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们不愿承认，但事实如此，在受到疫情、金融危机、政治困局等多种因素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疲软期，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话题也甚嚣尘上。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通俗来说，就是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而且进入这个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
虽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也存在减速：一是各种红利的消失，如人口红利、转型红利等；二是产业结构从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第二产业向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第三产业转移；第三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生产要素报酬率的下降；第四是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同时，自由职业（含直播带货等）、慢就业和“炒卖”者（中间商）逐渐增多，一些人或家庭（家族）有了一定的积蓄，就容易躺平，工作动力明显不足（俗称啃老族）。加上老龄化日益严重，使得中国似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脱实向虚使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对此，您怎么看待呢？“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有一份光，发一份热。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尽自己的一份力、发出自己的一点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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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发经济领域。银发经济是经济减速、老龄化时代“唯二”比较确定的大机会。 我们需要理解银发经济的规律和老年人消费的特征。通常，当一个经济体步入老龄化、深度老龄化阶段，政府财政支出逐渐转向家庭福利，尤其是养老金。换言之，大量的税收和政府债务融资转移到退休老人手上。退休老人的消费能力、预期和偏好，对经济增长和结构性机会影响很大。 泡沫危机后，日本老龄化和大衰退，这两个周期是叠加在一起的。二者可能相互影响，老龄化可能加速了大衰退，大衰退可能加剧了少子化和养老压力。实际上，泡沫危机爆发后的1993年，日本政府大幅度扩张基建投资，试图拉动总需求，填补房地产投资下降的空缺，从而抑制经济增速下滑。但此举效果不大。随着老龄化加速，养老金支出和利息支出规模越来越大，日本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的财政转移到社会保障上。 政府对养老金的投资力度基本上决定了老年人的消费能力。我们看一个关键指标，叫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指的是养老金占工资的百分比，假如一个人退休前的工资是10000，退休后的养老金是6000，那么养老金替代率就是60%。它能够衡量老人退休后的生活水平落差。世界银行组织建议，要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不下降，养老替代率需不低于70%。 目前，日本养老金替代率大概是61%，稍微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58%，低于美国的81%和北欧国家的普遍水平。日本一对退休夫妇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大约是其退休前工资收入的六成，与年轻工薪夫妇的月工资收入差不多。所以，尽管日本政府负债累累，但日本老年人有消费能力的。 在同等收入的情况下，老年家庭的消费预期低于年轻家庭，原因是复杂的。或许跟生命周期有关系，老年人消费活力与兴趣下降；或许跟信贷市场有关系，年轻家庭更敢借贷消费。 最后，老年人的消费偏好定然有差异，更多转向跟健康相关的产品和服务，医疗器械、生物制造、老年人食品、养老服务、陪伴型机器人等等。比如，日本的GROOVE X株式会社是做陪伴型机器人的，明治是一家大型的食品公司，开发了不少适合老年人身体的食品。 如今，日本的银发经济非常成熟，国内不少大健康类企业也去日本考察大健康和老龄化市场，学习日本企业如何做好大健康。不过，我们也需要了解中国的老龄化趋势和银发经济特征。首先，当前中国生育率比日本还低，少子化正在加速，中国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的速度比日本还快，这是一个确定的事件。 其次，中国老年人的养老金处于什么水平？目前，中国养老金替代率大概是41%，国际劳工组织建议养老金替代率最低标准为55%。另外，中国养老金存在“三轨制”，农村老人每月领取两三百元，职工平均养老金是农民养老金的17倍，体制内平均养老金是农民养老金的20多倍。最后，中国普通家庭的老年人消费预期更加保守，更倾向于储蓄，将仅有不多的养老金留给另一半、下一代、孙一辈。 所以，养老金替代率低、养老金不足、“三轨制”，是中国银发经济的需求特征。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银发市场是一个不均衡的市场，存在结构性的机会，主要购买力来自体制内退休人群。回归到具体市场上，受传统文化和购买力的约束，养老院服务是一个不好做的市场，轻型社区养老也是叫好不叫座。老年人健康食品、生物制药、医疗器械大有可为，可穿戴的医疗仪器和提前干预医疗机会很大。比如种牙市场，所谓“老掉牙”，牙齿坏了掉了将影响咀嚼和消化，进而影响老年人的寿命，种牙将迎来长牛。三月份，我带家人去一家医院种牙，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医生告诉我他们这里80%的患者是香港老人，香港老龄化的红利外溢到深圳。最后值得关注的两个市场：一是跨国养老。日韩不少老人去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养老，中国东北老人去海南养老，未来也可能去东南亚，这部分主要是较高收入退休老人。二是老龄化时代的投资机会，日本、欧洲、美国在股票投资上的风险偏好差异很大，但无一例外地将保险（储蓄、养老和重疾）和养老金的配置比例提高到26-30%。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长
(0)我认为中国经济目前正在经历结构性放缓，这不是周期性的...我们的经济正处于结构性放缓的压力之下，我将其归因于以下因素: 1、要素条件的恶化。 最明显的变化是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不断提高。它将导致劳动力供需关系的转变。劳动年龄人口，即15-60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在过去十年中，平均每年减少约300万...这种趋势导致我国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失去优势，导致我国许多产业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周边国家和地区迁移。这种转变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将近 10 年。 2、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 当要素条件变得不利时，要素配置效率的提高有可能抵消这些不利变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遗憾的是，根据相关研究文献和我们自己的计算，我国要素配置效率的增长率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呈下降趋势。我们在研究“十三五”规划时计算了这些数字，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均呈下降趋势。应用简单的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估计表明，经济增长率也会下降。即使没有先进的经济知识，也可以理解这一点。 3、中美关系紧张导致外部环境恶化。 由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不仅是我们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主要来源 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机遇与挑战并存...... 4、未来十年经济增长前景。在考虑了上述所有因素后，我估计未来十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在4%至5%之间。这一潜在增长率比我们制定“十三五”规划时的估计低了近2%。我们当时估计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约为6%......这种结构性减速压力对国家规划和政策制定提出了重大挑战。如果你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领域，你会注意到中国的“十四五”规划并没有设定年均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曾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后来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起参与过从“第八个五年”到“十三五”的许多五年计划，观察到这是第一次“五年计划”没有提出具体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反，它建议经济增长目标由年度计划确定。这种方法推翻了以前使用五年计划为年度计划提供基础和指导的计划逻辑。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疑这一变化反映了规划者在许多不确定性中设定明确的五年平均年增长目标时面临的困难明年（2024）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回到4%左右的潜在增长区间。徐林：历任国家发改委财政财政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
