以企业部门初次分配所获得的收入继续大量留在企业部门，刚性变成企业储蓄和投资。这样一来，我国投资规模就因不受投资回报率的调节，而长期处在过高的位置。这是我国储蓄过剩、投资过剩产生的主要原因。 当然，微观经济主体（哪怕是国有企业）多少也会在乎自身的投资回报率高低。在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时候，微观企业的投资意愿还是会有所降低。只不过，企业部门作为一个整体，由于无法有效通过分红渠道将其收入转移给消费者，所以只能将其储蓄的大部分继续握在手里。企业投资意愿低迷，再加上企业储蓄难以向居民部门流动的状况，就会在经济中带来投资规模小于储蓄规模的倾向，从而让储蓄过剩演变成为内需不足。 徐高经济观察
(1)
手机扫描二维码访问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