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阶级斗争”使中国衰退了十年，经济跟不上发达国家不说，还被内部斗争搞得支离破碎，举国之内一片衰退迹象，庆幸的是，改革开放政策及时挽救了落后的中国。
基于当时的国情，以周恩来为首的国家领导人致力于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率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第一个向全国发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召”。的确，经济是基础，其他都是上层基础，如果经济基础不稳，新中国的政治、军事、文化都立不住。从此之后，中国从上到下都开始进行经济建设方面的探索......
当中国逐渐自立自强后，更意识到一个大国的发展必敞开国门，融入世界潮流，于是在经历了十年“文革”浩劫后，提出了改革开放等重大国策。而改革开放以来仍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经济为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市场红利。与此同时，党领导中国人民唱响“春天的故事”，推动着我国经济社会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创造了经济长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当今中国，以大国相称，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值得宗教国家借鉴，将时间（转化）用在发展经济上，其目的是提高全员劳动生产力，而不是将时间花在无谓的宗教活动上……对此，您认为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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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作为根本性物质力量，是决定历史发展长程的核心因素。 在社会发展的各具体历史时期，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以及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有时表现得十分直接和显著，且关系清晰、易于理解；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往往表现得比较间接和迂回，关系复杂、较难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曲折过程，可能表现为生产关系变革及上层建筑革命，“辩证”地成为一定时期发挥决定性历史作用的关键力量。也就是说，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可能直接影响重大历史事件和国家发展局面，而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却可能并非显而易见。此时，究竟成为决定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核心因素为何，则可能极为难以判断，往往形成对国家发展方略的不同认知和政策主张，导致所谓“政治路线斗争”。 人类历史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坚信和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仅在基础理论上信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真理性，而且在国家方略思维乃至政策选择上，有效体现生产力第一性原理，这是一个十分复杂和困难的实践问题。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这一原理在具体实践中的把握多有“争论”，甚至多次发生过违背生产力第一性原理而出现“大折腾”的情况。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一次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即摒弃各种妨碍生产力发展的论调和政策主张，而坚持生产力第一性原理，并且充分地体现在国家发展方略中，即使发生不测事件，也绝不动摇、义无反顾。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就国家发展方略而论，中国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就是坚持生产力第一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而取得的，并且体现为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在逻辑一致性。 历史证明，国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践及其经验总结和理论提炼，才是最具真理性的国家方略取向，并据此确立了生产力第一 性的政治原则。 生产力第一性原理基于对生产力性质的深刻理解，即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力量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积极、最革命的因素，具有“元初”性特质。中国作为由唯物史观指引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方略“初心”萌生于生产力的元初本性。生产力之于人类发展，如同生命细胞之于生命体繁衍，也如同商品二重性之于市场经济发展，以其朴素的元初基因，孕育着成长的无限张力。人类社会在演化过程中，生产力具有吸纳新生因素的包容之力，可以聚集鲜活的科技之力。人类在发展历程中，特别是自 １８ 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力的活跃、积极、革命秉性，集中体现于科技之力的深度融入，彰显“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特征，进而使生产力的新质态充分呈现新兴科技的强大创造力，彻底改观了人类发展的“生产力－新科技”交融态势。金碚
(1)世界的分裂，其实是由宗教造成的。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的教义是重叠的。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只有理念世界是完美的。基督教教义则认为，地上世界是罪恶的，世俗生活是不值得过的。 于是，西方世界始终是二元对立的：希伯来-希腊、信仰-理性、神学-哲学、神圣-世俗、超验-先验、现象-本质、身体-灵魂、心-物，等等。最终，这种二元对立被政治权力所利用，政治越来越成为宗教般的存在，并且导致了各种人类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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