(1)我到了日韩，旅途中最大的收获，是我和一个日本学者的交流。 我们聊到，今天中国出现的很多问题特别像1990年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后，戛然而止的状态：第一，房地产崩盘；第二，金融出现危险；第三，实业出现危机；第四，经济停滞不前。 所以，西方整个在唱衰中国，认为中国将走衰，很多国内的学者和企业家也持悲观态度。 但这个日本学者对我启发非常大。 他说，“我今年40岁，我出生的时候日本还在高潮期，随着我长大，感觉一年不如一年，陷入失落的30年。后来大学毕业后，看到中国正在日新月异的崛起，我选择把中国作为重要的研究对象，致力做中国的研究者。根据我的观察，我认为中国不可能陷入停滞的30年。理由有三： 第一条，日本作为1亿多人口的岛国，只能靠出口。而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14亿人口，而且很多是中产阶级，中国靠内需拉动外需，内循环拉动外循环，就足以抵御全球几乎所有的打压和挑战。第二条，中国有全球最完整、最强大的工业产业链，任何国家，不跟中国合作都没法完成最终产品。第三条，中国政府有强大的调控能力，而中国人民又愿意在危急关头让渡部分个人权力来服从大局，这种调控能力足以支撑中国穿越周期。王志纲
(1)国内：过去几十年里，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其他处于类似发展水平的国家。自 2000 年以来， 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超过了 8%，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极端贫困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随着贸易开放和市场化改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若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则已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然而，中国在实现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的同时，失衡也在不断扩大，脆弱性日益上升。私人消费低迷导致的过高家庭储蓄为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提供了资金，而后者的回报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下降。它们还加剧了内部失衡，包括开发商、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杠杆率上升。在生产率增速放缓和老龄化加快的背景下，这些较大的失衡和趋弱的增长前景相互叠加，放大了脆弱性，使中国经济面临重大的下行风险。
(0)日本在老龄化的过程中，没有产生任何有影响的经济学成果，因为日本人不善于提出理论。较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多在美国，而且他们研究的也都是非常技术性的问题，其实就是数学。这和他们的学术传统有关，注重描述问题，而不是提出理论。我认为我们不能停留在日本那个层面。中国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已经接近中度老龄化阶段。老龄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还会带来什么影响？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将未富先老，研究中国的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世界意义。我们国家自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我们的经济增长直到2012年都没有减速，而后面的减速可能是由其他因素造成的——主要是结构调整和资本积累的边际回报率下降造成的。这里，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第一个是储蓄率问题。中国老龄化后，储蓄率没有很快降下来，2010年达到顶峰。自21世纪初以来，20世纪四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开始进入老年，但我们这些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进入壮年，储蓄率达到最高。这可能是维持中国高储蓄率的一个原因。另外，中国还处在上升期，也会推高储蓄率。 第二个是教育的作用问题。教育质量越来越高，教育回报率也越来越高，这可以很好地弥补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损失。第三个是消费问题。在日本，老龄化的一大影响是消费严重不足，因为老年人的消费很少。日本央行为了刺激消费和投资，把利率压低到负数，也就是说，你到银行去存钱，非但不能得到利息，还要给银行钱。可是老年人非但没有减少储蓄，反而增加了储蓄，因为利息没有了，他们未来的收入就会降低，所以他们需要存入更多的钱，以备未来之需。而中国，未来还有至少1.5亿人要进城，会带动消费。（作者姚洋，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0)过度信任虚拟世界会导致社会的失衡。全民直播的热潮使人们迷失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炒作和造假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对快速成功的不切实际幻想。虽然短时间内可能会获得一些虚拟的名声和财富，但随之而来的是实体经济的衰退和人们对于真实的远离。 警钟已经敲响，我们不能再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幻想。国家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奉献和实干精神，用理性和务实的态度来面对现实。不能再片面追求迅速致富的想法，而是要扎实努力地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面对灾难和战争的时候保持坚强和稳定。 同时，政府也需要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与投入。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和措施，引导和激励企业家创新创业，促进实业发展。为了纠正畸形经济，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优化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力政策、改善外部经济环境等。同时，加强自主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也是解决畸形经济问题的关键。只有政府与民众共同努力，实现实体经济的回归，才能走出畸形经济的困境。 当然，具体的经济情况会因国家、地区、时期等因素而异，因此解决畸形经济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制定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总之，畸形经济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哀痛。只有通过实干精神和对理性的回归，才能实现国家的真正繁荣。虚幻的快速致富只是一时的胜利，而实体经济才是国家持续发展的基石。让我们远离虚假的浮华，投身于踏实的实干中。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走向辉煌的未来。寰球财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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